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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一个“后发”现代化的标本

    上周末土耳其发生的军事政变把国人的视线引到了这个欧亚大陆交汇点上的古老国家,对大多数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国家。但从某种程度上看,世界上可能没有哪一个国家比土耳其更值得中国人了解和关心的了。

土耳其之所以值得世人、尤其是值得中国人关注,主要不是因为这个国家在当代乃至未来世界中的地位,而是因为它的历史,特别是两个多世纪以来艰难和曲折的现代化历史。这几乎是迄今为止我们所定义的“自主适应型”、“后发”(关于这个概念,我在后面将会进一步解释)现代化国家中唯一接近成功的案例(另一个可能是日本),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标本意义。

 

一.

 

土耳其共和国的前身是拥有500多年历史的奥斯曼帝国,其时间跨度差不多恰好覆盖中国的明清两代。14世纪初期之后的100多年里,这个安纳托利亚高原上众多突厥部族中并不起眼的小酋长国迅速崛起为史上最为强盛的伊斯兰大帝国。

公元1453年5月29日,奥斯曼军队一举攻破君士坦丁堡。在经历了对拜占庭帝国长达几个世纪时断时续的围困以后,穆斯林终于占领“第二罗马”。圣索非亚大教堂的十字架轰然倒下,它的圆顶上升起了新月,那个由雄才大略的君士坦丁大帝一手缔造的曾经不可一世的东方基督教“千年帝国”从此被从地图上抹去。直到今天,这个日子依然是西方文明历史记忆深处永远无法磨灭的伤痛。

之后的200多年里,奥斯曼铁骑继续高歌西进,先后两度围攻维也纳,差一点就踏破这个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最后屏障。在其极盛年代,奥斯曼帝国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版图扩张至巴尔干半岛全境及阿拉伯半岛、中亚和北非大部,将地中海三分之二海岸线揽入自己的控制范围,并一度把黑海变成帝国的内湖。

然而,就像包括中华帝国在内的历史上所有伟大文明一样,从17世纪中后期开始,这个曾令欧洲人闻风丧胆或艳羡仰慕的大帝国在达到顶峰之后逐渐陷入僵化与停滞,最终不可避免地遭受衰败的宿命——这一缓慢而持续的衰败过程整整耗去了200年!

与此同时,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科学/工业革命洗礼的西方世界在与奥斯曼帝国的持久对抗中逐渐确立起越来越大的优势。先是老对手奥地利,随后是沙俄,最后是西欧列强,它们从各个方向展开对这个“欧洲病夫”的疯狂蚕食。与晚清帝国如出一辙,奥斯曼在抵御外辱的拉锯战中虽偶有小胜,且利用列强之间的利益矛盾进行过一些成功的外交斡旋,但总的颓败趋势已无力回天。

由于地理上离西方更近,更早感受到西方的挑战,奥斯曼版的“救亡”运动远早于中国清朝。早在18世纪初,第一批先知先觉的精英们就艰难地试图将帝国的发展推上西化轨道。

最初,土耳其人认为问题出在军事上,于是先是通过向德国和法国购买先进军备来补救,继而又展开相对比较全面的军事现代化。不过,随着一批批青年军官留学西欧或者在主要由法国人主持的土耳其军官学校接受西方式军事教育,他们也直接感受或通过自己掌握的西欧语言接触了军事以外的其他西方知识。于是,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中下层军官和文职官员呼吁国家进一步推行全方位西化。

尽管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一奥斯曼版的“洋务运动”似乎可以接受,但在19世纪以前,从土耳其人的所有努力来看,没有一个能够超越外观西化或技术西化的范畴,很少人考虑基本制度方面的改革。而且,一般而论,西方的影响一直是微小的,欧洲思想观念也只触及人口中很小的一撮精英分子,在民众中缺乏广泛的社会思想基础。

但接踵而至的外部挫败留给奥斯曼人内部争论的余地越来越小了:巴尔干和东欧各国纷纷独立,中亚大片土地相继割让,中东阿拉伯诸行省名存实亡……到19世纪末,除了以安纳托利亚高原为主体的突厥本土之外,整个帝国几近分崩离析,伊斯坦布尔的苏丹发现自己已是四面楚歌。

政治上的变革终究不可避免。如同所有后发展社会中的情况一样,变革面临的是老问题:西方列强的持续压力和国内保守势力——即便是极其有限的西化,也时时受到强有力的反弹运动(特别是宗教上的),有时候甚至进一步退两步。

