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像我这样素来十分关心西方政治、尤其是对英国历史充满兴趣的人来说，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和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能够组成联合政府，实在是一件难以置信的事情。

略微了解一点不列颠王国辉煌往昔的人应该都知道，保守党的前身是充满保皇和贵族气息的托利党（Tory），这个名称直到19世纪30 年代才开始被现在的名字（Conservative）所替代；而只有10多年历史的自民党是由自由党与民主党合并而成，其中的自由党，前身便是推行自由主义式社会改革的辉格党（Whig）。在20世纪初工党崛起之前，托利与辉格两党曾经争锋相对，并主导英国政治达几个世纪之久。

因此，别看两位正副首相年龄同岁、都有贵族背景，甚至连外貌都有些相似，但他们各自领衔的政党无论在意识形态、现实政策，还是选民构成等几乎所有方面，都有着天壤之别。就像许多观察家指出的，在下述几个对今日英国最为至关重要——如欧洲事务、防务政策和移民问题等——的领域，保守党与自民党的主张真可谓南辕北辙。相对而言，信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工党倒是与自民党有更多共同语言。

但卡梅伦和克莱格都不是原教旨主义者，在他们内心的那杆天平上，现实利害远重于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克莱格显然不愿意让已经失掉民心的工党拖累自己的前途，而卡梅伦为了帮助保守党夺回已经丢失了13年的执政权（同时也是让自己成功搬进唐宁街10号），接受了自民党改革现行选举制度的要求，作为交换，克莱格则在欧洲事务和防务政策上作出了勉强让步。卡梅伦自称“我不是一个意识型态导向”的人，他曾说，“我虽是撒切尔的粉丝，但这不代表我是撒切尔主义信徒”，他甚至还曾形容自己是“布莱尔的传人”，尽管这并没有妨碍他不久前邀请年迈的撒切尔夫人作客唐宁街10号向自己传授治国心得。

无疑是拜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所赐，今年的这次大选创造了英国近现代政治史上一连串令人意想不到的“第一”：首先，这是自1974年以来首次未能产生多数党的一次大选；其次，这还是自1935年以来英国在和平时期首次由联合政府执政，因此，这也是拥有悠久历史的自由党（当然已经改头换面）70多年来首次成为执政党；第三，戴维•卡梅伦将因为200年来英国最年轻首相的身份而载入史册；第四，如果还有人愿意提及失意者的话，他们将注意到，曾被BBC评论为“二战以后影响力最大的内阁大臣”的戈登•布郎，其实是英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之一……

现在的问题是：联合执政能维持多久？

我对此是非常悲观的。一个政党，通常就像一个人，它在许多情况下的确拥有很大的政策弹性，为了达到其政治目的，可以在许多事情上作出妥协。然而，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个人的性格和他的基本价值观是很难轻易改变的。对政党来说，所谓本性，就是它的意识形态——具体的政策可能每个时代都在变化调整，但对于“什么样的社会是理想社会以及如何建设理想社会”的看法却基本上是恒定不变的。事实上，意识形态正是任何政党的生命力之所在，往往越是成功的百年老党，其意识形态就越稳固，历久而弥新。因此，如同两个根本趣味大相径庭的人难以长久和睦共处一样，意识形态差异巨大的政党之间就算可以为了暂时的现实利益而缔结联盟，但它们在基本理念上无法调和的矛盾是不太可能被长期掩盖的。如果真能做到这样的话，它们中的某一个必定会被另一个吞并，因为无原则的折中只会极大地削弱意识形态的力量。

不过，尽管保守党与自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注定将会非常短命，但这却并不意味着2010年大选开启的这种多党联合执政模式不会在未来相当长一段过渡时间内成为英国政治的家常便饭，甚至主导英国政坛。英国虽然没有完全形成美国那样纯粹的两党制，但长期以来，英国已经习惯了两大党轮流坐庄的执政模式——百年前是托利与辉格之争，而在过去将近一个世纪里，政府则被工党和保守党两大党派包办。因此，英国人可能会不太适应联合政府（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弱政府）这种形式。但实际上，它在一水之隔的欧洲大陆上却是比比皆是。客观地说，联合政府的模式的确存在着政府不稳定、弱势和政策长期性、延续性差的许多缺点，但它也决不是一无是处的。德国几乎从来就是联合执政，它的政治却相当稳定。若没有这个基础，德国在战后要取得我们所见到的经济成就是不可能的。

