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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夫根尼·巴扎诺夫(俄罗斯外交学院副院长)

【季冰按】这篇文章本身分析的那些道理,在许多人看来也许并无多少特别的新意和洞见。我几个月前读到它时产生的最大感慨就是:任何社会变革想要获得成功,都只能从这个社会现有的各种条件出发,迈出审慎而务实的步伐,而不能根据改革者(或革命者)心目中理想社会的蓝图来凭空设计。一个社会,既不是一台机器,也不是一件艺术品,它更像一个有机的生命体。举个例子来说吧,纵使你再有能力,你也不可能把中国人改造成金发碧眼的白种人,把武大郎改造成篮球运动员……

相比于当年共同由两国执政的共产党领导的改革,中国的巨大成功与苏联的空前失败形成鲜明对比。那么现在呢?中国改革开放30年过去了,苏联解体也已将近20年了。接下来我们都应该怎么做呢?希望我们能够从历史中学到面向未来的知识。

我最想对许多人说的永远是那句话:世界上没有什么“毕其功于一役”的事情,任何成功的社会进步都只可能是累积点滴改善而得。对腐败可恶的旧制度进行摧枯拉朽式的破坏看起来确实很容易,但美好的新制度的建设却是极为困难的。关键是:建设一个新的东西需要许多资源,而这些资源往往都是我们这些传统社会里不具备的。从现有的条件出发,向更好的方向一步一个脚印地慢慢迈进,过了一段时间回头再看,会发现反而是进步最快的。想想我们东邻的现代化历程,再看看我们自己的现代化历程,能不唏嘘?

自25年前戈尔巴乔夫出任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以来,世人一直对中国成功的经济改革与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基本不成功的经济大调整进行比较。人们普遍认为,莫斯科不知怎么走的是一条错误的改革道路。如果苏联当初按照中国模式实行改革,情况本来可能会好得多。不过,这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分析。两国当时的情况截然不同,俄罗斯无法全盘照搬中国的改革模式。

首先,请看一下两国国内的局势。中国在经历1966 - 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之后正处于动荡之中。到了1978年,绝大多数中国官员和公民都认为有必要进行基本改革。而1985年,苏联的情况却截然不同。大多数苏联人认为, 1985年的苏联是一个超级大国,经济运转相对正常,社会和秩序稳定——尤其是与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停滞不前的经济相比,以及与邓小平实施经济改革之前中国普遍存在的贫穷和饥谨的情况相比,情况更是如此。

其次,两国的国家机构面临的情况非常不同。中国领导人的权威、权力和凝聚力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削弱,较为保守的人士不大可能对主张基本改革的人实行有组织的抵制。大家看来一目了然的是,为振兴国家必须采取一些犬动作。相比之下,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却受到了政治局和军方高级将领的坚决抵制。

第三,领导中苏两国改革的人物截然不同。领导中国改革的是经验丰富的革命家邓小平。他有极高的威望,能放手实施大胆的改革措施。在苏联,改革的重担却落在一些缺乏经验的地方一级党的官员的肩上。这些官员只能在党内元老确定的、十分有限的政治经济框架内进行改革的尝试。最终,邓小平得以实施具有滦远意义的改革,而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停留在经常是毫无意义甚至是有害的、无足轻重的经济改革上。值得注意的是,在少数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实施了一些激进的经济改革——如1988年,他推出了私营企业合作社。这是自列宁执政以来苏联人第一次获得拥有私营企业的权利——但一年之后他被迫收回成命。

第四个因素是两国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中国当时仍然是个农业国, 80%的人是农民,仍在为争取有权在自已的土地上耕种而奋斗。邓小平给了他们这种权利。结果,农村形势马上得到改观,甚至连那些极度怀疑的人都被迫承认,改革取得了成功。从农业着手,邓小平又开始在工业和经济的其他部门实行改革。戈尔巴乔夫面对的却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局面。不同于中国,军工行业是苏联经济的基石。为了刺激经济并使其多元化,苏联必须大幅压缩并改革己经渗透到几乎所有部门的军工制造业——从制造洲际导弹到生产女式鞋类。但这种主张遭到了军方高级将领的强烈反对。理由是一目了然的,即美国和北约对苏联的国家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他们为抵制这种改革具有意识形态和军事上的理由。此外,戈尔巴乔夫试图实行的农业改革还因苏联集体农场持续50年的落后状况、共产党官员对任何形式的改革的激烈反对以及农民缺乏改革热情而搁浅。与中国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农民没有那种即使在较为自由的经济条件下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更加努力工作的愿望。总而言之,调整以军工行业为基础的、已实现工业化的苏联经济,远比调整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初级经济要困难得多。

第五个因素是,中苏两国的外交政策大相径庭。中国与西方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和政治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共同反对当时被感受到的克里姆林宫扩张主义的外交政策的基础之上的。结果,美国及其盟国从政府和私营部门着手热情参与了中国的改革。海外华人在这一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苏联不可能从海外获得这种梦寐以求的援助。

戈尔巴乔夫的第一个重点是遏制几乎耗尽这个国家国库的军备竞赛。如果当时政治局的保守派人物愿意压缩和调整大规模的军工行业,这项目标本来是可以实现的。

在执政两年之后,戈尔巴乔夫认识到,他的经济改革计划已进入了死胡同。1987年,为了重启这一进程并消除反对派的抵制,戈尔巴乔夫将注意力集中在政治改革上,希望争取人民来支持他的改革。可是,这却让他引火烧身。民主化和多元化动摇了苏联政权的基础,削弱了赖以将苏联公众和社会凝聚起来的力量。结果,苏联陷入了政治局内的自由派与保守派、莫斯科与各地之间、各加盟共和国中的各民族之闻的激烈争斗之中。这种“休克式的民主化”几乎总是会导致极权政权的动荡的。

于是,苏联陷入了政治和经济动荡的恶性循环之中。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导致克里姆林宫内的自由派和保守派发生了大伤元气的政治冲突。这种冲突使得苏联的经济改革半路天折。苏联的局势每况愈下,最终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之中。不同于1978年的中国,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克里姆林宫无力为经济改革制订一项统一连贯的战略,更不用说实施这种战略了。苏联经济日趋恶化,深陷政治泥潭而不能自拔的共产党政权最终于1991年垮台。俄罗斯从此一直在努力实施自己的经济改革,而中国今年却在欢庆取得经济改革成功32周年。

原载自2010年3月15日俄罗斯《莫斯科时报》,转载自2010年3月16《参考消息》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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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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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号:冰川思想库,ID:bingchuans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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