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向美国法院申请破产保护为标志，席卷全球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至今已过去4周年。如果算上2007年初即已浮出水面、并于当年下半年起迅速蔓延的美国次贷危机的话，那么，本轮金融与经济危机实际上已经走过了整整5个年头。

    几年来，各国政府开出的一系列救市药方不能说一点疗效都没有——从表面上看它们至少让世界避免了又一次经济崩溃、从而再度陷入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混乱和痛苦之中。不过，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在整体性“复苏”方面并无明显起色，相反，“二次探底”或所谓“双底衰退”的阴霾不仅始终没有彻底摆脱，而且时有加剧迹象。

    我们看到，过去一年来，几乎所有在当今拥世界有比较大话语权的学者和国际组织——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保罗·克鲁格曼这样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到联合国、欧盟、G20、经合组织（OECD）以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清算银行(BIS)这样的国际组织，再到摩根士丹利、高盛、黑石及标普、穆迪、惠誉这样的商业性机构……都对世界经济前景表达了强烈悲观。

    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如果说有什么共识的话，那就是：除了极少数“特别”的经济体——如受益于“中国需求”最多的澳大利亚和体量微不足道且相对封闭的非洲——之外，如今，世界经济的主要支柱都遇到了重大困难：大多数发达经济体正站在的悬崖边上，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也因为外部需求的急剧萎缩而日益丧失动能。以几年来四处奔忙、扮演着“救火队”角色的IMF为例，从今年初至今的9个月里，它已经先后三次下调2012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去年秋天预计的4.0%大幅下调到3.3%；而其对明年全球增速的预估也下调至3.9%。世界银行给出的数据更加暗淡，它预测，按市场汇率计算，2012和2013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仅为2.5%和3.1%。如同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看法一样，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嘉德认为，与一年多前相比，全球经济复苏之路正在“变窄”。而素有“末日博士”之称的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努里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则在其专栏文章中宣称，发达经济体陷入二次衰退的概率超过50%，“现在人们应该做的是穿好救生衣”。

更为严重的是，各国政府、企业、家庭和金融业削减债务以及适应萧条预期的自我努力正在导致彼此的前景不断恶化，从而使全球经济处于某种“恶性循环”之中。

    首先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欧盟于去年10月公布的一份报告称，其贸易伙伴国在过去一年里新增的贸易障碍多达131项，对经济复苏构成了“实质威胁”。然而，在这方面备受欧盟指责的“金砖国家”和和拉美新兴经济体如阿根廷等却有足够的理由反驳说，恰恰是欧盟自己以温室气体减排为由提出高额碳关税，正在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经济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碳贸易战。

世界贸易组织(WTO)今年4月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球贸易增幅减缓至5.0%。比2010年的13.8%大幅下跌，也低于去年9月公布的5.8%的预期。WTO还预计，2012年全球贸易增幅将进一步下降至3.7%，而全球贸易过去20年的年均增幅为5.4%。略微值得庆幸的是，今年6月19日，齐聚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出席G20峰会的世界各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将不出台新贸易壁垒政策的承诺再延长一年。但正如分析人士指出的，这份协议在最后一刻达成，暴露出各国在贸易保护主义问题上存在的深刻分歧。事实上，随着日本、瑞士和巴西直接干预汇市，试图压低本币汇率，小规模货币战争的号角已经吹响。

第二个、也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上一次爆发于金融市场的危机有政府来救，而这一次发生于政府自身的危机谁来救？谁又有能力来救？

    直到最近，政府似乎还总能像变戏法一样，从神秘的口袋里摸出无穷无尽的牌来：2008年下半年，中国政府果断地推出了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成为危机上半场的最大买单人；而到本月为止，事实上的“全球央行”美联储也已经连续推出三轮定量宽松（QE），购买债券总金额预计将达2万亿美元……这些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向金融市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流动性，并帮助金融机构纾困。

    当大难临头之时，无论在历来崇尚自由放任的美国，还是在10多年来一直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中国，政府突然间都变成了凯恩斯主义的坚定信徒。据说，各国政府正确总结了70年前那场大萧条的惨痛教训，并从“罗斯福新政”中吸取了成功经验。

