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12日，在中国两会的一场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佐立克即将离任之际，很多人呼吁支持提名您来做世行行长，不知道您有什么考虑？”

周小川当时的回答是：“我认为不用操心这件事……我觉得可能大家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银行这个机构和历史，大家会看到，实际上世行行长一直都是美国人。”

    大约一个月后的4月16日，世界银行正式任命奥巴马总统提名的韩裔美国人金墉(Jim Yong Kim) 出任新行长，延续了世行成立以来的老规矩。按计划，现任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院长的金墉博士将于今年7月1日接替5年任期结束的罗伯特•佐立克(Robert Zoellick)，成为世行历史上的第12任行长。

一．

    周小川的建议的确有必要倾听。

    作为当今全球最重要的多边国际组织之一，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World Bank）下辖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国际开发协会（IDA），它自身又与国际金融公司（IFC）、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和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同属于世界银行集团（WBG）。

世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是1944年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会议上确立的战后国际经济、金融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孕育出来的一对“双胞胎”。68年来，虽然历任10多位行长的政治主张和背景性格迥异——这一点从佐利克同他的前任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的比较中即可一目了然，但他们有两个重要的共同点：第一，他们都是美国人；第二，他们不是来自华盛顿的政客就是来自华尔街的金融家。这是因为，美欧在世行和IMF领导人的任命上历来有不成文的默契，即世行行长由美国指定，IMF总裁由欧洲指定。

    但在过去的2/3个世纪里，世界经济格局和世行的使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比重越来越大，目前，西方发达经济体以外的发展中国家的GDP总量已超过全球的一半；世行创建之初的宗旨是帮助二战中遭受重创的国家重建（它发放的第一笔贷款给了法国），而如今其主要目标已经变成了消除贫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息贷款及政治、经济等各领域专业知识技术方面的咨询和支持。

    世界银行目前共有187个成员国，它们同时也是股东。世行的重要事项都需经会员国投票决定，投票权的大小与会员国认购的股本成正比。尽管世行于2010年4月改革投票权重，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重从44.06%提高到47.19%，但股份最多的美国股份仍握有15.85%的投票权，日本以6.84%位列第二，中国排名第三，投票权为4.42%。因此，只要能够获得欧洲和日本的支持（这几乎是肯定的），而其他100多个国家不能团结一心（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提名的人选最终获得任命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提名公共卫生专家金墉，是在周小川巧妙回答记者提问之后的10多天以后。自佐立克于今年2月15日公开宣布自己将于6月底任期结束后不谋求连任以后，外界对于继任者的猜测一直集中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和白宫前首席经济顾问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身上。此外，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约翰·克里（John Kerry）外交官苏珊·赖斯（Susan Rice，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和百事可乐首席执行官卢英德(Indra K. Nooyi)等人也在热门人选“名单”上。

虽然金墉拥有哈佛大学的医学学士和人类学博士两个学位，曾担任过世界卫生组织(WHO)艾滋病部门主管，在帮助第三世界发展卫生事业方面成绩卓著，他目前就职的达特茅斯学院是蜚声美国的常春藤联盟成员……但奥巴马的这一做法仍然令人颇感意外，因为这颠覆了世行行长总是由银行家（企业家）或外交家（政治家）出任的悠久传统。可能正因为金墉不像他的前任们——如著名政治家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和银行家沃尔芬森（James Wolfensohn）——那么大名鼎鼎，他名字的汉字写法一直到4月中旬才算有了定论，以前他曾被写作“金辰勇”和“金永吉”等。

    但仔细推敲之下我们会发现，奥巴马打出这张牌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无疑，美国国内的政治需要是第一位的——对于连任心切的奥巴马而言，要想不被共和党抓住把柄，就必须保证美国人世袭世行行长的传统得以延续；其次，奥巴马政府过去4年任内所做的最重要事情非医疗改革莫属，提名金墉博士这样一位成就有目共睹的公共卫生专家来领衔世行，与民主党在这方面的诉求高度吻合，而他与华尔街和华府无染的“清白”的个人形象，亦顺应了去年“占领华尔街”运动以来的主流民意；另外，由于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对陈旧的国际政治经济治理体系不满、要求在多边国际组织中增加发言权的呼声日益高涨，金墉是世行历史上第一个非白人行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和发展中国家对美国人长期霸占这一职位的批评。最后，金墉的个人因素本身就很能加分——出生于亚洲的韩国、五岁时随父母移民美国、通过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勤奋努力取得巨大成功……这些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美国梦”。提名他不仅能够赢得“政治正确”的好名声，还很可能让奥巴马在即将打响的“白宫保卫战”中获得更多亚裔选民的支持……实在是一箭数雕。

二．

虽然新一届行长的任命仍未打破美国人连续70年占据该职位的局面，但还是令人欣喜地传递出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崭新气象，这不仅是因为金墉的那张黄种人面孔，更在于首次出现来自其他国家的候选人公开站出来挑战这一虽不成文但却异常强大的传统。

