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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无法承受失去年轻一代人的代价

    刚刚过去的2015年的国际新闻开始于发生在巴黎的一次恐怖袭击,结束于同样发生在巴黎的另一次更大的恐怖袭击。

2015年1月7日上午,三名蒙面枪手挥舞AK47自动步枪袭击了讽刺漫画杂志《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编辑部,致12人当场遇难,其中包括该杂志编辑部主任,争议重重的著名漫画家斯特凡纳·沙博尼耶(Stéphane Charbonnier,笔名Charb)和两名警察。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法国东部某地一个清真寺发生爆炸,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还在巴黎的一家犹太超市劫持并杀害了多名人质。

这是这个老牌西方大国的首都和全球时尚中心发生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震惊了法国乃至整个西方社会。然而,10个月后,更大的悲剧再次上演。

从伤亡人数和对全世界民众造成的心理冲击来看,2015年11月13日晚上发生在巴黎巴塔克兰(Bataclan)音乐厅和法兰西体育场(Stade de France)等多地的连环恐怖袭击案件,是“9·11”以来西方世界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恐怖袭击。即便是有了年初的事件,致130多人死亡的如此大规模多地点恐怖袭击,依然让法国、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受到重创。

    许多人试图从伊斯兰激进主义、中东政治局势等各个角度来分析近年来频繁发生在西方国家内部的由二代穆斯林策动的这类“内生型”恐怖主义,但我觉得,很少人注意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无论是2005年伦敦地铁、公交连环爆炸案,还是2015年的巴黎两场恐怖袭击,它们的策划、领导和实施者都是30岁都不到的年轻人。

    这给了我们审视这个问题的另一个维度和视角,由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另外一个重要启发:虽然我并不试图否认当代恐怖主义与宗教冲突和国际政治高度相关,但它也是世界范围内的“青年不满”和“青年造反”的一个后果。

 

●西方新“失落的一代”

 

    2008那肇始于华尔街的全球金融危机可以说是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发生在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里的最严重的一场紧急危机,它在很短的时间里迅速席卷全球,造成了严重的紧急、政治和社会后果。

而现在看来,在这场复苏乏力的漫长危机中,年轻人是主要受害者。

在整个发达国家世界,创纪录的青年失业率正使得绝望无助的情绪在整整一代人中扩散开来。其中最突出和显著的便是触目惊心的事业问题。

在某些受影响较为严重的国家,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已经持续了数十年,而当前的危机使这些国家的青年失业情况雪上加霜。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经济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对于西方世界而言,一个长达两个世纪的“进步时代”或许正在走向终结。

    今天的年轻人不仅被抢走了工作机会,还有上一辈人享有的所有社会权利。如今任何一个国家的年轻人都不知道稳定而报酬优厚的工作为何物,也不会享有体面的养老金和良好的医疗保障。大部分年轻人在组建自己的家庭和离开父母独立生活方面存在困难,因为他们无法获得住房,因为他们不能获得抵押贷款或无力支付高额利息。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正在变成“双不”一族,即“不上学、不工作”,这些“贬值”的青年成为西方历史上第一个看不到未来的一代人。

    在欧洲,大量的研究都显示,在所有人中,受持续发酵蔓延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

冲击最大的就是年轻一代。

贝塔斯曼基金会2015年的一项研究,继多年经济危机之后,欧洲约有2600万儿童和年轻人面临贫困或社会排斥的威胁。不出意外地,希腊在此项研究中得分最差。该研究发现,在西班牙、希腊、意大利和葡萄牙,因经济状况而面临威胁的儿童和年轻人数量自2007年后增加了120万,多达760万人。此外,在欧盟28个成员国中,有25个国家的无业、或是未在接受教育或培训的20至24岁的年轻人数量自2008年以来上升;在意大利,20岁出头的年轻人中有32%归入前述范畴,西班牙该比例为24.8%;仅有德国和瑞典该年龄层前景改善。

在美国,政府的报告指出,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贫困率创下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最高水平,贫困人口高达4600万。相对于成年人与老年人,18岁以下人群贫困率最高,高达到22%。此外,美国每年还有160万儿童和少年无家可归,他们生活在街上、收容所、汽车旅馆或与其他家庭合住。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年轻人失业率,即15-24岁年龄群体的失业率上涨了11.5%。国际劳工组织称年轻人失业危机比表面数据显示的更严重,因为长期失业、兼职、临时工作和不安全就业等因素在增长。年轻人被解雇的可能性是年纪较大者的三倍,很多人甚至放弃了找工作。

