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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重生与一个文明的整体焦虑

上周日对日本人来说是一个百感交集的日子,一年前的那场“3·11大地震”及其引发的海啸摧毁了日本东北部大片地区,并直接酿成了自前苏联切尔诺贝利事件以来1/4个世纪里全球最严重的一次核事故。约有1.9万人在这场人类有历史记录以来最大的地震(里氏9.0级)和超级海啸中遇难或失踪,6000余人受伤,近37.4万间房屋被毁……地震、海啸和核事故的三重灾难彻底地改变了许多日本人的生活,激起了全国性的反思。

下午2点46分,也就是一年前大地震发生的时刻,日本全国默哀一分钟。

在东京,包括政府官员在内的一千多人参加了在日本国立剧场举办的仪式。三个星期之前刚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的明仁天皇天皇以缓慢的语速、清晰而坚定的声音发表了讲话,对人们的牺牲和辛劳表达了感谢。这位78岁的天皇面对着祭台说,我永远都不能忘记那些为了拯救他人和保障安全而牺牲的消防员和救灾人员,他们明知自己的生命有危险,但仍然义无反顾。祭台上装点着从东北地方运来的菊花,站在他旁边的皇后美智子身着黑色和服,这是日本人最正式的装束。

参加悼念活动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再次宣示了彻底重建灾区的决心,他称,将在重建中大力发展新型环保的可再生能源、开发紧凑都市型产业社会基础设施,利用日本已经具有的领先优势,开创出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为世界作出新贡献。“我们这次的目标远非仅仅停留在恢复到震前状态,而是要构建一个崭新的日本。”野田佳彦在地震发生时担任财务大臣,去年9月份在其前任菅直人下台之后担任首相。

同一天,日本各地举行了一系列活动纪念这个伤痛的日子,反核人士则在全国各大城市组织了一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示 威抗议。

●“最糟糕的时期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

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鲁里埃尔·鲁比尼将这次世纪大灾难形容为“日本在最糟糕的时间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的确,一年前的“3·11大地震”绝对称得上“世界史上最严重的一场自然灾难”。

首先是大地震和海啸造成的直接损失,其中包括房屋、工厂、道路及基础设施等。灾难发生以后,日本政府、国内外智库、学者以及不同的商业机构和国际组织——如全球各大金融投资集团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都作出过不同估算,日本政府自己的估计是:经合组织、地震和海啸给日本东北部7个县造成了15-25万亿日圆(约1850-3050亿美元)的直接损失,约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的3%至5%。这个数字与经合组织(OECD)的估算相当接近,是目前得到最多认同的。

尽管这次地震的灾区远离日本经济中心,不像1995年1月17 日的阪神大地震那样发生在人口密集且高度工业化地区——整个东北地区占日本经济的比重约为7.8%,受灾最严重的宫城县只占到日本GDP的1.7%,而阪神地震时受影响的区域占日本GDP的12.4%,仅神户一个城市就占到了4%,但它的死亡人数和经济损失仍然远远超过1995年阪神大地震时近6500人和1000亿美元。而按照世界银行及其他一些机构的估算,灾后重建大约需要投入的资金将占日本全国GDP的1-4%,整个重建工作可能需要5年时间。

其次是地震后企业受损停产及电力短缺导致的供应链断裂问题,这不仅影响到日本经济本身,也让整个世界经济“震痛”。日本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上游,它在汽车、IT及其他一些高科技产业的零部件制造业领域中占据不可或缺地重要地位,例如,仅日立公司制造的空气流量传感器就占世界总供给的60%,日本生产的硅片也占到全球总供应的60%。大地震直接影响了全球汽车制造业,并使芯片价格大涨。

供应链被“震断”,受伤最大的还是日本自己。地震发生后,由于出口的急剧下降,从2011年9月开始,历来靠贸易立国的日本竟持续出现贸易逆差。年底结账时,以前被西方指为实行“重商主义”政策的日本人发现,自己的国家在时隔31年后首次转变为贸易赤字国,而且照目前的趋势——2012年1月日本商品贸易逆差再创历史纪录,达到1475万亿日圆——发展下去,今后数年内恐怕很难改变这一状况。虽然许多人正确地指出,大地震只是加快了日本企业竞争力的趋势性下降和日本制造商向海外转移生产的速度而已,事实上,随着日本这个出口超级大国缓慢走向老龄化,这种下降趋势几年前就已经显露出端倪,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开始将生产线转移至海外。但不管怎么说,这毕竟预示着依靠出口的日本经济增长模式已出现历史性的转折点。

