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银行今日正式面向普通投资者申购。连同正在同时大规模扩股和举债的中国银行，仅这两个金融庞然大物就要一下子卷走超过2000亿人民币。当然，这里面也包含了无数海外投资者的钱、憧憬和热情。

前一个周末在上海举行的2010年“陆家嘴论坛”再度将中国金融业开放的话题置于舆论焦点，其中何时推出“国际板”的问题更是引人注目。与此同时，外资银行想要在中国市场跃跃欲试的雄心也又一次高涨——渣打银行已与中国农业银行结成联盟，汇丰正积极酝酿在上海“国际板”上市。实际上，它正摆出一付回归其东亚起源的姿态，将首席执行官办公室迁往香港，并开设了中国内地的第100家分行……

在金融危机影响尚未消退、世界经济二次探底可能性不断加大的背景下，中国农业银行的超大规模IPO出人意料地仍然获得了众多国际投资机构的追捧。假如农行的筹资总额突破219亿美元，它就将一举超越4年前的中国工商银行，成为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的IPO。

6月24日公布的招股说明书显示，该行首次公开募股的香港部分已吸引了11家基础投资者总计54.5亿美元的资金，其中除中旅和华润等中资大公司外，还包括卡塔尔投资局、科威特投资局两家中东主权投资基金、美国农业集团、澳大利亚Seven Group Holdings Ltd.、英国渣打集团和荷兰银行等多个外国股东。

这里还必须看到另外两项对比：第一，相对于工、中、建行，农行是中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资产质量最差的，它的高额不良资产至今令人担忧；第二，5年前中国首次向外资银行寻求长期战略性投资，允许美国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公司以低于公开发售价格的优惠认购上市银行股权（这种做法后来引发了国内舆论的激烈批评，一些评论人士认为政府是在把最有价值的国有资产拱手让给于外人），这次却没有提供任何让利：外国投资者必须以全价认购股权。

即便如此，投资者仍趋之若骛。可以肯定，它们都必定怀有各不相同的目标和算计。但所有这些外国投资机构对中国农业银行的巨额投入，显然都具有一个共同着眼点——过去5年来的市场实践教育人们懂得这样一个道理：与辛辛苦苦在中国内地开展金融实业经营相比，投资中国银行业股权是一条快得多的致富捷径。

拥有150年在华经营历史的渣打，去年在中国内地仅实现2.80亿美元税前利润，尚不及该行在发达市场的年度利润增量。汇丰在华的利润达到16亿美元，说起来算是相当不错，但这依然仅占该行全球利润的12%。事实上，最近两年里，外资银行在中国市场区区2%的整体份额能够维持原地踏步而不是下降已经很侥幸了。反观汇丰在内地银行业的45亿美元股权投资，在短短几年里市值已膨胀到200亿美元，这使得该行2009年在华实现的16亿美元利润简直不足一晒。此外，次债危机令皇家苏格兰银行这样的百年老店损失惨重，但被迫出售所持的中资银行股份，却仍然使它在困境中获得了可观的收益。

明眼人一望便知，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并不是因为这些国有上市商业银行的经营水平和竞争力相对于外资银行取得了飞速和长足进步，尽管央行、银监会的各级官员在许多场合一再表示，经过过去5、6年的改革，中国银行业的抗风险能力、资本金的充足率和资产质量都达到了“史上最好”。当然也不像一些轻率的评论家所言，这是因为外资银行在中国国内独立经营时“水土不服”所致。这是政策的普遍限制和特殊照顾造成的，中国金融市场至今仍然是一个到处充斥行政垄断和政策壁垒的竞争极不充分的“半吊子市场”。对外资银行来说，它们在中国内地的独立经营受到了政策的严厉限制，但它们投入到“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中的资本却意外地坐享超额垄断利润带来的股权增值。这就是这个一分为二的财富故事的实质。据此我还可以很有把握地说，如果这些外资银行在中国内地的经营利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那么它们所持有的国有银行的股权就一定不会增值得那么快。在很大程度上，它们是一对矛盾。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应该能够看清楚，中国政府的思路似乎是这样的：它并不愿意看到外资银行真正参与国内金融市场的竞争，但却非常热心地鼓励它们参与国有银行的改造。政府大概是这么认为的：放外资银行进来与国有银行展开直面的公平竞争，对后者的生存会构成一种巨大的威胁；而借它们的“财”和“才”来提升国有银行的能力，则是一桩多赢的大好事。