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采取的是类似于稍后在东方的日本出现的明治维新式的模式:土耳其人认为,国家之所以无力抵御外侮,主要是因为封建制度导致的内部一盘散沙。改革初期,奥斯曼着力强化中央集权,打击地方分裂势力,并刻意神化苏丹地位,以求得帝国内部的团结统一。

改革选择这一模式或许还有另一曾心理原因:因为受到老牌的大英帝国欺侮已久,土耳其人对西欧的自由主义政体有着某种连带的疑虑和敌意,在民族情绪上更倾向于接受当时德国式的集权体制,更何况西欧的自由宪政将极大地削弱统治阶层的特权。这期间,泛伊斯兰主义、泛奥斯曼主义乃至突厥民族主义等内部的传统精神资源被不断挖掘出来,加以新的包装进行利用。

起初,这剂土耳其版的“中体西用”药方似乎确实收到不少疗效,甚至一度还几乎上演土耳其版的“同治中兴”。然而,长期来看,这种改良由于在逻辑上无法自圆其说,且面临西方帝国主义的持续渗透,非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成了内部宗教矛盾(主要是伊斯兰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和民族矛盾(主要是突厥与阿拉伯民族之间)的催化剂。

看来,宪政改革是在所难免的了。1876年12月19日,奥斯曼帝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颁布,包含各阶层代表的议会同时成立,苏丹则被宣布为哈里发——自从阿拉伯帝国解体后,这一政教合一体制下伊斯兰帝国最高宗教/行政首脑的封号已经虚置了500多年。但是,从未经历过剧烈变革的长期专制统治之下的土壤注定难以容忍稚嫩的民主种子自由地生根发芽。仅过了不到两年,对鞋匠代表都可以在自己面前指手画脚早已忍无可忍的苏丹终于借机宣布议会休会,这一休就是30年,宪法也被搁置。

至此,所有尝试在旧体制内进行自我变革的努力都失败了,等待土耳其的如果不是灭亡,那就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择了。在帝国奄奄一息的最后10年中,执掌伊斯坦布尔政局的“青年土耳其”党人还误判形势,愚蠢地卷入了“一战”中的德奥同盟,终致奥斯曼帝国的最后覆灭。

 

二.

 

“一战”结束后,伊斯坦布尔作为战败国首都被英国军队占领,苏丹本人也被软禁。就在同一时刻,日后被尊称为“阿塔图克”(Atatürk,意为“土耳其之父”)的年轻军官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1881-1938)结束海外流亡生涯回国,成功地领导了一场革命,从而为奥斯曼500多年的历史画上了句号。这位凯末尔将军也是中国民主革命先驱 孙中山先生最为景仰的外国政治领袖之一。

1920年4月23日,土耳其共和国在安卡拉宣告成立,凯末尔先是担任大国民议会主席,后又当选第一任总统,而那个蜷缩在伊斯坦布尔闻名遐迩的托普卡帕皇宫(Topkapi)里的苏丹被宣布不复存在。到1924年3月3日,哈里发制度也被取缔,保有这一称谓的最后一代苏丹被废黜,整个皇室家族被驱逐出境。

革命之后新生的共和国对外结束了奥斯曼时期与列强签署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同时小心翼翼地同虎视眈眈的西方列强及苏联打交道,侥幸但却成功地躲避了“二战”的烽火;对内则用尽一切手段推进国家的现代化。凯末尔在共和国成立之初就宣布,土耳其的目标是加入欧洲,它还放弃了除突厥本土之外前奥斯曼帝国拥有的其他领土的主权要求。

自那以后至今,历届土耳其政府都不遗余力地推动现代化,他们把奥斯曼帝国的大部分遗产视为国家现代化的包袱,而不是有价值的资源。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对社会文化的世俗化和西方式改造:1928年,宪法中删去了伊斯兰教为国教的条文;之后又废止了土耳其语中使用近千年的阿拉伯字母,改用罗马字母拼音,以至于今天的土耳其几乎已没有人能够阅读古代典籍;此外,政府甚至还采取强制措施推行传统服装礼仪等方面的改革……

不过,即便是经历了革命的洗礼,新生的民主制度仍然受到反动势力的巨大威胁,几度几乎夭折。共和国成立以后,靠选举上台的不同政党曾数次企图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复辟独裁统治。

土耳其共和国历史上发生过不计其数的军事政变,其中仅取得成功的大规模政变就有四次。但是,与大多数后发展国家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几乎每一次,土耳其军人总是在生死攸关的最后一刻挺身而出,扮演自由和民主的捍卫者的角色。一俟政局稳定,政权就如先前承诺的那样交还给民选的文官政府。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或许就在于,土耳其历史上最先接触西方思想的第一批政治精英正是军人阶层,世俗自由政治的观念在他们当中已深深扎根并形成传统。