再次是地震、海啸和核事故造成的海洋渔业、农业、旅游业和保险业的直接或间接、短期和长期的损失,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难以估量的。

此外,大灾难导致大量资金从海外回流日本,而留在本国的储蓄也流入市场,原因在于保险公司需要资金理赔,灾后重建也亟需资金,这些都引起日元急速升值,进一步推高了本已令日本头痛不已的高估的日元汇率,进而对那些生产没有中断的日本出口型企业造成不利影响。当然,这可能也有积极的一面,一些分析师认为,大量流入救援和重建资金能够帮助日本摆脱长期困扰经济的慢性通缩问题。

但最令人担心的还是三重灾难将脆弱的日本经济再度推入新一轮衰退。2010年日本经济增长3.9%,是20年来的最佳表现,但该年第四季度GDP环比萎缩0.3%的事实提醒人们:在全球金融危机的不利大背景下,日本经济缓慢而艰难地走出连续两个“失落的十年”的过程注定不会一帆风顺。

也是在2010年,日本刚刚将已经稳坐了42年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拱手让给了中国,举国上下心情复杂。眼下的这场灾难则进一步严重打击了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信心,加深了他们心目中对日本经济未来能否走出衰退的疑问。

金融机构和日本政府在震后迅速调降了日本未来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期,普遍预计地震对日本GDP带来的影响至少为0.2-0.3个百分点。2011年前两个季度,日本的GDP环比分别下降0.9%和0.3%。根据当年神户地震之后的经济走势,一般认为震后第一季度经济可能为负,第二季度会有所改善,第三、四季度则出现强劲反弹。所不同的是,1995年神户地震发生时,国际油价在每桶17-21美元附近徘徊,日元与美元的比值在100左右;今天的油价位于100美元上方的两年半高点附近,日圆兑美元也处于更加强劲的82日圆水准。仅仅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就将更加不利于经济恢复。

●“如此巨大的灾难都没有唤醒沉睡的日本”

现在看起来,日本人一年来的表现既没有令世界过分担忧和失望,也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惊喜,日本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正在按部就班地回归到它受灾以前的既有轨道上去。这既是日本社会内在强大凝聚力的表现,也体现了它的僵化墨守和难以改变的一面。

大灾发生之初,日本民众展现出来的那种自律、克己、团结的高尚精神面貌一度迅速赢得了整个世界的敬重。

日本社会各界——包括政府——也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及时应对。我们看到,为提振经济信心、稳定金融市场,日本央行在地震发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就将购买资产的资金池规模提高一倍至10万亿日圆,并向货币市场注入创纪录的流动性。此后连续注资,相当有效地缓解了股市中的恐慌情绪。仅仅过了一个多月,日本内阁果断推出、并经参众两院批准了规模近4万亿日圆的第一笔地震灾后重建“赈灾预算案”,为该国60年来最大规模的公共建设计划提供首批资金。经过7月、9月和10月连续三次批准追加预算,用于灾区复兴的财政资金已超过20万亿日圆(约合2500亿美元),这一规模差不多相当于葡萄牙整个国家一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虽然这笔庞大的财政支出应该会对日本长期处于通缩的经济带来一次有用的短期刺激,但它无疑将使日本原本已经极为严重的国家巨额债务问题雪上加霜。根据日本财务省的计算,日本国债余额在2011年底已达到668兆日元,相当于日本16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而国债余额与GDP之比更是将高达212%,为经合组织(OECD)中最为严重者,甚至超过了身处金融危机的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目前,平均每位日本国民背负着520万日元的总债务。

而按照经合组织去年11月的预计,日本政府的债务到2013年将进一步增长到GDP的227%。因此,日本迫切需要减少政府支出,而非相反。去年夏天,三大评级公司标普、惠誉和穆迪相继调低日本的主权债务评级,这是近10年来的第一次,原因就在于日本急剧增加的债务奉献。所幸日本不同于欧美国家,它的国债的95%以上都是日本保险公司、养老金等本国投资者持有,所以不至于会马上遭遇这两年里席卷美欧的严重危机。另外,日本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的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这也使得投资人不至于立刻丧失信心,维持了日元的继续坚挺。但正如一些分析人士正确指出的,到了某个时候,日本将不得不进行改革,“欧洲的教训就是:报应可能会来得很快”。

总体上看,日本的确没有如悲观者哀叹的那样就此“沉没”。但对那些强烈地期待日本凭借着这股令人折服的“抗震救灾”精神,锐意变革、发奋进取,从而走出长达20年的经济萧条,开启一段新的历史的人来说,过去一年的经历无疑是令人非常失望的。