“年轻人失业、长期失业、从事临时性或低质量工作的趋势越发明显,这将削弱国家的经济发展潜能。长此以往,世界将付出沉重的经济、社会代价。”国际劳动组织曾在《2013全球年轻人就业趋势》发出警告。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变得无所事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显示,在发达国家,有2600万15岁到24岁的年轻人既没有工作也没有接受相应的教育和培训,这一数据表明失业年轻人的人数较之2007年增加了30%;而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显示全球有7500万年轻人处于待业状态。如果采取另一种可取的计算方法,全球失业年轻人的数量已经接近美国人口总数,即3.11亿人。注重物质享受的年轻一代无力养活自己的现象已经成为全球性议题。如果不及时有效解决年轻人的就业问题,它或将演变为一场新的全球危机。

  在欧元区,青年(25岁以下)失业率达24%,欧盟则为23.5%,高于去年同期的22.5%及22.6%,失业青年分别为356万及569万人。南欧几个深陷危机国家的年轻人面对的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时代:希腊和西班牙这两个国家的年轻人失业率更是接近60%,意大利和葡萄牙的青年中则是每三人有一人失业……年轻人失业问题将成为欧洲未来面临的最大威胁。

  美国总体情况也毫不留多少,其年轻人失业率为26.2%,且未就业、受教育或培训的所谓“尼特族”(NEET)据估计已达其年轻人总数的15%。若以美国青年劳参率50%估算,这些“尼特族”是其失业人数的两倍。失业率的计算没有考虑数十万为避开疲弱的就业市场而上大学、就读培训项目或其他正在观望的美国年轻人。将这些人加进来,25岁以下美国人的失业率将超过20%。

  最惊人的是,世界银行公布2013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全球约6.21亿青年处于“闲置”状态,这数目几乎是失业青年人数的8倍以上。

  这些数据只是全球年轻人失业及闲置问题恶化的表征而已。究其原因,无外乎三个因素。首先,西方经济的长期低迷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雇主作出推迟雇佣新员工的决定比解聘老员工要容易得多。其次,新兴市场国家的人口增长过快导致劳动力市场供需关系失衡,印度和埃及就是这种情况。再次,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结构失调,大学快速扩张,造就许多高不成低不就的青年失业及“尼特”现象。

  让人极为不安的是,年轻一代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处在既没有工作、又不在上学,还没有在积极找工作的“三无”状态。例如,美国25岁到30岁出头的年轻人里,约有八分之一的白人和三分之一的黑人就是处于这种“三无”状态;低于25岁的人群中,这一比例更大。

  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年轻人缺乏教育和其他劳动技能,因此他们的收入水平也就比较低,这反过来又打击了他们寻找工作的积极性。这些无固定工作的年轻人靠着政府福利,包括领取食物券、失业补助金、医疗补助,以及一些房租补贴混日子。

未来前景也并不光明。联合国机构国际劳工组织发出警告,今后五年全球年轻人失业率将继续攀升,可能致使一代人的挣钱潜力和职业前景在一生中遭受持续损害。该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年轻人失业率将从2012年的12.4%上升至2018年的12.8%。

    过去一些国家的年轻人失业率在经济衰退期间迅速攀升,但衰退过后迅速下降。这一次长时间的经济衰退造成了特别的问题。经合组织的大部分成员国中有1/3或更多年轻人已失业至少半年,相比2008年增长25%。自从2008年以来,发达国家青年失业人数增长近1/4,去年失业率为18.1%,预计2016年之前都不会降至17%以下。2012年青年失业率最高的地区是中东,达28.3%,预计到2018年将升至30%;北非地区青年失业率为23.7%。全球年轻人失业率最低的地方在东亚(9.5%)和南亚(9.3%)。

  国际劳工组织助理总干事萨拉萨尔·希里纳奇斯说,年轻人工作能力不能满足就业市场实际需求,成为其失业危机加剧的原因之一。经济危机前年轻人还能找到稳定的长期工作岗位,而现在临时工作或兼职工作常常成为他们面临的唯一选择,这只能使他们处境更加窘迫。

从奥克兰到奥兰多,从伯明翰和巴塞罗那,在自大萧条以来最漫长的8年经济低迷期中,年轻人正在长大成人。但对大多数已经就业的西方青年来说,即便有一份工作,但没有事业,也看不到进步的希望。

尽管眼下全球经济正在复苏,但复苏的步伐缓慢而乏力,更重要的是,很多年轻人并没有跟上这一步伐。

即便是那些很幸运找到了工作的人也常常并不好过。有一半多一点的年轻工作者为全职,而且有12%的人工资低于或刚刚达到最低工资线;相比之下,总人口中有工作的人约有80%为全职。自2007年以来,经过通货膨胀因素调整后的年轻人周薪中值下降了5%还多;对于25岁及以上年龄段的人来说,周薪中值基本持平。

