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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起来抵御凯恩斯主义的诱惑——写于首尔G20峰会召开之际

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并于普林斯顿大学任教长达17年、在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史研究领域具备深厚功力的本·伯南克,看起来不是一个芝加哥学派的信徒。面对“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的全球金融危机,他显然忘记了令人尊敬的货币主义大师弥尔顿·弗里德曼的教诲:政府应该谨慎而明智地控制货币发行量。     11月3日,在世界各国的一片担忧之中,在备受期待的首尔G20峰会召开前一周,美联储启动了第二轮定量宽松货币政策(QE2)。按照该计划,美联储将在从现在到明年6月的8个月里购买6000亿美元的中长期美国国债,即每月购买750亿美元。而在2008年12月的第一轮定量宽松中,美联储已经购买了1.7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和抵押贷款相关债券,并将美元利率调低到接近零水平。

由于美元所处的全球储备和结算货币的地位,这种实际上就是开动印钞机的政策必将引发全球流动性泛滥和新一轮美元持续贬值,进而造成世界性的输入性通货膨胀,并损害其他国家的出口竞争力。因此,它甫一出笼就招致了许多国家——尤其是增长迅速的新兴经济体——的大声抗议。在上周末举行的APEC论坛上,亚太地区的多位财长向出席论坛的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表达了他们对美国货币政策的抱怨。

对于中国而言,除了与其他新兴市场面临的热钱涌入、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等共同问题外,还将单独面对一个特殊问题:作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美元的大幅贬值将直接导致中国外汇储备严重缩水。因此,中国的政界和学界几乎在第一时间就作出了强烈反应。我们看到,11月 4日,中国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德水发表文章称,中国应该与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共同遏制美元过度贬值;11月 5日,中国参与20国集团谈判的最高级别代表、外交部副部长崔天凯在北京对媒体说:美国欠我们一些解释。他敦促美联储就“量化宽松”政策作出合理的解释。同一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另外场合表示,美联储的这一计划将对中国和全球经济造成损害,虽然他同时亦对美国当前疲弱的经济复苏现状和美联储的决定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同情和理解。11月8日,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在就国家主席胡锦涛即将出席G20峰会和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公开表示,中方对美国的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有关注、有质疑”,并将在首尔峰会上坦率地与美方交换意见。

而其他更多的新兴经济体,从拉美的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到亚洲的印尼、泰国、韩国,直至非洲的南非等多个国家则在口头批评的同时,已经或正在酝酿采取相应的资本管制措施,以抑制美联储量化宽松后可能发生的热钱涌入情况。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也于近日发布通知,要求加强外汇业务管理,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带来的金融风险,并称将对违规银行进行处罚。

很明显,是将近10%的高失业率和1960年代以来的最低核心通胀率促使美联储和伯南克作出这种被比喻为“从直升机上往下撒钱”的赌博举动。伯南克本人在第二天出版的《华盛顿邮报》上发表文章为自己的决定辩护,他认为,目前美国面临的更大风险来自失业率居高不下,且美国的核心通胀数据已处于令人不安的低水平上。在伯南克看来,那些认为量化宽松会为未来埋下通胀隐患的担心实在是“过虑了”,相反,当前美国经济真正需要担心的是通货紧缩,“进而导致经济长期迟滞。”他还在稍后一些时候回应:有人觉得,量化宽松或资产购买是某种完全不同、奇怪的东西,会把经济引向叵测的未来。实际上恰恰相反,“这种措施不过是用不同工具执行的有效、传统的货币政策而已。”

静态和孤立地看,伯南克的想法也许不无道理。了解一点伯南克的学术背景的人或许能够揣摩得到,这位满身书卷气的美联储主席之所以在“撒钱”上孤注一掷,表现得更像一个危险的赌徒,很可能是源于他对美国重蹈日本覆辙的强烈忧虑。伯南克在普林斯顿大学当经济学教授时,曾深入研究日本经济模式及其长期通缩问题,1999年还专门撰文批评日本的经济困局是日本政府“一手造成”,并呼吁日本除了应当继续保持低利率外,还要用购买国债等手法放宽银根,刺激经济增长。也许伯南克从日本经济“失去的20年”里收获的最大教训是: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可怕。于是他认定,要使美国经济避免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他领导下的美联储决不能袖手旁观。于是,他果断地背离了当代西方经济学主流,而成为了一个凯恩斯主义者。