几乎所有人都声称“日本已到非改革不可”,这一点是左右各派的共识,右翼政客们更是忍无可忍:78岁的东京都知事——桀骜不驯的石原慎太郎声称,这场灾难是上天对日本人贪婪的惩罚;而42岁的大阪市市长——律师和电视名人出身的桥下彻也公开大放厥词:“日本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独裁者。”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在灾难发生后不久发表的一篇评论指出的,虽然日本人大概是世界上最好的国民了,他们普遍接受过良好教育,充满发自内心的爱国主义,但“如今令人揪心的是,他们越是继续痛苦的隐忍,对于日本的重建工作就越加不利”,因为这简直就是对政客懈怠、僵化和自利的纵容。

据路透社报道,在3·11地震三个月后,长期研究日本问题的专家萨缪尔斯来到东京,为他计划撰写的《一个国家的重生》(Rebirth of a Nation)一书进行实地调研。经过数月考察后,萨缪尔斯决定将书名改为《危机辞令》(The Rhetoric of Crisis)。目前身为麻省理工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主任的萨缪尔斯说,但是即使如此大的灾难,明显还是没有把日本从政治和经济麻痹中唤醒。“迄今为止,关于改变的言论似乎多于真正的改变。”

迄今为止,鲜有迹象表明日本的精英阶层很快会实施根本性的改革。两年多前,日本民主党在成功实现了政权“世代更替”之际,曾誓言要解决“官僚主义导致的保护主义与墨守成规”。如今,在自身面临的第一场真正的考验中,它的表现却连及格都谈不上。在处理东京电力公司的核泄漏事故中,民主党政府给人们普遍留下了敷衍塞责的印象,它很久以前作出的代表“那些被既得利益结构排除在外的群体”的承诺,如今听起来显得如此空洞虚假!

与此同时,政坛也似乎已经恢复旧貌:在势均力敌的议会,许多小团体在各项事务上不是例行公事般地“达成共识”,就是进行政治交易;一些关键性决策(包括一个整体性的灾后重建计划)也是一拖再拖,至关重要的税收和福利改革眼下面临搁浅危险;议会内部派系林立,继续上演一年一度的“推倒首相”活动,9月接替菅直人上台的野田佳彦已是小泉纯一郎卸任五年以来的第六任首相,而短短两个月后,他的支持率就已经暴跌至42%。

近来不少前往灾区采访的海外媒体都发现,一年过去了,受灾最严重的那些地方仅仅做到了将现场垃圾清理干净而已,真正的重建在大多数地区仍然“按兵不动”,灾民普遍抱怨政府震后重建速度实在太慢。

显然,在大难当前、最需要有人做出果敢的决断,带领国家走出困境的时候,日本的政府和整个上层精英阶层却表现得像一群无奈的裱糊匠,忙忙碌碌地被事态牵着鼻子东奔西波,毫无大局眼光和主动性。近日披露的一份内阁会议纪要甚至还曝光,日本政府实际上早在海啸袭击福岛核电站数小时后便预见了核电站熔毁的可能性,但却因为许多原因刻意隐瞒问题的严重性,直到核泄露发生一个多月后才承认。这一切又进一步加剧了心灵已经受到严重创伤的日本民众对政治的不信任感,甚至使得一年前一度为所有日本人引以为豪的“纽带”价值(全社会团结一心)遭受巨大挑战。

甚至因为专注于令人焦头烂额的国内事务,原来很有机会借助世人对灾难的同情及联合救灾行动而得到改善的睦邻关系,也被目光短浅的日本政府搞得一团糟。

2008和2011,中日两国分别发生汶川和东北特大地震。照理说,相同的灾害会使两国人民感同身受,从而拉近彼此之间的情感。事实上,两国政府也确实在对方灾害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伸出援手,向对方派遣救援队和提供大量物资援助——中国甚至还提出向日本派遣一艘海军医院船(日本最终拒绝了这一提议),赢得了对方人民的谢意。地震发生后不久,中国总理温家宝就亲自到访福岛灾区,向受灾的日本民众送去中国人民的友谊。

就地理位置来看,中国是距离日本最近的经济大国,从建筑材料、劳务、生活日用品、食品多方面中国都可能成为日本灾后熏建必需品的来源地。《朝日新闻》前主编船桥洋一去年5月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这的确是一个特别的时刻,现在是日本告别过去、靠拢中国的最好时刻。随着中国市场和中国工厂对自己全球业务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大量日本企业正设法让自己的零部件供应链变得多元化,这意味着设法将此类业务转移到中国。与此同时,中国则欲通过从目前遭受重创的日本零部件制造商那里收购自己梦寐以求的技术。大地震摧毁了日本国内的部分供应链,日本企业除了扩张在中国的业务和出口基地之外已别无选择。

