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撒切尔在1973年3月的一次电视采访中说：“我的有生之年，没有（第二位）女性会成为首相。”

就像这位一代政治巨人说过的其他许多简单粗暴的话一样，这句预言得到了历史的验证。直到撒切尔夫人离世3年多以后，英国才诞生了史上第二位女性首相。 7月13日，特里莎•梅成为撒切尔夫人26年前含泪离开以后英国历史上第二位唐宁街10号女主人。

一

在无数党内大佬——特别是挟公投胜出余威的脱欧派领导人们——的虎视眈眈之下，这位卡梅伦内阁内政大臣的当选看起来有些戏剧性。不过，在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卡梅伦最得力的臂膀及继任者的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早早地宣布自己无意参加将要接替卡梅伦出任首相的保守党新领导人选举之后，特里莎•梅其实几乎已锁定了下一任首相的位子。

她的当选充分显示了比她年轻许多的戴维•卡梅伦在保守党内依然拥有的强大影响力。

舆论一度普遍认为，保守党内部的脱欧派在赢得6月23日的公投之后将会顺理成章地入主唐宁街10号。他们中的一些人支持英国脱欧的根本目的，说到底也正是指向这个宝座。但脱欧阵营领导人——包括充满人气魅力的伦敦前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卡梅伦曾经的私人好友司法大臣迈克尔•戈夫，以及最后与特里莎•梅竞争党魁之位的能源部女次官安德里亚•利德索姆——的雄心先后都遭到了挫败。

这是因为，目前的英国下议院保守党议员中一半以上是支持卡梅伦的留欧派。他们或许没有能力改变英国在脱欧问题上的多数民意，但却足以封杀任何一位党内脱欧派领导人通往首相之路，许多保守党议员尤其对一头乱糟糟的金发、言行古怪的伦敦前市长缺乏好感。

把自己打扮成底层民众代言人的约翰逊实际上是卡梅伦在伊顿公学的校友，他因为起劲地反对卡梅伦而在民间赢得了不少拥趸，但他的名声在保守党内部却因此而受到损害。卡梅伦在公投宣传活动中说过，自己没有想在公投中实现什么政治野心，他将在本届首相任期届满后不再寻求连任，显然就是针对约翰逊的。脱欧公投结果揭晓后，近百名保守党议员第一时间发表联合声明，拥护卡梅伦继续担任首相。他们的真实意图不止于此，更在于向约翰逊示威。一些保守党大佬甚至扬言，应该在党内领导人选举之前首先将这位“可恶的分裂分子”踢出未来的候选人名单。

将于明天正式成为英国新首相的特里莎•梅是保守党内的留欧派，也是卡梅伦的另一位重要盟友。现在，她必须小心翼翼地收拾前任留给自己的烂摊子。

尽管梅赢得了一半以上党内同僚的支持，承诺将以“强有力的领导”弥合退欧公投引发的政治分歧和市场动荡，并带领英国成功完成脱离欧盟的法律程序，但她所面对的注定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脱欧公投解决的只是一个意愿问题，并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因此，未来几年里英国无疑将陷入如何脱欧的持久争论之中。

根据英国宪法，此次公投并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所以英国议会必须通过法案，让脱欧变成现实。然而，在目前的英国国会中，如果连同工党和其他在野党在内，有三分之二的议员是反对脱欧的，这实际上就使特里莎•梅今后每一次前往布鲁塞尔之前都会遭遇一大堆理智与情感上的诘难。

撇开欧洲法院管辖权和共同防务等政治军事关系，仅就经济层面来看，比较现实的一种方案是，英国同欧洲共同市场的新关系可以采取挪威模式。但挪威模式的实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事实上置身于欧盟内部、不得不被动接受欧盟的指令但又没有投票权。例如，挪威对欧盟财政预算的贡献平摊到每个国民身上并不低于英国，它还要接受无限制的欧盟移民以及受到欧盟法规的约束……这显然是英国人绝对不能接受的，他们之所以要逃离，不正是为了追求这个目标的反面吗？

第二个选项是切断所有与欧盟相关的纠缠，只依靠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定，然后再争取磋商一项新协议。

挪威模式也许会得到一边倒支持留欧的英国本届国会的赞同，但必然遭致脱欧派的强烈反弹；而WTO模式则预计很难在这一届议会中获得通过。这个僵局只能通过提前大选来解决，但只要大选的结果不是产生一个一边倒支持脱欧或一边倒支持留欧的新国会下议院，政治上的瘫痪状态就仍将延续下去。