这一代人遇到的困境几乎是史无前例的,至少在美国是这样。上世纪80年代初的衰退可以与本轮衰退相提并论,但那次衰退之后经济迅速复苏。大萧条遗留的经济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随后的繁荣期抹去。这次经济不大可能出现如此程度的反弹。

从已有的证据来判断,如今的年轻人将受到长期的影响。

 

●“中国梦”前路上的阴霾

 

    正在强劲崛起中的中国的现状虽然比西方要光明得多,但前路上也笼罩着重重阴霾。

    30多年前,当年轻的李克强在安徽凤阳县的田埂上接到来自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时,一个灿烂的“中国梦”在他的面前徐徐绽放。

    现在,每年临近毕业季的那三四个月(甚至更早),都会有数不清的亲戚、朋友、同学……找到我,话题只有一个:想办法帮他们今年毕业的儿女一份工作。有些人还干脆希望我所工作的报社能够录取他们的孩子,哪怕他们所学并非新闻专业,其中甚至不乏海外名校毕业生。

    我总是想要先善意提醒他们:纸媒并不是一个拥有光明未来的行业。但转念一想,其实我的那些亲戚朋友们何尝不明白这一点?由此可见当今大学生就业之难,更可以想见,要想在金融、电信这些吃香的行业谋一个岗位,需要经历怎样激烈的“拼爹”过程!

    2013年那年夏天,全国有700万应届大学毕业生需要求职,堪称“史上最大规模”, “史上最难就业季”迅速成为当时的网络热词。

当年5月中旬,新当选国家主席不久的习近平出人意料地到访天津市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中心,传递出决策层对大学生就业问题的高度重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则在不久前的一次会议上称,帮助高校毕业生就业是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当前面临一个“空前挑战”。的确,在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大学生就业难绝不单纯是一个经济问题,从历史经验看,更是一个社会严峻的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

    前两天与妻子谈起那些托我找工作的父母们,她将问题归咎于如今父母们的溺爱和独生子女们的无能。的确,20多年前我从大学毕业进入上海一家全国闻名的大报工作,没有借助任何“关系”,我父母甚至到现在都从踏足过这家报社,也不认识那里的一个人……

然而我认为,客观地说,父母的大包大揽和孩子的娇气幼稚可能的确是眼下这种就业全靠“拼关系”的普遍社会现象的原因之一,但显然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这使我想起《人民日报》两年多前刊发的一篇评论——《莫让青春染暮气》中涉及的话题,文章称,80后一代青年少了年轻人应有的朝气和锐气,本该朝气蓬勃的他们现在却变得暮气沉沉。不管党报文章以及目前正在其版面上开展的大讨论是否切中了问题的要害,它提出的现象却是真实存在的,而且的确相当值得深思和讨论。

    从“大学生就业难”到“年轻人凡事拼爹”,再到“80后一代暮气沉沉”……这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社会现象折射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在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中国社会中的普通人通过自身的冒险精神、聪明才智和辛苦努力——可能也不能遗漏一些运气成分——来寻求上升的机会之路正变得越来越窄。

    每当和中学、大学同学谈起时下年轻人千军万马挤公务员这根独木桥的景象时,我们都不由得感叹:20多年前我们毕业时,读书成绩比较优秀的、稍微有点出息的,有谁愿意去当公务员或进国企?时代真的变了!

    按理说,这是非常难以理解的矛盾现象——一方面,过去30年的中国经济经历了世界经济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长期高增长阶段;与此同时,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又在中国引发了空前的人口流动。然而,恰恰是在这样的高增长、大变动(意味着应当孕育数不清的重大机遇)时代,中国却反而出现近来人们常说的所谓“社会阶层固化”的尖锐问题。

    其实,用“阶层固化”来概括目前的社会流动状况,多少是有些不准确的。一个农民的儿子想要成为一名建筑工人、一个小生意人的女儿想要当上一位幼儿园教师……这样的身份流动不仅完全可能,而且事实上每天都在成千上万地发生着,这与改革开放前那种生老病死统统由国家规定的僵化格局还是有根本性区别的。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如今,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普通人想要像80年代那样仅仅靠敢于冒险、不怕吃苦就成为令左邻右舍羡慕嫉妒恨的“先富起来”的“万元户”,那种机会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相反,在今天的中国,越是需要冒风险、越是干着格外辛苦的活儿,挣得越少;而少数另一部分人则既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付出多少智慧和汗水,又可坐享无穷收益。