遗憾的是,同处东亚的这世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的国民之间的情感蜜月只维持了极为短暂的时间,去年夏天以后,两国关系急转直下。之后,双方在钓鱼岛及其周边岛礁归属、东海油气开发、中国稀土出口等几乎所有问题上恶语想向。随着去年底美国政府高调宣布未来将重点布局和经营东亚,迎接所谓“亚太世纪”,日本国内一部分政治力量更是像注射了兴奋剂一样得到极大鼓励,这集中体现在不久前名古屋市长接待友好城市南京市代表团时公然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轰动事件上。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错误的历史观和言论立即得到了前面提到的石原慎太郎和桥下彻的支持。虽然日本中央政府一再澄清这只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但他们的背后分别是日本两个最大的直辖市和经济中心。

目前看来,一年来唯一真正改变的是日本社会上下对核电的看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遭受过核武打击的国家,但它却又是当今世界上对核能依赖程度最深的国家之一。实际上,自1954年电影《哥斯拉》放映后,辐射和核毁灭遍布日本的亚文化群,这两个主题反复地出现在漫画和动漫卡通中。“3·11大地震”引发的严重核事故第一次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将这一问题呈现在主流决策层面。可以预计,未来核恐慌将长久地深入日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而对核电政策的全民反思也必将深刻地重塑日本这个缺乏煤炭、原油等矿物资源的岛国的能源战略。但在眼下,彻底“弃核”所造成的经济和财政压力却是笼罩在艰难复苏中的日本头顶上难以承受的重负。

●一个“学习型文明”的迷失与焦虑

世界著名的评级机构穆迪在去年大地震发生后几个月调低日本主权债务评级的同时发出如下警示称:由于经济增长迟缓和无力扭转债台高筑的局面,日本很可能陷入第三个“失落的十年”。

然而,纵观历史,灾难往往也是重生的起点。如果说有一种文明惯于经受各种磨难的话,那就是日本文明。上世纪20年代的那场关东大地震造成了数百万人的伤亡,几乎将整个东京夷为平地。但短短10年后,一个崭新的日本迅速崛起,一举成为当时东亚的霸主和全球性的力量(之后它走上了一条给自己和世界带来毁灭性灾难的弯路,这是我们熟知的)。10多年前的那场阪神大地震重创了已经陷入战后最严重衰退的日本经济,但只过了18个月之后,神户的经济活动便基本恢复了震前水平。先进的海上港口设施修建起来,住房也进行了现代化改造——一个破旧的港口城市变成了光鲜的国际典范。

那么,今天的日本还能不能再度续写昔日的骄傲?

审慎研究分析日本过去的两个“失落十年”,国际学术界有许多见仁见智的认识,一般的共识是,除了政府错误的财政产业政策以外,最重要的原因不在于经济本身,而在于日本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僵局,尤其是前者。

日本社会眼下存在两个似乎不可能解开的死结,它们相互又是高度关联的:一是人口的老龄化和社会少子化导致的人口减少;二是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固化、财富过度集中在年长者手里以及由此导致的主流观念日益保守趋势。

统计显示,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最大。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日本老龄人口比例为23%,是全球最高水平,超过了意大利和德国20%和瑞典18%的水平。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五个人中就有一个年龄超过65岁。日本厚生劳动省上月提交的一份报告还显示,50年后这一比例将再翻一倍——全国每五个人中就会有大约两人超过65岁。

与此同时,目前日本女性平均只生育1.34个孩子,大大低于保持世代平衡的2.08个。根据一项最新的估计,日本到2048年就会遭遇到一个历史分水岭──人口数量将会首次跌破1亿。到2060年,将仅有4410万人、即总人口的一半属于劳动年龄适龄人口。当这个国家缩水的更年轻的人口不得不供养膨胀的老迈人口时,比例失调的年龄构成可能会将国家的社会福利体系拖入未知的境地。

老龄化和劳动人口的减少不仅使日本经济不可避免地陷入长期停滞状态,还衍生出更多其他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社会显得越来越保守,越来越排外,并且整个社会的结构开始固化。按理说,随着人口的萎缩,日本应当像其他西方发达国家一样更趋向于开放和欢迎外国移民。弥漫于全社会的根深蒂固的保守政治气氛使这种政策调整变得不可能。时至今日,特别需要补充年轻人口的日本却仍然是世界上移民政策最苛刻的国家之一。