与奥巴马提名金墉差不多时候，两名备受尊敬的经济学家和外交官——尼日利亚财长恩戈齐•奥孔约-伊维拉（Ngozi Okonjo-Iweala）和哥伦比亚前财长何塞•安东尼奥•奥坎波（Jose Antonio Ocampo）获得提名加入竞争行列，并得到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更早时，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所长杰弗里•萨克斯罕见地自我推荐，参与这一职位的角逐。很凑巧，呼吁世行实施改革的他同时也是一名卫生方面的出色专家。但在获悉金墉受提名后，萨克斯主动退出竞争并表示支持后者。

    平心而论，若撇开其他一切考量，仅就能力而言，无论是来自非洲的伊维拉还是来自拉美的奥坎波，都比金墉更有资格获得这一职位。尤其是令人尊敬的伊维拉女士，正如英国《金融时报》社评指出的，曾在佐立克领导下担任世行常务副行长并赢得如潮好评的她，拥有对世行运作机制的独特了解。此外，她在改革尼日利亚财政制度的战斗中获得的宝贵反腐经验将有助于遏制世行资金的滥用。当然，无论是伊维拉还是奥坎波，他们自始至终都很清楚自己堂吉诃德般的角色，参与的意义更多地在于表达新兴经济体的声音。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带有强烈讽刺意味地评论道：“每次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到各种贫困地区发钱和提供无偿顾问服务的时候，他们都会告诉当地政府要避免任人唯亲，每个岗位都应该找最最最适当的人选来做。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现在，世界银行自己也应该这样做。”

症结其实主要依然在于发展中国家本身。

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以及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一再呼吁打破华盛顿对这一职位的控制——例如，中国在第一时间就通过外交部发言人表态称，“中方希望世界银行按照公开、竞争、择优的原则选举下一任行长”；巴西财政部长曼特加（Guido Mantega）表示，选新行长应当看重资历而不是国籍，“新兴经济体有权利进入世行的领导层”；墨西哥中央银行行长卡斯滕斯（Agustín Carstens，他去年夏天曾参加IMF总裁一职的竞聘）也说，“世行行长应该由最适合的人担任，而不能囿于制定好的规则”……然而，由于各自的利益和理念千差万别，这些国家始终未能建立足够强大的联盟，推出一位共同候选人来与美国及欧洲抗衡，甚至都没有展示出联合起来促成变革的意愿。相反，它们似乎更愿意单独地与发达国家做交易，而对现状不满的声讨更多地像是讨价还价时的筹码。

这自然而然地使人联想到了去年因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性丑闻事件而引发的IMF总裁之争，的确是惊人的相似。就拿中国来说，当时北京方面没有提出候选人，最终它对任命法国人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出任该职务予以了支持。这次也一样，俄罗斯和墨西哥很早就宣布支持金墉；消息人士还说，在4月16日的世行会议上，中国和印度最终支持的也是金墉；25名董事会成员中，惟有巴西和南非支持了伊维拉。

       但与去年不同的是，斯特劳斯-卡恩当时是突然离职，而今年佐利克的卸任则是预期之中的事，这应当给了新兴国家充足时间考虑和协商该职位的侯任者人选……从中我们可以再度总结出这样一个道理：联合起来促成某一件事要比联合反对某一件事情难得多！

其实这里面的利害盘算也并不复杂，仍然拿中国来举例：虽然中国国努力想在国际组织中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尤其是那些涉及金融和贸易管理的国际组织。但眼下中国很可能希望扮演这么一种角色：既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又不用承担最终责任。何况中国恐怕并不会觉得，一个来自南非或哥伦比亚（今后大概还会是印度）的世行行长比一位美国人更值得自己信任，对自己更有好处。去年在支持了拉加德以后，中国成功地将IMF原总裁特别顾问朱民推上了副总裁位子。

其实，一年来围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两大国际金融机构首脑竞选的熙熙攘攘，正是变动不居的当今世界经济乃至政治实力版图的真实写照：西方发达国家的确处于相对衰落的过程中，但它们因为对“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具有清晰和基本一致的蓝图而容易凝聚在一起；相反，发展中国家的实力的确在上升，但因为对“如何治理世界”缺乏理念上的共识而依旧是一盘散沙。

三．

20世纪最具天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对世行和IMF发出过如下著名警告：如果这两个机构不能获得卓越的领导人，那么它们将“陷入永恒的沉睡，永远无法在人世间的法院和市场中苏醒过来，让人听见它们的声音。”

自2007年佐利克临危受命、接替因助女友大幅加薪升职的丑闻而突然离职的沃尔福威茨出任世行行长以来，他的表现可谓可圈可点。他在短时间内帮助这个国际机构对内恢复了自豪感和使命感，对外恢复了国际声望；他说服世行的股东实现了20年来的首次增资，而发展中国家贡献了其中的一半以上，表明它获得了新兴国家的认同；此外，世行任命来自中国的林毅夫出任其首席经济学家，则表明它欣然接受了新势力的崛起并打算敞开怀抱与之合作……

