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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礼拜被一桩突如其来的口水官司搞得比较烦,虽然它与我本人没有太多关系。

老实说,7月11日晚上我决定在自己主持的《上海商报》评论版上发表同济大学教授张生的文章《周立波在达人秀上秀出了什么》时,做梦都不会想到它竟会引起那位上海滑稽演员如此令人惊诧的反应,进而又几乎酿成了一起“事件”。

在差不多整整一周内,不断有人联系我——其中有单纯想要打听所谓“内幕消息”的,有表达对张生的声援和对周立波的不齿的,也有力挺周立波并痛骂张生的,还有转而赞扬或迁怒于我和我的报纸的,甚至有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代理张生起诉周立波名誉侵权的律师……我只好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我只是个编发了一篇评论文章的编辑,并非张生教授的代理人;另一方面,我关注微博不多,也不是上海独角戏的爱好者,也所以对周立波先生的事迹所知甚少。

我最终还是决定应约在这里写下点什么,主要是因为这一周来媒体和互联网上关于此事的众说纷纭一再地使我感叹,我们这个社会实在欠缺一些最基本的是非标准。

我不想讳言张生是我多年的朋友,但作为发表那篇文章的编辑,我从未说过我认同他的观点。我更可以在这里十分诚实地说,如果那篇文章的作者是我,我多半不会使用那样的话语。然而,无论你赞同还是反对张生对周立波的尖刻批评,当下的核心问题是:张生(或者任何一个“李生”、“王生”)究竟有没有权利发表文章批评一个叫周立波(或“金立波”、“钱立波”)的人?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表述是:像我这样的一名媒体编辑究竟有没有权利刊登一篇批评周立波的文章?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完全取决于张生的言论是否触犯了国家法律和社会普遍道德底线?而完全不取决于周立波本人及其“粉丝”如何对它进行解读和反应。反过来,周立波对张生的反击言论也同样应当遵循这个原则。

我们看到,张生文章里最令周立波暴跳如雷的话是说后者“肤浅”、“粗鄙”和“教养低下”,而周立波在连续几天的微博里则先后将张生称为“藏獒”、“脓痰”和“叫兽”。我知道,究竟何种措辞属于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以及什么样的情况构成名誉权侵害,只有法官才能作出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决,但我还可以凭着20年新闻工作的经验负责任地说一句,假如“粗鄙”、“肤浅”和“教养低下””属于人身攻击的话,那么世界上所有的报纸和电视台恐怕都得关门;而假如“藏獒”、“脓痰”和“叫兽”可以在公众场合随口对人说的话,那么我们生活的世界将会变成一个臭气熏天的下水道,大概周立波自己也不会喜欢。

正因为如此,当我这几天听到读者就此事与我交流或看到一些针对此事的媒体评论文章时,总觉得有些哭笑不得——它们要么强调张生对周立波的批评多么正确,要么称颂周立波的滑稽戏说得多优秀、《达人秀》主持得多出彩……惟独遗漏了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对言论权利以及言论底线的严肃讨论。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当然也有我自己的价值立场、审美偏好和情感情绪(例如我已经说了,我不是上海独角戏的爱好者,但却是一个文学爱好者,而张生恰好是位小说作家),但在眼下这件事情上,我的唯一使命就是保障正当批评的权利,并对恶语中伤严格把关。事实上,当有人将周立波怒骂张生的首条微博转给我看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应该给他一个在报纸上公开反驳的机会。于是我特地要求我的责任编辑写了一条“编者的话”发表在第二天的版面上,表示我们欢迎周立波来稿。有一句话我们没有写明,因为我认为它是多余的,那就是:就算我们是一张急于借周立波的鼎鼎大名提升发行量的小报,我们也永远不会准许发表污言秽语。

但我们等来的不是周立波的辩理,而是他加大分贝的谩骂。

从周立波连日来在微博上说的那些话来推测,以他所具备的视野和境界,他能够得到的唯一合理解释便是:一切批评到他的言论(大概也包括我的这篇文章,确切地说是一切不合他心意的言论,因为他说过“善良的批评我接受”,只是什么是“善良的批评”,则是由他自己说了算的)都属于“挑事”,都是“无良媒体”在“玷污社会良知”,最终都是因为批评者想要借他的名出名。我只能遗憾地说,这再次印证了一条真理:人们总是很容易把天下所有人想象成与他自己一样。

当然,周立波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是他的天赋权利。但作为媒体,我们也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我不会因为有一个叫周立波的人可能会以这种方式思考问题,就对社会上的那些“名人”一味奉承,并过滤掉所有对他们的批评。这就好比周立波也不会因为有我这样对他的上海独角戏不感兴趣的人存在,就停止四处表演一样。如此浅显的道理,居然用得着我这“品种”的一辈子都出不了名的小编辑去教导周立波这样的“名流”,想想都觉得滑稽可笑,本身就构成了一出“海派清口”。

但这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现实。

这几天的媒体评论中,有一种论调颇具黑色幽默效果。它旁征博引地指出,因为名人从社会中得到了巨大好处,所以他们面对批评指责时应当比普通人有更大的忍耐度和宽容心。这无非是重复了张生文章的观点:名人应当比普通人有更高的道德标准和文化教养。在我看来,这是个根本不需要旁征博引的简单常识。这些评论家们还不无幽默地指出,周立波连日来的反应仿佛都是为了急于证明张生对他的批评是多么正确。

然而仔细一想的话,你就会顿生悲哀——叫骂脏话和随地吐痰是有没有“教养”的问题吗?至少我自己坚定地认为,不当街骂脏话和随地吐痰是每一个合格公民都必须遵守的起码社会规范,与“教养”二字几乎扯不上什么关系。因此,我的要求就低得多了,我一点也不指望当今中国像周立波这样的“名人”们会比我们芸芸众生自觉恪守更高的道德标准,我只求他们不要再如此一往无前地认定,因为自己是个“成功人士”,就可以理直气壮地逾越基本的社会道德底线。至于教养,那难道是我们还敢于奢望的吗?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周立波毕竟只是一个滑稽演员。试想一下,如果他是一级政府高官,能够调动的不是“粉丝”的尖叫,而是予取予夺的行政大权的话,他那半口“脓痰”岂不是要淹死一大堆张生这样的“藏獒”、“叫兽”和我这样的“无良小报人”?

正是因为这个社会舞台已经被那种“只问成败、不辨是非”的肮脏价值污染已久、已深,所以才造就了那么多像周立波这样的“成功人士”,所以才使他们虔诚地相信自己是其他想要跻身成功行列的尚不成功人士的敲门砖。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认为张生所谓“我们这个社会还是比较粗鄙的”,说得太轻描淡写了。

如果“成功者”真的可以为所欲为的话,那么“成功”就必定会是我们时代的唯一信仰。为了“成功”,人们可以不择手段。对此,时评家魏英杰的话振聋发聩:如果周立波可以不为他的污言秽语付出代价,那么我们每个人都将为这个基本是非都不分的社会付出沉重代价。

写于2011年7月16-17日,发表于2011年7月19日“FT中文网”,略有删节。见网标题:对于教养,我已经没有奢望;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9649?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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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

陈季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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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号:冰川思想库,ID:bingchuans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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