若仔细分析,土耳其现代历史上的每一次军事政变都有其当时的特殊原因,也必然牵扯到军队、政党、政府、议会等个方面的具体利益,但笼统地说,这些政变大多遵循一条共同主线和一个基本相同的模式:即民选上台的政党试图利用大多数民众的意志改变土耳其现有的国家体制,而其中最核心的冲突往往又集中在“国父”凯末尔本人亲自确立的政教分离的世俗政治。

土耳其的现代化过程仍在继续,它在历史上曾经引起的争议至今也尚未平息。时至今日,土耳其人还在反省自问:现代化是否已基本完成,还是始终不过是在做表面文章?如果是后者的话,问题究竟出在那里?会不会当初的选择本身就是一个错误?是否真的能把异域文明的基本要素移植到穆斯林社会里来,综合成为一种兼容并蓄的新生命体?是否能够在不全盘变革观念、习俗的前提下把西方的体制和技术嫁接过来?……类似的问题当中,有许多早在100多年前就已经提出来,也许再过100年历史才能给出答案。

中国人每每拿邻国日本相比,感伤于我们自己现代化历程的艰辛和曲折。然而,审视一下奥斯曼—土耳其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国家仅从衰落之后的试探性改良到最终爆发共和革命就经历了整整200年。今天,历史又翻过了一个世纪,土耳其仍不能说已彻底完成了现代化。相比之下,中国从鸦片战争至今不过刚刚经历了土耳其整个现代化历程的一半时间而已。由此我们就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后发”现代化是多么的艰难!需要我们始终保持足够的勇气、耐心和毅力。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内地和港台学术界的一批“文化保守主义者”试图从学理上对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精神价值进行重估。在这批知识分子看来,以激进的革命推翻旧体制的方式是错误的,中国现代化的最佳方案应该是仿效日本明治维新,采取温和渐进的改良手段,最终建立君主立宪下的民主政体。且不论明治维新是否真的如这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想象得那么温和平稳,我们不应无视的一个现实是:奥斯曼帝国在维护伊斯兰政教合一帝制不变的前提下,推动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良运动,前后长达100多年,结果全部归于失败。最后不得不由凯末尔将军以强人的姿态出现,扫荡旧体制,并以远比五四运动更为激进的方式推动文化变革,才逐步建立起稳固的民主共和政体。与中国近代历史对比一下,这恐怕不是用“巧合”二字能够解释的。

我没有无保留地肯定土耳其推行激进文化变革的意思,而只是试图通过对土耳其近现代历史的概述来梳理出一条比较具有典型意义的“后发”现代化的路径,不管它是对是错。这样,或许就能够对我们自己的现代化进程作出比较客观准确的关照。事实上,我们还应该观察到,在最近20多年里,土耳其社会似乎正在经历一轮剧烈西化之后的矫枉过正,伊斯兰传统文化出现了明显的复兴迹象。

对于有着相似历史的中国人来说,土耳其的近现代历史时而让我们会心,时而又让我们慨叹;时而让我们扼腕,时而又让我们憧憬……

 

三,

 

虽然世界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走过的道路并不完全相同,但从发达国家的普遍状况来衡量,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应该具备以下几个基本制度表征:在政治上,建立政教分离的世俗民主政府,社会以个人(而不是家庭或其他团体)为核心单元,并严格保护个人权利;在经济上,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并超越原始自然农业经济,实现工业化;在文化上,推行多元价值并存,保证思想文化免受外力干涉。

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化是一项包含着丰富深刻内涵的综合社会运动,如果说它有一个基本标准的话,也决不仅仅是经济(科技)水平达到某个具体“指标”。只有当现代性的内在精神价值深入人心,基于这些价值之上的制度成功建立起来,一个社会才能够被认为是“实现了”现代化。在我看来,早在100多年以前,英、法、美三国就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虽然它们当时的人均GDP远不及今日之中国;而目前世界上少数石油输出国家的人均GDP可能已经超过英法两国,但它们离现代化还有很远的距离。那些把现代化等同于人均GDP达到某个数字的想法不仅是相当肤浅的,而且还是极其有害的。我们必须看到,西方社会的发达和富裕是现代化的结果,如果只看到这个结果,而看不到导致它的内在动力,那么我们的现代化之路就很可能是缘木求鱼,甚至本末倒置,进而产生严重的社会后果。