布朗虽然自诩是——同时也被包括保罗·克鲁格曼在内的许多有巨大影响力的评论家称许为——富有远见的财政专家，在排山倒海而来的金融危机中“拯救了西方世界”，但没有谁比卡梅伦心里更清楚，布朗对英国经济的拙劣管理留给自己的是一场灾难。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本财政年度英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将达到11.4%（花旗集团的预测数据与此相仿，为11.3%），高于正在主权危机的旋涡中苦苦挣扎的希腊、葡萄牙（8.7%）和西班牙（10.4%）三国。之所以暂时还没有爆发危机，要感谢英国较为健康完备的市场体系和监管制度，尤其是活力依然不减的私营部门及基本平衡的国际收支。除了严重的财政困境以外，布朗还甩给了卡梅伦其他许多经济难题，其中包括经济增长疲软乏力、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势头上升等等。

面对这样一个不折不扣的“英国病人”，不同的“医生”会开出截然不同的诊断书和药方。右翼分析家一般认为，工党实行的许多社会主义政策导致了公共开支庞大、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这是病根所在。这种看法当然不是全无道理，但肯定是失之简单的。实际上，正在席卷全球、至今仍为祸不止的金融危机正是肇始于私人资本贪婪横行的华尔街。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再搞一场当年“撒切尔-里根”式的私有化改革会是个好主意吗？想必绝大多数人会不假思索地说“不”。

我个人认为，“英国病人”的病症应当被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前一个是国家战略的层面，属于英国的特殊问题；后一个则关涉整个西方政治哲学的更高层面，属于普遍问题。换言之，我们目前所见到的“英国病人”，实际上是患上了“西方病”与“英国病”的并发症。

所谓特殊的“英国病”，其本质可以用下面这个问题来概括：英国在当今的世界体系中究竟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今日英国在国际上应当如何自我定位？相信没有人会认为英国至今仍是全球霸权，或在未来有可能恢复昔日的全球霸权地位，但英国是否仍是一个世界性的强国？这却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这种自我定位决定了英国打算在世界事务上谋求什么样的权利，并付出相应的成本。保罗·肯尼迪在其声名远播的《大国的兴衰》一书中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们：对有限资源的恰当或不恰当的分配是导致大国兴衰的主要动因。假如英国坚持认为自己是“世界列强”之一，紧随美国到处插手全球管理事务，那它固然可以由此得到许多利益，但也必定要支付高昂的代价，而这种代价很可能是事实上已经衰落了的英国不堪负担的。而且，更糟糕的是，英国不像美国，它不掌握印钞权。

在这个问题上，我比较欣赏英国《金融时报》的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在一篇评论本次大选的专栏文章中提出的鲜明观点：21世纪的英国应当以邻国荷兰为典范——随着人口众多的新兴大国的崛起，英国成为强国的诉求将变得越来越可笑。卡梅伦新内阁拟定中的公共支出审查（主旨是削减政府开支300亿英镑，其中必然包括一些国际行动上的调整，如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撤军）必将加快英国地缘政治衰落的步伐。英国必须调整自己的触角，使之处于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荷兰比英国更早成为了商业和海上帝国。近3个世纪来，荷兰一直在相对衰落。相比之下，英国的衰落还是最近100年的事情。不过，荷兰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算得上成功。它是大西洋主义者，稳定而民主，尽管它在政治上施行的是复杂的联合执政模式。它有着稳健的经济、成功的企业和强健的外部状况。荷兰经历了两个世纪的相对衰落后，在过去半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民生活都比英国要富裕。实际上，荷兰至今仍是欧洲人均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并享有“世界自由之乡”的美誉。概言之，荷兰成功的奥秘在于，它深谙如何将有限资源投入能够为本国带来最大效益的事务上之道，从而做到尽可能延缓国力衰落的过程及减轻由此造成的痛苦，进而保证了国民在这一长期过程中能够持续享有富足而有尊严的生活。