说起来伯南克确实是别无选择,他与造成这场席卷全球的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根源毫无关系,但眼下却必须承担它的全部后果。更何况,这很可能是美联储大规模干预市场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因为中期大选以后已经分裂的新国会很可能不会同意实施任何进一步财政刺激的措施。赢得了众议院控制权和参议院更多席位的共和党国一定会给经济政策带来显著变化,共和党人至少在口头上从来就不喜欢扩张性的政府政策,他们更想要减税。

然而,问题就在于,美国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经济体,美元更不是一种普通的货币。当今全球经济的高度一体化和美元的“世界货币”的实际地位决定了伯南克的这种靠“撒钱”来刺激美国实体经济的想法必然要大打折扣——只要对经济前景的信心不能够回升,再多的美元流动性,不要说QE2,就是搞到QE12,都会轻而易举地流淌到美国以外的世界其他市场去套利,尤其是成长率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新兴市场,并吹起全球性的资产泡沫。实际上,6000亿美元的QE2计划公布以后,全球几乎所有投资市场及大宗商品期货价格应声迎来全线大涨,仅仅隔了一天工夫,道琼斯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已经涨回到2008年9月8日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之前的最高点位;而黄金价格更是创下了历史新高……而这一切,与仍然低迷的经济形成了多么尖锐的反差!与此同时,美元指数则触及近一年来的最低点,所有其他货币的汇率对美元普遍上涨,刚刚升息的澳元则触及28年历史高位。

更为复杂的是,美联储的这一轮量化宽松,是与世界上大多数其他国家正在收缩的趋势完全背道而驰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刚刚在10月份上调利率,这是近三年来的首次。中国央行在其发布的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说,将会引导货币政策“逐步回归常态”,这被认为是未来将进一步收紧的暗示。到11月16日,中国央行决定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已是今年内中国第四次上调准备金率了。11月2日,澳大利亚和印度央行不约而同地意外加息25个基点,使这两个大经济体的贷款利率分别上升到了4.75%和5.25%。即便同为萧条中的发达经济体,欧洲央行与英国央行也未跟随美国一同放松货币政策,而是在11月4日一起宣布维持官方利率不变,尽管欧洲央行总裁特里谢并不愿意轻易评论他的美国同事的量化宽松计划。11月5日,越南央行将基准利率从8%上调至9%。已经或正计划紧缩货币政策的还有亚洲的新加坡、韩国……放眼整个世界,迄今为止大概惟有饱受本币升值之苦的日本这一个国家有意愿跟随美国一起开动印钞机。

这种“全世界向右、伯南克向左”的政策“拔河”肯定会对双方的政策造成双重削弱——一方面,美国印出来的钱因为大多流到了其他市场而不能对美国经济产生有效的刺激;另一方面,其他国家为抵御通货膨胀而采取的收缩政策也因为来自美国的热钱涌入而同样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美联储的这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印钱举动”是一次潜在好处不多却风险巨大的事倍功半之举。著名投资人、量子基金创始人之一吉姆·罗杰斯当天在英国牛津大学发表讲话时尖刻地讽刺说:“不幸的是,伯南克先生不懂经济学,不懂货币,不懂金融……他只懂印钞票。”同样素以言语犀利著称的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干脆建议中国,永远都不要听美联储的,“中国应该永远不要再让伯南克踏入中国国土”。就连美联储内部,此项计划也是饱受争议。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洪尼格之前就曾宣称,进一步放松政策可能是“和魔鬼……讨价还价”;而美联储前主席沃克尔则毫不留情地预计,QE2将会产生“不堪忍受的后果”。

批评的声音也来自发达国家内部。因近来本国经济复苏势头迅猛而显得底气十足的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直率地抨击美国经济模式正处于“严重危机”之中,他同时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人一方面指责中国干预汇率,另一方面却借助本国的印刷机人为压低美元汇率,可谓言行不一。”这番掀起了美德两国间一场不小的口水战的话,稍后还得到了欧元集团主席容克的响应。他在11月8日召开的欧洲议会听证会上说,“我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决定……你这是用更多负债应对负债。对中国的政策有大量的批评,但从另一角度看,美国奉行的正是类似的政策。”他认为这是将部分偿债责任转嫁给新兴市场国家,而后者是难以承受的。因此,“我认为美联储的决定需要在某些方面作出澄清,以免我们担忧。”

自从天才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明了一套据说是“成功拯救了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学说以后,凯恩斯主义就一直是世界上所有政府难以拒绝的巨大诱惑。尤其是每当危机降临,它总是很容易成为政府驾轻就熟的不二法门。除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表面上看似能够在短期内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这解释了它为什么在宪政民主制度下的西方国家政府那里比在非民主国家政府那里常常更容易受到青睐的根源)之外,我个人觉得,这里面更为深层和根本的原因恐怕在于,这种以财政扩张——必然意味着不是大肆举债就是干脆直接印钞票——为核心的政策导向有助于让政府获得更多和更广泛干预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合法借口,从而为政府的自我膨胀和自我强化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上述这些,是政府作为一个“理性人”的天然倾向。

