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富士康的“连跳”事件，当下中国的一些“自由派”人士会困惑不解地问道：那些年轻的农民工为什么会如此想不开？假如他们觉得富士康的薪资待遇差、管理缺乏人情味……他们完全可以选择离开它，到别处去另谋高就，没有人强迫他们呆在那里。

从这种基本认识出发，富士康的悲剧主要应当归咎于失败和教育和不良的社会风气，因为它们导致了年轻人的自我中心和脆弱性格。此外，大概还有媒体渲染的放大效应及其潜在的心理引导。这种解释看起来相当有说服力。不是吗？为什么类似的悲剧频繁地发生在“80后”、“90后”的新一代农民工身上？事实上，上一代农民工的收入更低、工作更辛苦、工作条件更恶劣，他们怎么没有动辄就跳楼？

励志作家陆琪还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上班奴”，说的就是现在新一代的打工者。

在我看来，这些自由派人士几乎已经正确地窥见了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迥然不同的精神世界，遗憾的是，他们的结论即使不是完全错误的，也至少是非常有缺陷的。

我居住的小区大门口有一个旧货摊，在我的记忆里，它至少已经存在了10年。它的主人，很久以前是一对来自安徽的中年夫妇，最近4、5年里则换成了他们的儿子和儿媳妇——一对25岁不到的小夫妻。在过去的10年间，这个旧货摊日复一日地将我们小区内产生的可资利用的生活垃圾回收过去，其中包括我这个报人家庭里源源不断的废报纸。而从这么多年来废报纸的平稳价格来推测，这来自安徽农村的父子两代人赖以为生的收入应当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当然，这些年来我们小区及周围的商品房价格已经上涨了5倍都不止。

在这个仿佛永远不变的旧货摊，变化的除了主人的面孔和年龄外，还有他们的装束。去年的某一天，当我看见安徽小伙子牛仔裤膝盖和屁股上的破洞和他老婆裸露着的肚脐眼儿，曾经微微有些吃惊。但当时我很快就在心里作了一番“政治正确“的自我批评：凭什么人家农村青年就不可以追求城市里的时髦？随后便习以为常了。只是近来的富士康“连跳”事件，才促使我又重新思考起这种变化背后蕴涵的深刻意义来。

有句话想必大多数人都同意：人最怕的不是吃苦，而是失去生活的希望。我现在则非常愿意相信，那些富士康的青年员工不是因为忍受不了生活的艰苦和人际的冷漠，而正是因为失去了盼头，才从楼顶上跳下去的。

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以后从农村涌进城市的中国第一代农民工心底里的真正归属依然是家乡的农村。他们的想法是那么的简单：在城市里打份工，吃几年苦攒个五万、十万，回到家乡起一幢房子，娶一房媳妇，后半辈子能过上比左邻右舍更富足的日子……大概我家门口那对收旧货的中年夫妇已经在安徽老家过上了这种日子。这种“有家可回”的念想支撑着他们的整个精神大厦，使他们在面对城市劳动的艰苦环境、尊严扭曲、情感压抑时，能够以惊人的忍耐力顽强地坚持下来。

但时代毕竟一直在变，尤其是处在一日千里的急速转型中的当下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温暖家园”，在他们的儿女们心目中却并没有什么值得神往和留恋的。在内心深处，光怪陆离的城市也许更能够寄托他们模糊懵懂的自我身份认同。就拿我家门口收旧货的现在这对穿着有破洞的牛仔裤和露脐装的安徽青年男女来说吧，我绝对不相信他们热切地希望有朝一日“衣锦还乡”，更不要说把它当成精神支撑了！相反，我相信只要有一线可能，他们就会选择继续留在城市。

然而，一旦他们扭头瞥一眼自己服务和生计所系的那个小区，看看它那扶摇直上的房价，他们的所有梦想就会在顷刻之间全部破灭。在价值和情感上，他们比他们的父辈对这座城市要亲近得多，但在现实中，他们与它的距离实际上比他们的父辈反而更远了。10多年来，城市在政策上对将青春奉献给了它的农民工的开放度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提高，在生活的经济成本方面，却正在快速地抛离他们。单就拿住房这一项来说吧，市场化的商品房就不用说了，再看看政府提供的那些所谓“帮助弱势群体”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哪一个不是在进一步抬高农民工（他们的户籍决定了他们没有资格成为幸运的申请人）进入城市的壁垒？我们的安徽小夫妻可以用穿露脐装来表达对城市价值的认同，但城市却不打算接纳他们。

于是，“农民工二代”注定要像他们的父辈一样，再度成为城市的匆匆过客。所不同的是，他们可以回归（也可能必须回去）的那个“家乡”，在心灵深处已经不再属于他们这一代；对它的记忆不仅不再甜美，甚至很可能是苦涩和令人窒息的。他们因此变成了精神上无家可归的人，丝毫看不到未来。促发那10几个富士康的年轻人纵身一跃的直接诱因也许各不相同，但根源却正在于此。他们的确可以选择离开富士康那“把人当机器使用”的流水线，找一家餐馆或快递公司去继续打工，但他们融入城市的梦想无论在哪里都一样会被无情地碾碎。很可能的一种情况是，在别处比在薪水相对高一点的富士康破灭得更早、更彻底。

任何社会都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满意，但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该给这个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至少留有一份希望。这里所说的希望，仅仅是指经过一番努力有机会融入社会、过上与周围人差不多的寻常生活而已。然而，对“农民工二代”来说，连这都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奢望。而这种状况，正是“中国制造”竞争力的源泉。

我希望，发生在富士康的悲剧能够有助于我们社会发现并正视以往一直被忽略的“农民工二代”内心深处的归属困境，并最终有助于问题的缓解本身。毕竟，社会的点滴进步，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只要这些代价能够换来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