沃尔夫认为，英国在未来避免成为一个新的希腊、西班牙或葡萄牙——它们在历史上都曾经是盛极一时的大帝国，后来相继衰落，今天又身陷主权债务危机之中难以自拔。（在这里，沃尔夫显然有同时指涉历史与现实的双关之意）——的正确替代方案，是使自己成功转变成一个“体量更大的荷兰”。

所谓普遍的“西方病”，则要更为复杂一点。过去一个世纪来，西方政治（我这里的“西方”指的是民主国家阵营，其实主要就是西欧和北美，不包括法西斯德国之类的极权主义政治）始终摇摆于右翼的传统自由主义与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它们今天在美国通常被称为“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前者主张自由市场经济、小政府和不干预政策，认为应当将一切可以由公民个人和私人企业解决的社会事务交给私人，国家只提供最低限度的公共产品。用里根总统的一句竞选名言来说：“政府不是问题的答案，而是问题本身！”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是这种政治和经济哲学的思想教父，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则是它的忠实的执行人。而后者将社会的平等与公正置于市场自由之上，强调通过政府监管适当限制市场行为，避免社会两极分化，同时给予社会中的弱势人群以较好的保障。瑞典长期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和英国工党所孜孜以求的“福利国家”，就是这种左翼政治哲学蓝图下的理想国。

然而，战后半个多世纪来的实践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无论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都存在难以克服的内在问题。过分强调市场自由和个人竞争，多半会引致严重的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而且，鉴于信息的高度不对称，在金融和其他虚拟经济地位日益重要的今天，政府对市场的放任自流一定会助长一些个人和机构通过吹大市场泡沫而牟取不正当利益，最终导致不可收拾的严重后果。本次华尔街金融危机就是风行了将近30年的“里根-撒切尔主义”失败的明证。而在这场意识形态斗争的另一端，左翼政党喜欢采用的国有化、高福利、高税收和大政府政策，无一例外地导致了社会财富创造力的挫伤、政府机构效率低下、财政赤字高涨、工会腐败跋扈……长期来看都是难以维系的。

于是，不断有雄心勃勃的政治家试图在这两种政治哲学的角力中探索出一条中间道路或突破创新一条新路来，他们希望能够在兼收并蓄左右两派政治主张长处的同时摈弃它们的缺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BBC的评价是相当恰如其分的，苏格兰人戈登•布郎的确是一个兼具宏观政治哲学视野与微观管理实践能力的出色政治家。13年前，布朗与布莱尔这对“双寡头”打着“新工党”旗帜打败后撒切尔时代的保守党，并将该党打造成英国战后最成功的政治机器之一。布朗的支持者至今都认为，他有三项巨大成就必须得到承认。首先，在担任财政大臣期间，他赋予英国央行独立性，并且没有让英国加入欧洲单一货币体系。如今，当欧洲不得不直面希腊巨大的财政危机时，很多英国人体会到了这一决定的先见之明。第二，他在2002年成功挽救英国国民保健服务体系(NHS)，使得英国的医疗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了欧洲的平均水平。第三，布朗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关键时刻决定对英国银行业进行资本重组，他还在协调20国集团应对危机方面发挥了开拓性作用，这些都将使他获得世界领袖的广泛赞誉。

更重要的是，布朗确实尝试了为左派勾勒出一套社会主义之后的政治经济哲学。他描绘了一种“再分配市场自由主义”的治理模式。这种学说大体上同意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论断——贪婪是支配一切的人性动机、私有企业通常比公共部门更有效、市场（包括金融市场）通常是高效率的；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有限的，仅限于应对被称为市场失灵的少数几种问题。然而，再分配市场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在审议收入的分配与再分配方面应该扮演重大角色。