但凯恩斯主义的现实效能从未得到过证实。20世纪70年代以后,无论是经济实践还是经济学理论研究都已经证明,就算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短期内能够取得效果,它对经济运行造成的长期损害也很可能远远大于短期收益(假设存在短期收益的话)。说得更极端一点,凯恩斯主义就像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止痛剂,充其量只能收到暂时缓解危机症状的表面功效。而我们都很清楚,止痛剂大多有很强的副作用,而且用多了效果会迅速衰减。更大的危害还在于,止痛剂是很容易用上瘾的。因此,最近30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即便不能说对凯恩斯主义作了一次彻底清算,也已基本上扬弃了它。

当然,理论学术与现实政策永远不是一回事情。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就一直是凯恩斯主义最忠实的信徒。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们更是创记录地推出4万亿刺激计划。过去10 多年里每年两位数以上的GDP增长率仿佛就是这种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屡试不爽的明证。然而,真正对当今中国经济社会有深入观察和研究的人,无不清楚这种“成效”背后越来越难以承受的代价。要不然,为什么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平衡增长会成为近年来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强烈共识呢?而且,在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的制度语境下,中国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还带来了额外的后遗症,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行政垄断性的国有经济对民间经济活动空间的挤压和蚕食。因为中国不仅有比所有西方国家更加庞大和昂贵的公共部门,还有与之剪不断、理还乱的无所不在的国有企业。依我之见,这就是改革开放后半段国家政治大局并未改变但经济上却出现明显的“国退民进”这种逆转现象的源头。

自雷曼兄弟破产以来,金融危机肆虐全球已逾两年,这期间,各国政府该用的“输血”、“电击”疗法都用了。如今再回头客观地评价,它们在阻止大萧条重演、促进经济复苏方面取得过一些成效,也付出了惨重成本,更留下了无穷后患。因此,率先感受到凯恩斯主义药力副作用的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正试图从这个“输血-刺激”的无底洞中抽身出来,而伯南克的美联储则好象打算一条道走到黑。当然,它在这条路上也不是一个同伴都找不到——经合组织最近就发布声明建议,鉴于经济成长比预期更为不振,美国及欧元区央行应该进一步延后利率正常化时间表,到2012年再推动货币政策回归正常。

在又一次的G20峰会召开之际,整个世界实际上正站在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持续了两年的“凯恩斯主义式”共识已经破裂,在下一步如何全面走出危机、恢复增长这个问题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与美国这个世界经济龙头所采取的应对政策已开始脱钩,而这无疑将给世界经济的未来进一步增添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令人颇感安慰的是,在凯恩斯主义的故乡,一场规模空前的反凯恩斯主义经济试验已经拉开帷幕。10月20日,就在中国央行出人意料地宣布提高基准利率的第二天,上任才五个月的英国联合政府宣布了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财政节支计划。按照这项大胆的计划,英国将在未来4年内削减高达810亿英镑(合1284亿美元)的公共部门支出,它将导致福利支出减少70亿英镑,公共部门裁减约49万个就业岗位,其力度之大甚至超过上世纪80年代早期撒切尔夫人所作的政府瘦身。

尽管支持这一政策转向的数十家知名大企业的领导人坚称,这些从公共部门失去工作的人可能被更为活跃的私人部门吸纳,但媒体仍然把它称为政府的“赌博”。《金融时报》就直白地指出,“如果这一预言有误,英国现任政府将会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但保守党主导的英国政府显然更加相信,为了子孙后代的利益和长期的经济稳定发展,他们必须冒这种短期风险。相反,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才是真正危险的“赌博”。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在向媒体解释这次史无前例的紧缩时说,他不想让英国的孩子们背上他们这代人自己不准备支付的债务的“利息的利息的利息”,“今天是英国悬崖勒马的一天”!

在当今很多经济体——特别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仍然指望用巨额预算赤字来刺激经济的背景下,卡梅伦和奥斯本的“冒险”完全是反其道而行之。其理论依据在于:大政府对私营企业形成了挤出,因为公共支出使用的是以税收和借款的方式从私营部门获得的资金,而私营部门利用资源的效率实际上远比公共部门更高。基于这种观点,卡梅伦政府认为,在经济疲软的时候削减政府支出,将恢复市场对政府财政的信心,并最终鼓励私营企业开展真正能够推动实体经济增长的投资与经营活动。事实上卡梅伦和奥斯本也不得不这么做,两年来,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实施的一系列刺激政策已经使英国的国家债务攀升到令人不安的9500亿英镑,预算赤字高达GDP的11%,在所有发达国家中名列前茅,甚至高于正深陷主权债务危机中难以自拔的希腊和葡萄牙!

