7月5日的希腊公投将希腊和欧元区引上了一条充满未知的叵测之路。

    这是一次令人觉得奇怪、甚至有些荒唐的公投。在前一个周末希腊政府与欧盟执委会、欧洲央行和IMF的磋商破裂后，希腊执政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政府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宣布将在7月5日举行全民公投，只给了民众8天考虑时间。而在这次围绕国际债权人向希腊提出的救助条款的投票中，反对者以超过61%的压倒性优势获胜，显示了紧缩政策在这个国家是多么的不得人心。

    此前的大多数民调显示反对者与支持者势均力敌，开票结果则表明，希腊人民决心孤注一掷。

但这种赌气很可能使这个国家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

一．

    对年轻的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来说，这是一次押上了自己全部政治前途的赌博，如果希腊民众投票支持债权人方案的话，等待他的就将是下台的命运。

    在公投开始的前一刻，他还再度强烈指责欧洲伙伴国通过发出最后通牒来“要挟”希腊。“周日投票决定的不是希腊的欧元区成员国地位，而是决定欧洲伙伴国的要挟是否会迫使我们继续执行债权人自己都承认是死胡同的政策……我们将投票决定我们是否愿意看到希腊经济逐步走向死亡。”

    直到现在，齐普拉斯依然认为自己握有很强的讨价还价力量。无论在公投之前还是公投之后，一再鼓动选民勇敢地对债权人说“不”的他都坚称，这种来自民众的呼声将会坚定他与债权人谈判的信心，增加希腊的谈判筹码，并藉此帮助希腊留在欧元区，达成对希腊更有利的救助协议。

    为此，公投结束后的第二天，口无遮拦的希腊财政部长亚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即在他的要求下辞职。这位博弈论专家曾是齐普拉斯最得力的助手，但他的粗暴风格激怒了欧元区同僚。他曾指责债权人的行为是“恐怖主义”，还向希腊民众承诺，如果他们投反对票，欧洲债权人将不得不立刻给予希腊更有利的条款，包括大规模债务减免和减少紧缩。

    瓦鲁法基斯的继任者是曾就读于牛津大学的马克思主义者欧几里德•察卡洛托斯(Euclid Tsakalotos)，他被认为比强硬执拗的瓦鲁法基斯更为灵活务实。据说，他在周三凌晨已经向欧元区当局递交新的第三轮纾困提案。齐普拉斯大概觉得，瓦鲁法基斯的离开会让希腊在与债权人打交道时更容易一些，这也表明了他对最终达成妥协仍怀有憧憬。

    欧洲领导人之前一再警告希腊民众要三思投反对票的代价，在他们看来，这次公投决定的不只是希腊接不接受新的改革换贷款协议，而是它否能够继续留在欧元区。但在齐普拉斯看来，债权人的屈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们决心保持欧元区的完整，不然的话整个欧元区将会面临更待的灾难。

    然而，这很可能是可怕的误判。

    齐普拉斯一直自豪地宣称，自己是希腊人民通过民主程序授权的代言人，他的使命是终结欧洲大国强加于希腊的“屈辱”，为这个主权国家赢回“尊严”。但不管他对“屈辱”和“尊严”的理解究竟是否正确，他或许忘记了一个事实：那些欧洲北方国家的领导人也是各自国家选民的代言人，后者没有授权过默克尔们拿自己的钱去无条件地资助希腊。他们对“尊严”这个词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并且坚信欧元这种货币体系必须有严肃的纪律。

    而且，按照欧元区的制度安排，19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否决权，他们大多赞同对希腊采取强硬态度。希腊公投结果揭晓后，荷兰首相马克·吕特(Mark Rutte)在荷兰议会发言称，希腊仍想留在欧元区，就必须接受深入改革。如果希腊政府觉得有了公投结果的支持，就更有底气到布鲁塞尔来要求修改条件，而他们又拒绝改革，“那么我认为一切就都结束了”。

德国是希腊最大的债权人，也是欧盟最大的经济体，它的态度至关重要。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总理一直表示希望希腊留在欧元区，但德国国内的民意正在变得迅速失去耐心。就连一向并不支持紧缩政策的德国联合政府现任副总理、左翼社会民主党人西格玛·加布里埃尔(Sigmar Gabriel)都没有对希腊激进左翼政府的诉求表示出半点同情。

同样因实施紧缩政策而民怨沸腾的西班牙等一些国家的政府还担心，如果欧元区与希腊达成条件更为优厚的折衷协议，本国国内的边缘激进党派就会更加得势。

事实上，希腊经济自左翼激进联盟今年1月其执政之后重陷衰退，导致公共财政比拟定纾困协议时更糟，这使得欧盟几乎不可能再给希腊更为宽松的条件。因此，在希腊公投对纾困方案说“不”以后，从布鲁塞尔到柏林的官员们大多持悲观看法，认为希腊“脱欧”已进入倒计时。