十分遗憾的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布朗身上令人吃惊地缺乏一种与国人有效沟通的能力。他似乎总是不能与不列颠选民们产生共鸣，而且往往显得不屑如此。这一点，与能言善辩的布莱尔相比，更是泾渭分明。当然，最致命的还在于，运气不站在这位巨人级的政治家一边——尽管他在应对华尔街金融危机时展现出了卓越的决断力和才能，然而，这场危机给英国留下了高达1600亿英镑的赤字，使他的继任者不得不直接面对英国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财政危机。布朗任财政大臣时的口头禅是，在工党的领导下，英国不会再现保守党执政时的“繁荣与萧条”周期，以此强调在他心目中保守党在管理经济方面曾是多么失败。然而，今日的可怕现实让他昨日的话成为永久的笑柄。

因此，英国今年大选后出现的政治窘境和不确定性，从根本上看，折射出当今的西方政治在理论层面的真空：经历了最近这场空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动荡，人们发现，右翼的里根-撒切尔式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经失宠，而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的失败至今还记忆犹新。那么，西方政治的出路在哪里？

年轻的卡梅伦也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哲学，那就是“大社会（big society）”概念。卡梅伦宣称，他要拯救被“保姆国家”宠坏的英国社会，让被400多万个摄像头监控着6000多万英国人摆脱新工党的控制，把庞大国家机器的从社会和社区赶走。

所谓“大社会”计划的核心是鼓励个人和家庭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用卡梅伦的华裔智囊纳特·魏的话来说，“大社会的根本是关注社区”。换言之，即把目前由政府包办的许多社会管理和福利职能交给社会。卡梅伦很喜欢的一句话是：家庭是最好的福利。而副首相克雷格的解释是：要让人们不再总是向官员、政府寻求答案，而是让他们感到既有自由、又有权力来帮助自己和自己的社区。

看得出来，“大社会”计划既是对工党长期构筑的“福利国家”的根本反动，又不同于撒切尔夫人的个人主义和全盘私有化政策。它试图在“政府”与“个人”之间再造一个强大的“社会（或社区）”。单纯从理论层面看，这是一面颇具吸引力的旗帜。然而，最大的问题在于，“社会”不像“政府”和“个人”那样，它不是一个有形和具体的实体，而是一种由许多元素共同构成和相互依存的生态系统。在一个宪政国家里，政府如何去有意识地构建“社会”？实施这项计划的资源又在哪里？所以，虽然新政府也提出了一些有关“大社会”计划的具体措施，例如，培训新一代社区组织者；在有关当地规划的问题上给与社区更大话语权；鼓励志愿活动和参与社会行动；支持合作组织、慈善机构和社会企业更多地参与公共服务管理、将来自休眠账户的资金导入新成立的“大社会银行”为街道组织、慈善机构和社会企业提供资金等等，但仍有一些分析家担心，“大社会”计划最终很有可能蜕变成为政府不负责任地削减社会福利、推卸公共服务包袱的借口。

因此，作为威廉四世的曾孙、伊丽莎白二世女王的远亲、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的高材生，戴维•卡梅伦需要有足够的实践能力和时间来证明自己并非又一个夸夸其谈的托尼·布莱尔或不懂得如何争取选民的戈登•布郎，他与拥有沙皇俄国贵族血统的尼克•克莱格联手，必须比两位工党的“双寡头”做得好得多。但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多少人对此表示出充分的信心。

英国政治之所以值得关切，除了它现在的国际地位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国家。正像一位评论家形象地指出，如果说希腊是人类民主的祖母的话，英国就是人类民主的母亲。我本人则更倾向于将英国视为现代世界的主要缔造者。对我们面前这样一个“英国病人”进行深入细致的解剖和诊疗，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西方政治当下面临的困境及其未来走向与前景。

写于2010年6月16-18日，发表于2010年7月3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见报标题为：两个贵族和他们的“英国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