然而，自世行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诞生以来，世界已发生了巨变，亚非拉各地的经济增长正在改变全球经济。这甚至促使即将离任的佐利克本人在最新一期《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文章抛出疑问：世界是否还需要世行？

最大和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曾经依赖世界银行的新兴国家已经或正在成为经济大国，世行必须适应这种结构上的转变。

包括印度和巴西在内的大型发展中经济体越来越不愿接受世行贷款的约束条件，因为它们越来越容易从本国的私人投资者或全球资本市场筹得所需的资金。作为一个援助机构，世行向世界最贫困的一些国家提供援助，但是这些援助款只占发达国家、盖茨基金会等私人NGO团体以及其他机构所提供的援助资金的一小部分；而作为一个投资者，世行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与私人商业资本相比更是犹如沧海一粟……眼下新兴市场从所有渠道获得的总投资额每年都超过1万亿美元，其中由世界银行提供的不足200亿美元。

而且，世行的许多客户现在不再仅仅寻求贷款，它们还希望世行能提供有价值的专家指导意见，以帮它们掌握在技术和采购等方面的知识。在佐利克的领导下，世行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第一步——对外开放数据库。但未来它需要应对的难题——如气候变化、农业生产率低下、水资源紧缺，以及索马里和阿富汗等脆弱、动荡国家的稳定和发展等等——将是无穷的。放眼未来，世行需要从向政府提供贷款转向为全球公共品供给提供融资。此外，发展中国家的逐渐成功还给世行带来了智识上的挑战：世行应该成为发展经济学领域研究和政策思想的监护人。在这方面世行目前主要依靠坐落于美国的研究中心，未来它应当降低对美国中心的依赖，到世界其他地区去取经——发展经济学的最佳实践地远离美国。

3月底，当时还是候选人的金墉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指出，自己蓝图是把世界银行建设得更富有包容性、更有响应能力、更开放，以追求一种“以人为本的包容性发展”。但面对一个在全球化经济中职责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自身影响力日渐式微的机构，不具有金融和法律专业学术背景、且缺乏国际政治经验的金墉注定要面临极大的挑战和考验。他还有很多东西要学，更重要的是，他必须领导世行进行变革。

在接受提名后，金墉一度曾因其参与合著的一本书而受到抨击。该书题为《为增长而死》(Dying for Growth)，对“新自由主义”和“由企业主导的经济增长”提出了批评，并指出，它们在许多情况下都令发展中国家中产阶层和贫困人口的生活境况变得更加糟糕。一些经济学家因此宣称，金墉将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似乎带有反增长倾向的世行行长。不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未来金墉主导下的世界银行将有可能背离它奉为圣经但却日益声名狼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遭到误解和曲解——的“华盛顿共识”？

关于世行的下一步改革，英国《金融时报》近日给出中肯的建议：在国际金融公司（IFC）——世行集团下属负责向私人行业提供贷款的分支机构——增设总裁职位，然后通过全球竞争公开选聘合适人选。国际金融公司的总裁历来都由世行行长兼任，不过这么做并没有法律上的规定。“虽然这只是迈出一小步，却将使全世界受益匪浅。”此举虽然仍未最终打破世行和IMF最高职位始终由欧美人把持的过时传统，但在实践中超那个方向进了一步，它使国际金融公司这一重要机构获得独立地位，而这又将促进发展中国家私人行业的发展。最近还有人建议，由一位中国人出任IFC的CEO是目前阶段最适合的选择。

    此次竞争世行行长职位的尼日利亚财长伊维拉女士则指出，未来世行必须努力应对以下三项主要挑战——一是创造就业；二是支持人力资本上的投资，尤其是医疗、教育和福利方面；三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合适的制度。总之，世行应该从一个放款者转变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供应者。

    不管未来何去何从，正如1997年至2007年间三位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行长的著名学者弗朗索瓦•布吉尼翁（François Bourguignon）、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联名发表在《金融时报》上的文章中敦促的那样，美国政府和西方必须终止对这家全球性机构负责人选择程序的垄断，这种垄断已经不合时宜，且产生了负面的作用。采取一种公开、高效的，对发展中国家候选人明确开放的遴选程序的时机已经到来。对这样一种程序的庄严承诺，现在也应该显示出一些诚意了。

确实，如果现有势力不愿放弃控制权的话，那么布雷顿森林确定的正式国际金融体系将由于新兴势力的拒斥而变得越来越脆弱。虽然目前时机可能还没有来到，但终有一日，新兴国家将会抛开这一体系，联合起来另起炉灶。

写于2012年4月18日，改定于2012年4月20日。其中部分发表于2012年4月20日《南方都市报》专栏。链接：http://gcontent.oeeee.com/2/ae/2aec405d4b595923/Blog/9b5/c0803a.html?t=1334917094；全文发表于2012年5月7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链接：http://www.eeo.com.cn/2012/0504/22592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