现在就预言这项“冒险”的前景,还为时尚早,但正如《金融时报》首席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所指出的,在经济复苏势头尚未稳固的今天,英国的紧缩也许的确有点过头了,但它至少“已启动一项令人关注的政策实验”。与美国人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相比,英国人已经从危机中吸取了很多经验教训,全球其它国家最终也不得不如此。另一位经常在大众传媒上发表观点的学者、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哈罗德·詹姆斯则评论说:2010年春天的希腊危机把英国从睡梦中惊醒,英国的应对措施理应带动其他工业化经济体——尤其是美国,去治理它们长期性的脆弱财政。

当然,英国政府眼下正承受着显而易见的压力。例如,素来倡导政府管制的左派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就讽刺英国的紧缩计划是一种自相矛盾、人云亦云的“时尚”。他还断言,英国老百姓将会成为这种“财政节俭时尚”的“牺牲品”。

令我这个对代议制民主还算有些了解的中国观察者感到分外吃惊并钦佩的是,四年一届的英国内阁和国会竟能够相当顺利地通过如此大规模的紧缩计划,况且,本届英国内阁还是历史上少有的联合执政模式。更让我吃惊和钦佩的是英国民众的理性态度。810亿英镑财政紧缩计划公布后,伦敦等地立刻不出所料地发生了反对的示威游行,北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地方政府大多认为这一计划过于严厉,来自媒体和学术界的批评也不绝于耳。但总体而言,英国社会还是相当平静地接受了这一无疑会在短期内带来痛苦的政策变化。假如我们拿英国老百姓的温和反应同海峡对面的欧洲大陆上的情形——近来频繁地发生在希腊、西班牙和法国——相比较,就更不得不对英国人深入骨髓的中庸成熟肃然起敬:没有人堵塞街道,没有人组织“百万人大罢工”,更没有人焚烧警车和加油站……这也从一个侧面再次印证了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深湛的法治底蕴。英国人仿佛想用实际行动告诉世界,既然他们当中能够涌现凯恩斯这样的巨人,他们也就有同样勇气和智慧走出巨人身后的阴影。

我因此觉得,从宏观政策的角度看,哪怕今后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采取更多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中国也必须坚决抵御住诱惑,毅然与之脱钩。中国经济如此严重的失衡现状已再也容不得我们继续跟随美国的轨迹亦步亦趋,如果我们不能像已经为全世界树立了好榜样的英国一样勇敢地承担紧缩可能造成的眼前困难,那么我们的结构性问题就不仅得不到扭转,还必然会继续恶化下去。那么,中国经济就不会有未来,何况中国远不是英国这样的富裕国家。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卡梅伦首相正率领史上阵容最豪华的政商代表团在中国访问,其中也包括主导这次810亿英镑紧缩计划的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我很希望,他们留在中国的不只是一系列经贸合同和“未来5年内中英贸易翻一番”之类扩大双边合作的美好愿景,他们应该给同处困境中的中国带来更多走上艰难但正确道路的信心及建议。

首尔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必然是一个不同观点激烈交锋的政策辩论台,论战的各方在见面之前已经亮明了各自的政策主张,他们中的一些十分坚决,另一些则仍有犹豫。但不管怎样,有一个新的共识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要扭转全球经济的结构性失衡,重新实现健康增长,需要的不再是输血和印钞票,更不是压迫别国货币升值而让本国货币贬值,而是从根本上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管。

现在已经到了摊牌的时候,全世界必须联合起来抵御住凯恩斯主义的强大诱惑。从过去几周内中国与德国、法国、英国这欧洲三驾马车之间走马灯似的外交互动中,我们看到了实现这一努力的越来越大的希望。

写于2010年11月7-9日,部分节选发表于2010年11月15日《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见报标题:《该与凯恩斯主义摊牌了》,原文链接:http://www.eeo.com.cn/eeo/jjgcb/2010/11/15/185792.shtml),部分节选发表于2010年11月15日《青年时报·评论周刊》(见报标题:《抵御凯恩斯主义的诱惑》,原文链接:http://www.qnsb.com/fzepaper/site1/qnsb/html/2010-11/15/content_2852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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