虽然现代化运动起源于欧洲,但它一经诞生,就不再是西方的“专利”,而成为某种具有普世价值的历史演化趋势。不过必须提醒读者注意的是,“趋势”和“规律”不是一回事情,这个问题我们在卷四中将详细讨论。

过去一个世纪中,“现代化”与“西化”之间的关系问题曾经在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中引发过长期而激烈的争论。20世纪的世界历史已经证明,那种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的思想是简单武断的,后发展国家中绝大部分以“西化”意识形态进行社会改造的实践导致的是不可避免的失败命运。

在广大非西方社会中,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不仅其价值取向未必足取,更现实的困难是,这实际上是一项除非经历大跨度历史阶段而不可能完成的使命。在我看来,这里面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任何一个社会都建立在自身的传统文化基础上,传统之于社会就像土壤之于农业。我们或许可以通过许多先进方法移植来自异域的种子,使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但我们无论采取何种技术都不可能把我们脚下的土壤成分也改造得跟异域一模一样,我们甚至没有能力让不适应本地土壤和气候的异域植物成活。因而,越是拥有悠久文明和历史的国家,就越不可能彻底“西化”。

第二,由于历史的发展,西方在全面现代化时所面临的环境对今天正在的现代化过程中的非西方社会来说,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里主要包含两个层次的内容,

首先,西方崛起时的很多重要的“初始条件”如今早已不复存在;例如,从17世纪初开始,西欧列强在全球展开了残酷的武力扩张,到处建立殖民地,掠夺资源,甚至野蛮地从事大规模奴隶贸易……就连西方历史学家和政治家都不得不承认,这些都是西方能够率先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初始条件。显然,在当今世界的主流价值和国际政治秩序中,后发展国家在自身的现代化历程中没有可能重拾昔日西方列强的上述令人不齿的手段。不惟如此,它们本就已十分逼仄的发展空间还不得不经受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在各方面的强大挤压。

其次,过去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同步前进的一个自然展开过程。而在今天,这种“协调”已经被打破,因为信息和技术是无国界的。我们在任何一个后发展国家中都可以看到高度发达的技术与极端落后的政治经济结构共存的奇特现象。在后发展国家中,社会的大部分往往还停留在“前现代”阶段,而有些部分已经相当“现代”,少数部分甚至已进入“后现代”。这种“不协调”状况增加了这些社会实现整体现代化的复杂性,最典型的例子是:后发展国家往往面临很大的人口就业压力,归根结底,这是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跟上医疗技术和人权保障观念进步的步伐而产生的结果。

包括凯末尔在内的土耳其第一代现代化领导者大多是坚定的“全盘西化”论者,他们仿照西方模式制定了一整套政教分离、自由民主的社会制度,并运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权力不遗余力地推动整个土耳其社会不断地西方化。他们甚至经常不惜采取高压强制手段推行他们心目中更加“文明”、“进步”的西式生活方式,以取代“愚昧”、“落后”的穆斯林文化风俗和生活习惯。

然而,土耳其毕竟不是西方,由于千年以来的传统,它的国民中95%以上的人口虔诚地信奉伊斯兰教。现实政治力量一时虽貌似强大,但思想文化传统却更为悠长绵延,这就使土耳其这个社会染上了严重的文化危机,在因提出“文明冲突论”而名躁一时塞缪尔·亨廷顿看来,土耳其是这个世界上患有“文化精神分裂症”的最典型的社会。

如今回头再看,即便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竭力“改造”,根深蒂固的穆斯林文化在土耳其也并未如凯末尔等人所愿,发生太多实质性的改变。

 

是。

 

但是,我们绝不能因为非西方社会中存在的这些特殊性就轻易否认现代化运动中蕴涵的普遍价值。西欧自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科学/工业革命以后形成的人文主义、自由平等和进步发展的信念,至今仍然是现代化运动的核心价值。纵观近现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大致可分为“原生”和“后发”两类。

所谓“原生”的现代化,指的是产生于西欧各国以及主要由西欧海外移民组成的前殖民地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的现代化运动。就像前面讨论过的那样,由于现代化最初的种子本身就萌芽于西欧的社会思想土壤中,所以具有强健的先天生命力。虽然西欧及北美各国各自选择的现代化道路并不全然相同,中间也发生过血腥的革命和战争,但这类“原生”现代化悉数以大获全胜而告终。最迟至20世纪上半叶,西欧、北欧、北美和澳洲的主要国家顺利地实现了现代化。到20世纪后期,传统文化与西欧相似或相近的南欧和中、东欧国家也先后完成了向现代化的过渡。令人遗憾的是,同属西方列强的海外殖民国家,拉丁美洲各国的现代化历史却远比伊比利亚半岛上昔日的宗主国要复杂和困难。