    然而，如今再回头认真检视过去四年以来的所有努力，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这不过是一场将危机从金融市场和企业转移到政府身上的“搬家”而已，造成危机的原因几乎一个都没有消除。换句话说，危机并没有解决，只不过从私人部门转到了政府部门，从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危机变成了主权债务危机而已。不仅如此，救市刺激政策所造成的副作用还使危机变得更加复杂和不可控。

    过去两、三年间，一方面，跨国大企业——著名的苹果公司是它们中的典型代表——获利显著增长，它们往往坐拥巨额现金和流动性资产，甚至包括接受过联邦政府救助的大部分企业——如“两房”和通用汽车等——也纷纷渡过难关；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救助它们的联邦政府自身却因债台高筑而遭到评级机构下调其主权信用评级。欧美企业的“不差钱”与公共债务的飙升之间的“冰火两重天”，被一些政策批评者指责为“企业对政府的挟持”。这造成了对广大纳税人的严重不公，并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这类反资本主义群众抗议的最好理由。

根据IMF的一项研究，从2007年次贷危机开始至2010年，全球公共债务增加约15.3万亿美元，其中逾80%来自七国集团。其间发达国家的债务占GDP的比重急升了21个百分点。以美国为例，最新数据显示，至2011年第一季度，美国债务与GDP的占比略为回落至243%，但仍比危机前高26个百分点。然而美国债务的内部结构却发生了巨大变化。私营部门的债务占比在2009年第二季度曾升至180%峰值，之后回落至163%，而私营部门债务的任何降幅都几乎由政府或公营债务所抵消，公营债务的增加导致政府赤字已超过GDP的10%以上。换言之，美国实质上是在“国有化”其债务问题。而据中国专业评级机构——大公国际年初的预计,2012年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负担率将上升到接近二战时的高峰期，这意味着发达国家的偿债能力在今年将更为不可持续。

    这一切都将迫使政府财政回归本位，亦即提供社会公共品，而不是不恰当地冲到第一线，代替私人部门消费和投资，通过负债的方式来创造需求、解救陷入困境的银行和企业。就当下而言，美国即将面临的“债务断崖”和欧洲愈演愈烈的债务危机使得发达国家的财政救市手段已经穷尽；以金砖国家为代表发展中国家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唯有税收连年创下新高的中国尚有财政刺激的空间，但这也仅指中央财政，中国庞大的地方债务出现危机的迹象正日渐显露端倪……

    而在另一方面，全世界已经不得不为大规模的流动性注入所带来的负面效应而埋单：整个2011年，中国和新兴经济体都在忙于应付因自身刺激政策和美联储及欧洲央行开动印钞机的“外溢效应”而造成的通货膨胀——别的不说，仅房地产宏观调控就足以令中国政府捉襟见肘了；而高到离谱的房价泡沫破裂的巨大风险更令整个中国经济难以承受。在发达国家，严重的通胀虽然没有明显表现在CPI指数上，然而黄金、原油和其他所有大宗商品的价格都几乎涨至历史高位，华尔街的股票指数也差不多回升到了危机之前的最高点。

从美联储新近推出的QE3的冷清的市场反应来看，已有救市措施的边际效益正在迅速衰减。相比于4年前所拥有的充足的行动空间，眼下，政府从它的那只魔法口袋里再也变不出多少好牌了。

    今天的世界经济，比2008年的这个时候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它将一路下滑、实践鲁比尼博士那张“乌鸦嘴”所预言的“完美风暴”，还是将在漫长的泥泞中艰难调整和爬行？谁也不能轻易断言。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世界经济的问题是系统性和结构性的，而华尔街金融危机只是这一复杂的系统性和结构性病理的表面症状，解决之道似乎更多需要靠政治上的作为。未来我们或许需要另起炉灶。

    经过4年金融危机以及将经济从危机中拯救出来的徒劳努力的洗礼，我们失去的除了信心，还有共识。但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很多时候，仓促应付时所达成的肤浅共识，远不如深入把脉诊断后所产生的高质量的分歧。

    写于2012年9月23-27日，节选版发表于2012年10月9日《新京报》；见报标题：金融危机四年 按下葫芦浮起瓢》；链接：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12-10/08/content_377542.htm?div=-1；全文发表于2012年10月11日《时代周报》，见报标题：更大的不确定性，更加匮乏的共识；链接：http://time-weekly.com/story/2012-10-11/1272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