对齐普拉斯来说，市场的反应也不是什么好兆头。无论是公投前还是公投后，全球资本市场都没有显示出多少恐慌迹象。在周一（6日）小幅下跌后，周二全球主要市场大多出现反弹。除了一部分银行股外，甚至欧洲股市和债市也表现得波澜不惊。这说明，长达5年里一波又一波的危机就像是一次又一次的“排练”，使欧元区经济对希腊的退出（实际上亦可视为被逐出）已经获得了足够的免疫力。

的确，希腊仅占全球经济的0.25%，在欧元区总出口额中也只占区0.5%的份额。而且，希腊当下所欠债务大多属于IMF和欧洲央行等多边机构，只有很小一部分属于民间债权人。这意味着，即便希腊违约并退出欧元区，也不至于给全球金融体系造成系统性危机。

眼下，各方口头上都声称，它们不想看到这一结果，脱离欧元区对希腊是一场灾难，对欧洲也是如此。但欧洲领导人显然已不再像2010年时那么担心了，他们内心甚至还会升起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希腊离开欧元区会是经济自杀，但欧元区离开了希腊反倒有可能更稳定。

欧元集团主席杰伦•迪塞尔布洛姆(Jeroen Dijsselbloem)在被记者问及希腊人该如何投票时已经含蓄地表达了这一点：“这对欧洲很重要，但对希腊人才是最重要的。”

二．

周日的公投结果揭晓后，数以万计的希腊人连夜涌上街头表示“庆祝”，雅典宪法广场被挤得水泄不通。

但这样的狂欢可能持续不了两天，因为他们实际上并不能像幻觉中的那样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它暂时掌握在欧洲央行手里，长远则掌握在以默克尔为代表的欧洲大国领导人手里。至少到目前为止，齐普拉斯和瓦鲁法基斯没有给希腊带来任何利益，未来也不能真正洗刷希腊人心理上的“耻辱”。

第二天一早，希腊人发现，已经关闭了一周的银行大门依然紧锁，自动取款机前等候取现的队伍排得更长了。此前，希腊政府已对IMF违约，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1年历史上第一个未能如期偿还贷款的西方国家。为了防止金融系统崩溃，政府关闭了银行并实行资本管制，规定ATM每日提款上限为60欧元。据说，希腊央行已经要求各银行将它进一步降至20欧元……

除非欧洲央行提供紧急援助，否则再过一周ATM上连20欧元都不会再吐出——因为希腊的银行将在几天之内耗尽所有资金。

但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在周一召开电话会议讨论希腊危机时以压倒多数反对在目前情况下继续对希腊银行业提供紧急融资，因为在那份被希腊公投拒绝的援助方案起草过程中，欧洲央行也出了很大力气。欧洲央行一位副总裁在公投前被问及是否会像希腊银行业继续提供紧急流动性援助时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公投结果是“反对”，将很困难。

    假如希腊银行不能提供更多的资产抵押，或欧洲领导人不愿为希腊的债务提供担保，则预计欧洲央行不太可能继续提供上述紧急援助。雪上加霜的是，到7月20日，希腊将有一笔欠欧洲央行的35亿欧元债务到期，届时如果希腊政府再度违约，就像它拖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那么情况也许就将急转直下：欧洲央行有可能宣布希腊破产，冻结其流动性，甚至彻底切断资金供应。这意味着希腊银行系统倒闭浪潮不可避免地发生。

    齐普拉斯一再对希腊民众说，只要他们对当前的救助方案投反对票，他就能与欧元区国家及IMF达成一个优越得多的协议。希腊政府甚至承诺，这个协议在48小时之内就会达成。但这只是他和一部分希腊民众的一厢情愿，债权人不可能轻易就范。他们当然希望希腊留在欧元区，这对金融市场和地缘政治都有好处，但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提到的，不仅他们自己，还有他们身后的各国民众，已经对希腊激进左翼政府要挟和威吓式的谈判方式感到厌烦。此外，他们还认为自己已经做好了希腊退欧的准备。

    当然，没有人会希望把希腊赶出欧元区，就在希腊公投的第二天，德国总理默克尔还专程飞赴巴黎，与法国总统讨论下一步事宜。但即便欧洲领导人愿意马上坐下来同希腊政府磋商，可能也需要数周时间才能厘定新的救助协议。从目前的情势来看，即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紧急峰会上，不太可能有很多欧元区国家领导人愿意在任何方面让步。只要有任何一个人把差不多已经挂在嘴边的话捅开来，会议的重点或许就将立刻从如何援助希腊转为如何让希腊有序退出欧元区。希腊公投结果出炉后，欧元区财政部长们甚至没有任何举行紧急会议的计划，因为他们“不知道应该讨论什么”。

