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打车软件——及其背后的互联网金融大鳄——之间的争夺日益疯狂，民众关于它的争论也变得激烈起来。

    那些对社交媒体和电子金融驾轻就熟的年轻消费者们如今可以得意洋洋地逢人就晒“自己从马云和马化腾那里占了多少便宜”，而那些气喘吁吁地追赶着这个瞬息万变的IT时代的中老年乘客则不得不在刺骨的冷风中哀叹：“眼下连打个出租车都不会了！”

    我要亮明自己的态度：我不是一个无畏的技术乐天派或进步主义者，天真地相信一切技术进步或经济模式创新都一定会把我们带向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但我更不会动辄呼吁政府加强监管、干预乃至禁止这些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冲击的新生事物。

    就拿打车软件来说，它的确提高了城市出租车的整体投运效率（虽然尚没有这方面的实证研究，但常识告诉我们，它会降低无目的的空驶），也给司机和乘客带来了相当大的实惠（虽然目前的补贴只是一种“促销”，不可能是常态），但反面的意见也非毫无道理：它有可能培养和鼓励司机的挑客习惯。如果你是一个在刚从医院里看完病出来的体衰老人（你可能连手机都未必有，遑论熟练地使用微信了），如果这时又恰逢交通高峰时段……你会认为这种“技术进步”和“模式创新”是件好事吗？而你这一类群体难道又不是最应该得到社会特别关爱的吗？

    前几天我参加了一个出版传媒行业的小型座谈，一位同行的发言让我心有戚戚焉。他感叹：“对我们来说，如今真是艰难的年头！然而，眼下又有谁不觉得日子难过呢？就连马云都时常告诫他的员工要时刻准备好迎接危机和挑战！”

    我的这位同行的确是把准了时代的脉搏，他这番话的意义远不仅限于我本人所从事的这个行业——它面临的生死攸关的危机早已是尽人皆知。事实上，我们很可能已经迎来一个“破坏性创新”大迸发的动荡时代——各种颠覆性的新技术和新经济模式将极大地改写经济结构、社会形态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它们在创造新机会的同时，也会对许多人的切身利益构成重大冲击。

    回顾历史，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一般而言，每一种技术发明和经济模式创新都会提升全社会或社会某一局部的生产效率，但这种从宏观上看总是利于经济发展的创新却并不见得都是好事情。这是因为，虽然某一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的确能够为该行业带来更大的经济产出，但这种收益却并非必然惠及大多数劳动者和消费者。当它所提高的收益趋向于集中到少数人手里时，这种创新就会加大社会的贫富差距，从而酿成社会不稳定。如果算一笔政治账，这种创新就是具有破坏性的。

    这里需要稍微再解释一下，我所定义的“破坏性创新”并不包含会对人类社会造成伤害和毁灭的“邪恶技术”，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化学武器、核武器，或者科幻电影里常见的那些试图控制人们身体和心智的技术发明……我指的是那些的确能够给人类生活带来益处的创新，之所以说它们具有“破坏性”，说到底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尚未做好迎接它们带来的挑战和冲击的准备。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全球化的经济模式大大提高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但在民族国家主导的现有世界治理体系（政府管理和劳动力难以跟随资本一起全球化）之下，它很可能加剧了不同国家之间以及各国内部的收入不平等。

    凶猛的网络经济蚕食着传统媒体，差不多已经挤垮了传统书店，并且正在挤垮传统零售业。接下来，它还会把传统金融业逼得走投无路……这些，我们已经见怪不怪，以至于我们不知道自己明天将会被这股不可抗拒的历史力量拉到哪里去，只知道我们的脚步慢不下来。这时候，焦虑、无助和愤怒难免袭上心头。

    那么，如果我们的奶酪注定要被拿走——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是被谁拿走的！因为马云们也时刻在为他们自己的奶酪提心吊胆，该怎么办呢？

    我认为有两个原则是必须得到坚持的：

第一，我们不能轻信那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所有话。他们教导我们，市场永远正确，竞争皆是美德。结论当然是一切放任自流，因为我们会在市场竞争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最终适应这个新时代并如鱼得水。从宏观和长远来看，这种论调可能是对的，它也的确应该时时被用来鞭策市场中的那些竞争性企业。然而，我们不能指望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能时刻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和行为能力，像电脑游戏里的主角，将自己提升为竞争中的胜者。扎克伯格和马化腾永远是少数，而且即使他们，也终有不能赶上时代步伐的那一天。当一种创新造就的失败者远远多于胜利者的时候，现行秩序的稳定——有时是社会性的，但更多是局部的——就会遭受到严重威胁。因此，我们必须有所行动。

但是，我们永远也不应该试图通过政府之力阻断这种创新。这是因为，正如我之前已经说过的，这种创新总体上是为人类带来新的机会和福利的。我们所希望避免的并不是创新本身，而是它对社会所带来的冲击（副作用）。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的本质即是一种“创造性破坏”或“创造性毁灭”，阻碍创新，就等于堵塞了人类社会前进之路。因此，我们行动的出发点是提供一种“减震器”。换言之，在更广的社会范围内通过某种政治手段来对这类创新的收益作一些“再分配”，让因创新而受损者获得一定程度的补偿。其实，现代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这类再分配和补偿机制最典型的代表。

每一个颠覆性创新的发明者都希望实现垄断，所以反垄断始终是头等大事。除此之外，国家和社会还应当致力于投资必要的软硬件基础设施，鼓励和帮助更多人尽快地跟上这种创新的步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它真正惠及更多阶层的人士。

    我不可能在这样一篇短文中开列具体的政策药方，再说，我所说的“破坏性创新”存在于许多不同领域，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本文开头的例子其实已经说明，任何创新都会造成利益的再分配，也就是说，会有赢家和输家，而他们双方看待它的立场是截然相反的。“余额宝”动了银行存款的奶酪，但对于广大储户来说，它有百益而无一害。即便是受损的银行，它们的奶酪归根结底不是余额宝拿走的，而是拜国家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金融制度所赐。

    由此，当我们采取行动回应这种“破坏性创新”时，有一些政策思路是需要提出的：首先，我们应当分清楚一点：“破坏”究竟是这种“创新”本身造成的，还是陈旧僵化的制度政策扭曲了它的结果？如果是后者，那么它就反而是一种具有重大建设性的力量了，需要做的仅仅是拆除制度的牢笼；其次，这种行动应当是“消费者导向”的，即有利于消费者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最后，它应当是“就业和收入导向”的，即有利于减少失业、增加大多数普通劳动者收入。

    这些基本立足点在当今的中国尤为重要，如果全凭政府来决定的话，那么我们这里的政府恐怕会将一切有可能限制政府权力和提高政府管制难度的创新统统打入“破坏性”之列。然而我们知道，这恰恰是今日中国最迫切需要的创新。

    写于 2014年2月19日，发表于2014年2月20日《南方都市报》专栏，有删节；见报标题：如何应对“破坏性创新”；链接：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4-02/20/content_202278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