我们所定义的“后发”现代化,其实就是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对这些国家和地区而言,现代化的动力并不是内生的。按照阿诺德·汤因比关于文明发展的“挑战-应对”模式,非西方世界的现代化实际上是这些社会在西方列强兵临城下之后的被迫应对。拿中国的例子来说,19世纪中后期开始的“救亡图存”运动可以被视为中国现代化的开端。相比于西欧和北美的“原生”现代化,“后发”现代化的历程要艰难和曲折得多,直到今天至多只能说通过少数几个成功的个案让人们见到了一丝曙光而已。

“后发”现代化还可以被进一步区分为两种不同类型——

第一类情况出现在前殖民地国家或一度完全被西方列强占领的国家和地区;在这类地区,西方列强——主要是大英帝国——将本国的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强加于当地,并委派官员对这些地方进行直接统治。虽然这种外来统治缺乏合法性,但在客观上推动了当地的政治变革和经济发展,尽管这种变革常常是不彻底的,发展也是相当畸形的。从很大程度上看,这是一种大炮和枪口之下的“强迫现代化”。“二战”以后的20年间,这些国家和地区相继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转而走上了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客观因素,这些地方的现代化总体来看并不成功,相对比较成功的主要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如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地区。另外,日本和韩国大致上也可以被视作这一类现代化的成功典范。

第二类情况发生在那些历史上未被西方列强吞并、但遭受到极大挑战和压力的国家和地区。与第一类情况不同的是,在第二类地区,西方列强未能直接将本国的社会制度强加其上。虽然这类地区现代化的动力也不是内生的,但当地的统治者或民众不得不进行自我变革,以求得民族独立。在经历了一系列“抗争—失败—拒斥—妥协”的痛苦和迷茫之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精英阶层最终大都认识到,要成功抵御西方,首先必须学习西方。从一定意义上说,第二类情况的主动性明显强于第一类情况,属于一种“适应型现代化”,奥斯曼—土耳其和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是这一类“后发”现代化最典型的范例。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或许正因为第二类情况中“后发”社会对现代化的主动性更强,它们成功的概率比第一类“强迫现代化”反而更小。目前来看,除了土耳其及我国台湾地区以外,世界上几乎找不到类似的成功例子。

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一直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并让许多人士深信不移:解开“土耳其魔咒”的钥匙在于发展经济及推进城市化,辅之以适当的教育。一旦土耳其广大落后地区的农民逐渐富裕起来,并过上伊斯坦布尔式的多元化现代城市生活,他们就会慢慢放弃传统的宗教偏执,转而支持自由的世俗政治,最终使国家走上西式的民主宪政正轨。

我相信这种理论有相当大的合理成分,但一拿它与真实世界相对照,其局限性便立刻展露无余。过去100年、特别是50年里,世界各地的经济现代化和城市化取得了无可辩驳的长足进步,农村人口、贫困人口和文盲比例都显著下降。然而,今天世界上已经建立起了稳固的民主宪政的国家,差不多与100前完全重合——说到底还是那些西方国家,唯一的例外出在东亚地区。这似乎有力地证明了,经济的发展,甚至推行西方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加民主政治,并不能落实真正意义上完善的西方式自由宪政;在不少地方,相反还带来前所未遇的社会动荡。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要到西方的历史与现实中去寻找。事实上,西方现行的政治制度是牢牢扎根于西方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之上的。所谓社会结构,即人们常说的公民社会,它与经济发展和利益博弈高度相关;所谓文化传统,就是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后形成的与中世纪神权统治迥然有别的“现代观念”。此二者,缺一不可。因而在我看来,非西方的社会(特别是像土耳其和中国这样拥有深厚的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文化传统的社会)想要真正落实成熟而稳固的民主宪政,除了经济发展及其必然带来的社会结构变迁外,势必经历一次真正有深度和广度的思想文化启蒙。

如同欧洲的启蒙运动那样。没有观念的现代化,任何靠枪杆子装裱起来的现代政治制度只能是一幢虚有其表的“沙滩上的漂亮洋房”。并且,从土耳其和中国过去百年来的失败教训来看,这种启蒙,绝不是摆出一付打倒本民族传统文化、无保留拥抱西方文化的激烈姿态,就可以轻松完成的。它注定将是一次文化融合与思想突破的艰辛曲折的精神之旅。

    发表于2016年7月18日“腾讯大家”专栏;见网标题:从土耳其的历史,看一个古老国家的现代化难题;链接:http://dajia.qq.com/original/category/cjb1607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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