    谈判的大门仍未彻底关死，但正如奥朗德和默克尔强调的，齐普拉斯必须尽快拿出新的可供讨论的方案，而他所剩的时间只有两三天。

未来几天的行情走势将会与他的幻想相反，希腊日益恶化的经济环境意味着新的一揽子协议总额也许将高达700亿欧元，这还不包括IMF警告的大规模债务减免。很难想像，这些债权人会把这么大一笔钱借给一个它们越来越不信任的且拒绝作出任何承诺的政府。它们一定会在新的救助方案中附加更多、更严格的条件，并坚持介入监控。例如，在希腊未能偿还IMF贷款后，希腊最大债权人——欧洲稳定基金称，保留要求希腊提前偿还1309亿欧元债务的权力。

一旦齐普拉斯签下这样一份比被否决的上一个方案更为严苛的“城下之盟”，那么他将在国内遭到反对派的口诛笔伐，并很快成为千夫所指的“民族罪人”。而他如果拒绝妥协，那么等待希腊的就必定是经济上的破产和政治上的被孤立，它将成为一个被国际社会抛弃的自生自灭的孤儿。即便希腊人最终能够保住现代欧洲人的身份，这个国家也免不了度过一段长期的经济萧条。到了那个时候，银行破产或资本管制之类恐怕已是小事，政治上更严重的动荡将一触即发。

    齐普拉斯及其激进左翼政府注定将背负罪责，他们给希腊人画的那张远远超出自己能力的大饼不仅没有能够挽救一个失败的国家，反而成为了这个已经如此失败的国家走向更大失败的原因。

齐普拉斯一直在寻求债务减免，这本来是有机会的，希腊也有足够的理由要求新援助协议的重心由财政紧缩转向经济增长，从而让这个国家重新走上正轨。但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指出的，这项工作需要更多的理性和技巧。不幸的是，作为这个柏拉图的国家的现代领导人，齐普拉斯既缺乏理性，又缺乏技巧。激进左翼联盟在今年1月份赢得希腊议会大选后，立即轻蔑地扔掉了上届政府留下的那一手不算太坏的牌。作为一个负债累累的欠债者，它反而以一种令人吃惊的傲慢和粗暴去对待它的债主，并因此疏远了欧元区所有国家，而不是努力去博得它们的同情。

齐普拉斯和他的同僚唯一做到的只是让希腊的选民群情激奋，但这却给他们自己的国家造成了灭顶之灾。那些对援助方案投反对票的希腊人很快就会明白，齐普拉斯不会带来什么救赎，惟有更大的痛苦。

三．

    从某种程度上说，齐普拉斯和激进左翼联盟绑架了希腊这个国家，但他们的政治冒险绝非偶然的和难以理解的。无论是Syriza在今年初的当选，还是它所实行的边缘政策，都有很强的民意基础。

危机爆发以来的5年里，希腊的GDP缩水了四分之一，目前失业率超过25%，青年失业率更是超过50%……激进左翼联盟之所以能掌权，是因为希腊人幻想他们可以结束自己的困苦。关于希腊的经济萧条状况是否应当归咎于债权人施加的着眼于迅速大幅度削减希腊财政赤字的紧缩措施，也许是一个见仁见智的话题，但经历了5年多轮这样的紧缩之苦，有兴趣倾听来自欧洲的意见的希腊人的确是越来越少了。

如果那些北方国际的领导人和民众愿意跑到雅典街头与希腊的年轻人攀谈几句的话，他们将会听到的权都是这样的抱怨：“现在轮到欧洲来表明他们是否尊重我们的意愿了”、“欧洲人应该理解，我们不是殖民地”……

齐普拉斯将一个主要源自希腊自身的问题成功地转换为外部原因造成的问题，但这就是民主——它正是希腊人在2000多年前发明的。

希腊问题如今已经变得高度意识形态化，而非实事求是，这是世界历史上一切极左政治的通病。激进左翼联盟及其拥护者总是毫无来由地认为欧洲欠了希腊许多东西（事实是希腊欠了欧洲的钱），因而对于欧洲伙伴国的援助谈判有着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反观欧洲方面，它对于孱弱的希腊经济也有着许多不切实际的高要求，它始终不愿意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合理的债务减免是不可避免的。真正现实的问题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条件下允许给予希腊债务减免？这取决于希腊的改革承诺和实际行动。

正因为双方的基本立场、具体看法和情绪感受之间存在正如此巨大的鸿沟，导致掏钱出来的和接受援助的都不满意，而且相互怀疑、怨恨，事态则一次比一次更糟糕。可以预计，在目前的逻辑下，即便希腊在本月再次幸免于退出欧元区（从摩根大通到瑞银，许多投行都是这么预期的），依靠的还是不稳定的短期协议，不会有一揽子的长期解决方案。