当然,也有人争辩说,从过去20年里日本人富裕程度的提高、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失业率和贫富差距维持在低位等许多“非GDP因素”来看,日本应被视为榜样而非教训。《纽约时报》今年初的一篇很有影响的评论文章就以此告诫美国和中国:应当更多地从日本身上学到些什么,而非排斥它。

不管怎么说,从战后到这次大地震已经时隔66年,日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历史毕竟在不断变化之中,面向未来,沉重的现实不得不迫使日本人进行历史性的反思。

在我看来,上述这些问题尽管严峻,但仍然只是表面现象。日本的根本问题在:面对变幻不定的崭新国际形势,其对自身文明的定位迷茫了方向。

历史上,中华文明深深影响了日本文化,日本甚至将自己看作汉唐文化的正统继承者;近代以后,日本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一条“脱亚入欧”的政策。这两次重大的对外来文明的“学习借鉴”都为日本赢得了巨大成功,然而现在,随着世界局势的剧烈变幻,以资本主义为代表的“西方道路”在日益崛起的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面前似乎显得不那么“先进”和“必然”的时候,日本该何去何从?

如果拿中日两国做比较,“西方”在中国人和日本人眼里,同样都是“强者”的同义词。所不同的是,日本人曾经以五体投地的崇拜和艳羡来面对这个“高人一等”的“强者”;中国人则将这个“强者”视为我们自己过去衰落的原因和现在重新崛起的障碍。日本渴望加入“强者”,中国则渴望取代旧的“强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和民族始终缺乏一种强者心态,哪怕他们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半个世纪之久,但他们在实力与利益的算计上有着清醒得近乎冷酷的理性头脑。而中华民族始终不乏强者心态,哪怕我们依然只是个相对贫穷的发展中国家,但我们缺乏对形势的清澈判断。不同的历史道路决定了日本是一个永远在寻找“最强”的老师的好学生,当它自身强大到找不到老师时,它会陷入不知所措的茫然境地;而当它面前同时站立着几个互相竞争的老师需要它做出选择时,它很可能因焦虑而变得极度非理性。中国过去一直是老师,现在则是一个期待再度成为老师的不太合格的学生,当我们被剥夺了老师资格时,我们会心理失衡。同为近代以后饱受西方压力乃至凌辱的两个文化传统相近的东方民族,日本是精神上的侏儒,理智上的巨人;我们则是精神上的巨人,理智上的侏儒。

这里再举一个与本文主旨可能关系不大的例子:对维护所谓“儒家文化”问题,历史上中国可能是所有东亚国家中最不起劲的,除了过去近百年来“打倒孔家店”的政府意识形态力量之外,最根本的心理因素恐怕在于“儒家文化”本来就是中国独自发展出来的。人对于自己原创的东西总是既自信又不在乎,而像日本这样没有自己东西的“学习型文明”,对别人的东西总是既在乎又不自信。表现形式就是以一种病态的激情拥抱一种东西及其发明者,排斥另一种东西及其继承者,而且每经过一个周期就更新一次拥抱和排斥的对象。这个更新的过程,无论对他们自己还是对别人,都是无比痛苦的。

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学生,日本时刻准备着用今天的自我否定昨天的自我,就像150年前福泽谕吉绝决地用来自西方的“先进文明”将自己师承了一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打入“野蛮和半开化”境地加以扬弃一样。但这一切需要有一个前提:什么是强?什么是弱?什么代表了历史的方向?这个问题应该是一目了然的。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当今世界的混沌前景不能给日本这个好学生提供一个明确的答案。

有些人——如前面提到的《朝日新闻》前主编船桥洋一—将赌注压在中国身上,他在那篇发表在《金融时报》上的文章里指出:纵观历史进程,日本此次向中国靠拢,看上去不会与它在太平洋战争后的复苏和复兴轨迹有什么不同。当时,日本与美国新建立的经济联系,充当了起动日本复苏和复兴的火花。但那次战略的成功,与在美日两国间推进政治稳定和互信的能力密切相关。这一次,火花必须来自中国引擎。

但更多日本人也许并不认同这种对未来的判断,这也是当前日本社会意见分裂最严重的地方之一。可以预计,对日本这样一个历来习惯于向强者寻求认同的民族来说,未来如何在中美之间作出抉择,将会是一个越来越令它焦虑的难题。但在可以看得见的二三十年内,它一定会以更加热烈地拥抱遥远的西方、更加激烈地排斥自己近邻这种方式来纾解这种焦虑。

写于2012年3月13-14日,发表于2012年3月19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略有删节。见报标题:日本:灾后的重生与焦虑;链接:http://www.eeo.com.cn/2012/0316/22299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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