这显然是一种政治多于经济的考量。政府的确希望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力大幅度地提升，它也不是不明白，这只有在真正的市场竞争中才能办到。然而，对它来说，第一位的永远是对包括银行在内的金融业的绝对掌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关键时刻让金融企业成为实现政府行政乃至政治目标的高效手段，而不是单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市场主体。我相信，这就是中国至今基本不允许民营金融存在、并对外资金融严加管制的根本原因——金融资源必须牢牢控制在国家手中。

当然，关起门来毕竟是搞不好的，因此在国有银行的决策管理过程中需要适度听取理念先进的外资小股东的意见，这就需要有限度地给它们让出少数股份。事实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IPO总是很欢迎外资金融机构介入，并不是因为国内民间缺钱——让“温州炒房团”像荷兰银行一样拿出2亿美元来入股中国农业银行恐怕不是件多么难的事儿，而是政府认为，民间资本无助于国有银行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既然如此，又有什么理由让它们享受由政策保驾护航的垄断收益？

面对外资银行，究竟应该给它们中国市场还是给它们中国银行企业的股份？同样是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不同的政策引导不同的路径，并会导致大相径庭的后果。这个问号远未到盖棺定论的时候。

学过经济学的人应该都很清楚，从根本上讲，只有对所有参与主体——不论其地域、国别、所有制等——来说一视同仁的公平竞争，才能扩展市场的容量和深度、提高行业的服务水平，并最终通过优胜劣汰的选择机制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反之，以行政手段限制其他市场参与者（或潜在的参与者）的办法，短期内的确有可能对少数政府想要保护的特殊市场主体起到有力的扶持作用，但长期来看，损害是整个行业和市场。这是一种典型的用牺牲整体和长远利益来换取局部和眼前利益的行为。进而言之，如果中国的所谓金融对外开放政策长期奉行以股权（包括邀请外资参股国有银行和干脆来上海上市融资两条通道）换合作、而非以市场促竞争的话，那么中国的金融市场终究是不太可能继续做大做强的。相反，这种信号明确的政策导向还有可能对原本能够推动中国金融业进步的外资金融机构发挥某种微妙的“收买”功能，使之与国内既得利益集团合流，转化为不合理的垄断利益的攫取者。

眼下，农行的IPO就让外资看到了这样一次巨大的机会。当然，早就有海外分析家异常理性地提醒那些贪婪的外国投机机构，尤其是中小散户们：虽然在一个全球增长最快的大经济体内部的庞大垄断利益中分到一杯羹，是一个几乎不能抗拒的诱惑，但这一切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忽视中国国有银行所扮演的政策性角色是愚蠢的……农行将继续保持其作为农村信贷的政策性银行的地位，其中的伴生风险是中央政府可能定期指示银行管理层做出非市场化的决策……这将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前景。”

自鸦片战争之后的“五口通商”以来，尤其是自晚清洋务运动以后，西方的银行和金融企业就一直想要进入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市场。然而它们一再发现，自己必须付出最大精力去打交道的首要对象，永远是中国的政府，而不是市场本身；它们面对的首要风险永远是企业无力驾驭的政治风险，而非市场风险。因而，100多年来，它们实际上从未能够真正扎根到中国的经济生活中并从中赚得塌塌实实的经营利润。精明的外国金融家和投资人很可能始终窥不破这其中蕴涵的玄机所在。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盘棋局注定依旧不太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博弈的格局终有突破这一固有棋局的时刻，就像晚清以来曾经短暂闪现过的许多最终归于失败的重大变革机运一样。从某一个角度去审视，这也是已经走过30多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在未来必须突破的最为艰难的关隘。

写于2010年6月26日，修改完成于2010年7月5日，发表于2010年7月6日《上海商报》，同时发表于当日的“网易评论”我的个人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