不管希腊人多么有自尊心，它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难以摆脱欧洲“病夫”的称号。事实上，早在2001年希腊加入欧元区时，它就是一个病夫。与其说那是法德等主要大国“过于乐观的评估和预测”，还不如说那也是一种政治考量——西方文明的源头怎么能被排斥在欧洲大家庭之外呢？但自那以后，这个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

长期来看，希腊只能自力更生并下决心推进改革。眼下，欧洲每个国家都在勉力推进结构性改革。相对于那些经济健康、财政稳健的北方国家，希腊这个已经累计获得2000亿欧元援助的小国所作的改革反而相形见绌。举个最简单的例子，经济状况并不见得比希腊差的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目前的最低工资水平连希腊的一半都不到。

    当然，齐普拉斯和他的党派可以破釜沉舟，带领希腊脱离欧元区。希腊政府可以因此向国际债权人赖账，可以恢复发行德拉克马（加入欧元区之前的希腊货币），这样至少能够免于迫在眉睫的金融业兑付危机和政府破产，希腊银行业得以重新开张，公务员薪水和养老金得以继续支付……如果做得好，欧洲债权人还很可能出于减少人道主义灾难的考虑，允许希腊继续保留欧盟成员国地位。

    不过，那样一来，近在眼前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希腊将在未来多年里得不到海外金融市场一分钱的借款，它的“新德拉马克”币值将一落千丈，这将使希腊人变得比现在更穷，虽然它或许能够有助于希腊提高出口竞争力，吸引更多外国旅游者。比上述直接经济后果更为复杂的是，这会面临许多政治和法律困境，重新举行大选（甚至修改宪法）是板上钉钉的事，而这些政治上的悬念又必将引发新的市场和经济困境。

    这就是我在本文开头所说的希腊已经走上一条充满未知之路的含义。

    眼下，急于看到欧洲内部发生分裂的俄罗斯可能会对希腊伸出援手，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政府也的确对此充满期待。但这种帮助注定会是相当有限的，一来，俄罗斯经济目前自身都难保；二来，普京只是想拿希腊作为与欧洲讨价还价的棋子而已，齐普拉斯不可能从自己那个精明的东正教伙伴那里拿到超过棋子价值的真金白银。

最有能力对希腊提供实质性帮助的世界两大国美国和中国预计在这个问题上也将极为谨慎：美国国内正陷入尖锐的政治纷争，白宫几乎寸步难行，别说是希腊危机这样的“小事”，就连奥巴马总统力推的TPP和TTIP都深陷泥淖；而素来奉行韬光养晦外交路线的中国不可能在这个自己并无太多利益的国家大举投入，尤其是这个新政府半年前还曾轻率地撕毁过上届政府与中国国有企业签订的港口投资合同。对中国来说，经贸外交的重点是互为第一贸易伙伴的欧盟。不久前访问欧洲的李克强总理已经代表政府表明了中国对希腊问题的立场，他表示：中国希望希腊留在欧元区。

四．

    对欧洲来说，如果希腊真的退出欧元区，那么它也将由此进入一个16年来从未进入过的未知领域。没有人知道一个已经加入欧元区的国家退出时应该遵循什么样的规则，更没有人知道它所产生的最终后果。这些，都不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起草者的预料之中。

    但有一点是可能确知的，希腊仅占欧元区人口的经济的2%，如果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经济体在经过两轮大规模纾困后最终仍不能逃避脱欧的宿命，这一事实对欧元和欧盟的信心和威望将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最有意义的问题是，除了甩掉一个包袱外，欧洲能够从中获得什么收获？

    自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采取的每一步应对方案都是临时性的。换言之，是一种不拖到最后一刻绝不主动出手的消极应付。但这种看似将一次性成本减至最低的“拖延战术”长远来看不仅大大增加了总的救援成本，还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它导致了对抗，让债权人产生轻蔑、怒气，让债务人产生怨愤、屈辱，双方都认为自己的付出非但得不到回报，反而还受了对方的气。

    这就是希腊问题的教训，假如欧洲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消极被动的政策立场，而是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方式——就像一体化创建者所想所做的那样——采取更加负责任、更加紧密的经济政治联合，例如银行业联盟和财政联盟，那么，未来我们还会看到更多希腊式国家的出现。而一旦西班牙和意大利这样体量的国家沦为下一个希腊，它们就会成为压垮欧元和欧盟的毁灭性力量。

令人担忧的是，当前欧洲的民意不支持这种着眼长远的更为宏大的计划和努力。相反，从法国到荷兰，从英国到芬兰……每一个国家的政治家都在遭受反欧盟的民粹主义势力的掣肘。

因此，2015年7月6日这个日子是否会因为它打开了“地狱之门”而载入史册，现在看来不是没有可能的。

    写于2015年7月7-8日，发表于2015年7月13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链接：http://epaper.eeo.com.cn/jjgcb/20150713/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