狂热的脱欧派人士很快就会认识到，撕毁一份持续了40多年的合同并不会像他们想像的那么简单。

除此之外，特里莎•梅还将必须处理好联合王国内部因脱欧公投而激起的强大离心力。

众所周知，苏格兰、北爱尔兰和大伦敦地区的大多数选民强烈反对脱欧。苏格兰民族党领袖已经呼吁就苏格兰独立问题再次举行公投，一旦退出英国，将以独立国家的身份重新加入欧盟；在伦敦，6月23日公投结果出炉的第二天，一个呼吁英国议会推翻上周脱离欧盟决定的请愿活动便在伦敦发起，很快就征得近400万个签名，而且签名人数还在增加。

尖锐的政治分歧不仅体现在于伦敦、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个地方，大城市与农村、英格兰各郡与凯尔特地区之间都存在分歧。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对英国未来的完整性构成了潜在的压力。

除了横向的地域分歧，纵向的代际分歧可能使会给英国未来政治纷争提供持续的温床。无论是公投前的民调还是公投计票结果均显示，总体上看，支持留欧阵营的年轻人居多，他们更关注未来；支持脱欧的老年人居多，大不列颠昔日的孤立传统对他们更有感召力。在24岁以下的年轻人中，投票留欧的高达四分之三。许多年轻选民愤愤地说，决定是老一辈作出的，最终承担长期后果却是年轻人。这为英国政治的未来埋下了不稳定的引线。

二．

出生于1956年10月1日的特里莎•梅是一位老资格的政客，她早在30年前就投身政治，并于1997年首次当选英国国会议员。2002年7月，特里莎•梅成为保守党首位女主席。

在保守党作为反对党期间，她历任“影子内阁”教育和就业大臣、运输大臣、家庭事务大臣以及文化、新闻与体育大臣等职。戴维·卡梅伦出任保守党领袖后，2005年12月任命特雷莎·梅为下院保守党领袖，2009年又任命她为“影子”就业与养老金大臣。2010年5月，保守党赢得大选、卡梅伦出任首相后，梅被任命为内政大臣和妇女与平等事务大臣。她2012年辞去妇女与平等事务大臣一职。2014年7月，卡梅伦重组内阁，特雷莎·梅继续留任内政大臣。按照英国媒体的评述，，特里莎•梅是半个世纪以来英国任职最长的一位内政大臣。

特里莎•梅被认为是一个经济上的自由派，主张英国留在欧洲单一市场内；但同时又是移民问题上的强硬派，似乎还说过“外国留学生毕业后就应该立即离开英国”之类的狠话。这可能也是她在脱欧公投结果不利于本方阵营但却依然能够获得一致支持的原因，卡梅伦的政治盟友相信她的当选有助于延续目前保守党主流的政策意图。

梅曾表示，今年内不会主动触发《里斯本条约》第50条，即欧盟退出条款。但这很可能由不得她。

从英国这一方面来看，只要不启动第50条，英国就依然是欧盟成员国，公投结果实际上就被冻结。但这种冻结不可能维持太长时间，因为民粹主义政客永远都不会消失，当他们想要伺机为自己牟求政治利益时，脱欧是最好的炒作话题。另外，尽管鲍里斯•约翰逊和迈克尔•戈夫的首相梦暂时告吹，但预计他们的支持者会努力为他们在梅的内阁中赢得一个职位，这将使得梅面临巨大的内部反对压力，他们会要求她尽快正式启动英国退欧程序。

从欧盟这一方面来看，情况也不乐观。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内的欧洲领导人已经以再明确不过的口吻向英国喊话:单一市场与无条件接受移民是捆绑在一起的，不可能任由英国在其中二选一。这还未将欧盟其余国家在恼羞成怒之余故意制造麻烦的可能性计算在内，要知道，任何一份英国与欧盟的新协议都需要27个国家全体批准。

三．

眼下有不少人将特里莎·梅比作英国政坛的又一位“铁娘子（Iron Lady）”，我们从她身上似乎也的确能够看到一丝撒切尔夫人的影子。

现年59岁的梅从未生育过，这一度被竞争对手安德里亚•利德索姆视为一个弱点。利德索姆曾暗示，自己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因而更适合于担任党魁及首相职务。但这种隐含歧视的说法引发了轩然大波，令利德索姆遭致“无法承受的谩骂和攻击”。为此，她不得不含泪向特里莎·梅道歉，并最终退选。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当下这样的历史性时刻，无论是特里莎·梅还是整个英国社会的确都应该重温撒切尔夫人的教诲。