总之,稍微好点的事情已经越来越轮不到平民百姓了。

归根结底,社会阶层的固化或上升通道的堵塞,背后其实是利益格局的固化。

的确,中国经济仍在以每年7%以上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蛋糕”仍然在迅速做大。然而,普通中国老百姓在不断增大的蛋糕中所能够分到的部分却越来越少。因为各级政府以及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利益集团通过行政力量和市场垄断,轻易地拿走了其中的大部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务实(《人民日报》文章称之为“暮气”)的年轻人如今找工作首选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的经济根源——今日中国的社会财富分配规则告诉他们:如果你想要多分得一些蛋糕,最好成为那个执掌切蛋糕刀的人,而不是做蛋糕的人。

    更加令人担忧的还在于,正是由于行政垄断之下的利益格局日益固化,创业和创新,在当代中国也变得越来越艰难、新的机会日益稀缺。近来,从“微信收费”到“禁止打车软件”……政府部门和国有垄断企业假借“规范市场”之名,对社会上的创新活动行打压之实的事情,我们实在已是屡见不鲜。这是因为,创新必然要动到既有利益格局的“奶酪”,而感受到威胁的利益集团则必然先下手为强,将这种威胁扼杀在萌芽阶段。

改革开放前半段,由于寄生于政府行政力量的垄断利益集团尚未形成,或者说它们本身也在快速地流动变化之中,所以,小到街边小饭馆这样的自主创业,大到门户网站这样的经济科技创新……新的机会层出不穷,造就了众多成功故事。换句话说,那时还有一些头脑灵活的人在体制边缘或干脆在体制之外凭一己之力做出了一块新的蛋糕。但在今天,这样的美梦也正在被无情地掐灭。

这就使得我们的社会在整体上显得如此不公平,但又令人无可奈何。我相信,这才是“80后一代暮气沉沉”的根源。从我这样一个“60后”的眼睛里看出去,历史仿佛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他们原本属于让我们这代出生于文革中的人羡慕并寄予厚望的“改革开放一代”,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却没有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更未能站在进一步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的潮头,反而未老先衰了。

这是否意味着,今天的田头和车间里再也走不出明天的李克强们?

 

●焦躁不安的世界

 

    辍学、失业(就业难)等因经济状况而引发的青年困境正在累积成严峻的社会问题。在西方,它们正在销蚀着传统的“美国梦”和欧洲进步主义观念;在中国,它们让社会变得“屌丝化”。

    雪上加霜的是,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这一代的年轻人的期望值比他们的祖辈和父辈更高,他们期望的不仅仅是得到一份工作,而且是能够让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视野。他们对物质生活的要求也不仅更高,而且更多元化。上世纪6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有房有车有电视就是不错的生活了,而如今全世界的年轻人希望得到的生活甚至令上一辈难以理解。

    这就使得世界充满了不安定的因子,2011年夏天以来,从伦敦到斯德哥尔摩,从马德里到伊斯坦布尔,从开罗到里约热内卢,到处是愤怒爆发的年轻人。在这些抗议活动中,如2013年5月的瑞典郊区青年移民骚乱和2011年8月的英国年轻人骚乱一样,全体参与者都有一种被周围的繁荣所抛弃的感觉。他们是贫困而看不到出路的一代,他们并不会因为拥有手机和使用“脸书”交友网站就自动地跻身“中产阶层”。

再来看看欧洲穆斯林年轻的失业率——在许多国家,通常三倍于平均水平,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社会边缘化和文化自我隔离。孤立和贫困所催生出来的愤怒,使得穆斯林聚居的法国城郊和英国都市移民区变成一个个火药桶,那里的年轻人很容易被各种激进思潮——不仅宗教,也包括政治极端主义——引入歧途。这就是我在本文开头提出的个考察西方社会“内生型”恐怖主义的另一个视角。

当然,“脸书”等社交网络的兴起大大提升了这些抗议的参与度和效率。技术让抗议活动的节奏得以加快。由于社交网站的参与,这些抗议才得以成为有组织的活动。社交网站在传播信息,鼓励人们互相模仿,它们令这些抗议活动充满了时代的气息。在美国,人们正在讨论所谓“学生运动复兴”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美国曾经迎来学运的高潮,而此后却渐渐沉寂。但近年来,学生运动显示复苏迹象。据统计,仅在2014年秋季学期,全美高校就发生了至少160起学生抗议事件。

    2011年秋天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没有提出什么有明确指向的主张,但淋漓尽致地宣泄了青年对这个时代的不满。这只是一个警告,从现在开始,世界的政治领袖、经济精英和文化权威们都应当将这个问题放到最重要的议程上。

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现代国家的兴起与青年价值的提升一直都是一个同时过程,年轻从来代表着美好的希望。如果这一观念因为残酷的现实而在我们这一代被打断,那么无论从社会还是经济角度,失去年轻一代人的代价,都是整个世界所不能承受的。

    写于2015年12月6-8日,发表于2016年1月期(总第331期)《同舟共进》杂志,略有删节;见刊标题:世界应许年轻人一个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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