今日英国的脱欧派都将玛格丽特•撒切尔视为自己的精神领袖和旗手，在他们眼里，强硬的撒切尔夫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欧人士。他们最喜欢引用的就是1990年10月30日她在英国下议院所做的针对欧洲议会峰会的那个史上最简短有力的声明：“No！No！No！”

这位英国小店主的女儿可能的确打心眼里反感欧洲，她比谁都更加顽固地拒绝强化欧洲政治联盟，反对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欧罗巴共和国，并对欧洲单一货币深怀敌意。在1988年发表的著名的布鲁日演说(Bruges Speech)中，她猛烈抨击了一体化创始人德洛尔试图建立一个社会党超级大国的计划。这位“铁娘子”经常阻挠欧洲其他领导人认为必须的改变，拖慢他们的步子。在1984年欧洲预算重新谈判中，她凭借着顽强意志从布鲁塞尔争取到高额的“特殊返款”，成功地“要回我的钱”……

但这些自诩为撒切尔主义衣钵传人的脱欧派没有看到她的另一面——实际上，她还是欧盟最重要的设计者之一，今日的欧盟很大程度上恰是撒切尔的政策塑造的。人们不应该忘记，她是领导英国1973年加入欧盟的那届政府首相；1975年，英国第一次——今年这次是第二次——就是否留在当时的欧洲经济共同体进行公投时，她也是坚定的留欧派。

作为欧洲重要的领导人，她是缔造单一市场的中坚。欧洲单一市场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逐渐落实，当时负责完成具体落实的欧盟专员科克菲尔德勋爵正是撒切尔任命的。而单一市场也是欧洲最伟大的一项成就，欧盟国家之间商品、资金和人员的自由流动成就了欧洲的经济增长并推动了一体化进程。对单一市场的坚定支持，并将它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基石，是撒切尔最重要和持久的政治遗产之一。

更具讽刺意义的是，没有任何一位英国领导人比撒切尔夫人向布鲁塞尔“交出”了更多主权。她于1986年签署“单一欧洲法案”，取消了国家在数十个政策领域中对加快无障碍欧洲自由贸易区的否决权。

撒切尔夫人还是欧盟东扩战略最早的积极支持者之一，甚至在柏林墙倒塌前，她就已经极具有远见地谈到那些有着欧洲根源却被“铁幕”隔离的国家。今日欧盟边界的不断东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撒切尔政府“冷战”策略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2013年春撒切尔夫人去世时，来自东欧国家的诚挚的悼词甚至比英国本土更响亮的根源。

即便是在那篇被脱欧派频繁引用的布鲁日演说中，撒切尔也反复强调欧洲“试图统一声音”的重要性，并认为当欧洲国家在贸易和防御方面通力协作时，“欧洲更为强大”。布鲁日演说关键的一句话不是别的，而是:“我们的命运是留在欧洲，作为共同体的一个部分。”

与今日英国脱欧派急欲逃离的失败主义主张截然不同，撒切尔夫人并非与欧洲一体化唱反调，而是试图阐述一种不同于欧洲大陆领导人主张的一体化路径，并以此让英国主导一体化进程。这种积极的参与姿态将英国的全球影响力提升到了后帝国时代的新高度，也让她自己在全世界光芒四射。

这或许就是特里莎•梅在面对未来时能够从历史中汲取的最大智慧。

但不管怎样，作为卡梅伦的盟友，特里莎•梅的当选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它确保了英国政治在最短的时间内结束不确定性，暂时恢复稳定，这一点从英国概念股集中的伦敦富时250(FTSE 250)指数当天上涨2.5%中可以窥见一斑。获得党内高度支持的梅似乎也汲取了卡梅伦的教训，她在当选后称，不会提前举行大选以寻求新的民意授权，而将担任首相至2020年下一次正常大选。

然而，这种稳定局面很可能是短暂和脆弱的。除非特里莎•梅能够在未来岁月里证明自己是一个超级能干的政治家，否则她所接手的——无论是将要与布鲁塞尔展开的脱欧谈判，还是联合王国内部的重新凝聚——就将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这是当年撒切尔夫人都没有能够做到的，正是在处理欧洲事务上的不慎直接导致她在1990年11月的一场党内“政变”中黯然失去首相宝座。而今天的欧洲局势要比撒切尔时代险恶叵测的多。

写于2016年7月13日，发表于2016年7月14日出版的《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