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去年这个时候，我在这里发表长文《历史的智慧——陈寅恪先生40周年祭》（见2009年11月14日《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因陈寅恪在1969年10月7日病逝于羊城，时年79岁。转眼一年过去，眼看这个纪念日又要来到。近来重读陈先生的诗文以及有关他的回忆文字，联系一年来的世事变故，不由得又生出许多新的感怀。     《寒柳堂集》第162到163页载有一篇陈寅恪写于1942年春的文章——《朱延丰突厥通考序》。该文原是为他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任教时的一位名叫朱延丰的学生的论文《突厥通考》刊行而所作的序，全文不足800，最初发表于1943年1月出版的《读书通讯》杂志第58期。

文章在简要描述了朱延丰《突厥通考》的由来、陈氏自己对塞外民族史的兴趣、源流及当时中国西北史研究的状况之后，有寥寥数语如下：

……西北史地以较为朴学之故，似不及今文经学流被之深广。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

2010年春，距陈寅恪撰写这篇短文将近70年之后，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规模空前的“新疆工作会议”。会议作出了一系列加快新疆发展的政策部署，并宣布批准喀什设立相当于当年深圳、珠海这样的经济特区。时下，来自各省市的资金、对口援建项目规划纷纷启动。一时间，“中央决定举全国之力建设新疆”之类的大标题充斥全国报章。此时再对照陈寅恪68年前就已作出的论断，实在令人感佩这位杰出的史学家从大跨度的历史变迁中得到的启迪未来之智慧，何其深且远，何其洞若观火！

我在去年那篇纪念文章中曾一再强调，陈寅恪先生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凤毛麟角的少数几位能够始终坚决抵制学术政治化的“硬骨头”。虽然有资料显示他对政治一直保持了相当的敏感，但陈寅恪几乎从未留下过这方面的只言片语，甚至在私人场合也很少就现实政治问题发表看法。作为一个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严格地恪守了学术的边界。

然而，拒绝学术本身的政治化（也就是学术有目的地为某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势力提供“注解式”服务），追求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却并不意味着学术与政治是完全无涉的，或者说学术对现实社会毫无用处。这篇短短的《朱延丰突厥通考序》明白地显露了陈寅恪对中国西北边疆割舍不断的关切，但他显然没有打算像政治家般贸然提出自己对如何“经营西北”的政策。事实上，他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明确主张。他只是从中古以降的历史演进中得到了一个颠扑不破的史识：西北边疆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兴衰命运中占有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而他自己在所谓“经营西北”方面的努力，也主要是呼吁当时的学人加大对“塞外殊族”和西北历史、地理、人文的研究，以期能够在未来填补和充实国内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发掘成果。他深信，这样的可靠的知识积累（“前人一时学术之细微”）到一定程度，就能够在未来某一时刻转化为巨大的现实力量（“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最终改变实际政治的走向（“世局之转移”）。在持陈寅恪这类认识论的知识分子看来，这才是学术服务于社会的唯一正确路径。

陈寅恪的历史视野使他素来对来自北方的威胁异常敏感，从他的其他一些考证文章——最典型的如1949以后发表的《论唐高祖称臣于突厥事》——中，我们能够隐隐约约地感知他对当时雄霸欧亚大陆的苏俄的忌惮与提防。其实，包括西北少数民族问题等等在内，以后的时局发展一一证实了这位几乎足不出户的盲眼书生的先见之明。我想，真正意义上的“以史为鉴”，大概指的就是这种境界。

当然，历史毕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局。今天的人类历史显然已经翻过“大陆时代”，跨入“海洋时代”，未来或许还会很快迈进“太空时代”。因此，很难说今后中华民族还应当像历史上那样继续将生存发展的重点放在北方，尤其是西北边陲。从近期发生的一系列有关东海与南海的争端当中，我们也能看出其中一点端倪。此外，从去年乌鲁木齐“七·五事件”以来的情势来看，眼下正在轰轰烈烈上演的举国上下“倾其全力经营西北”，更多恐怕亦是应一时之需的政治考量，而非“循汉唐之轨辙”。

但即便如此，陈寅恪针对中国突厥研究问题指出的一条学术如何介入政治的进路，却一点也没有过时，相反，在现阶段更加凸显出其极为重要和紧迫的现实意义。

我们看到，从中央到地方，当前中国各地到处涌动着“开发喀什”、“建设新疆”的满腔热情。可是，较之陈寅恪作《朱延丰突厥通考序》的68年之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对新疆这片地区的宗教、民族、历史、地理、文化等各领域的研究又积累、加深和拓宽了多少呢？放到东海和南海问题上也一样。我们口口声声要捍卫我们在那里的主权，但我们对在那里与我们存在争端的邻国人民的宗教、民族、历史、地理、文化的真实客观的了解又有多少呢？如果你想解决一个问题，但对这个问题是怎么来的、当下的主要症结在哪里都一无所知，那么，你越是慷慨激昂，就越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根据陈《序》中的说法，朱延丰的《突厥通考》早在陈寅恪作《序》10年之前的1932年就已写成，但彼时陈认为“此文资料疑尚未备，论断或犹可商，请俟十年增改之后出以与世相见……”，朱延丰“遂藏之篋中，随时修正……迄于今日，忽已十年……已详悉补正……”才拿出来“刊布于世”。那个时代的学人严谨和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可见一斑。

写于2010年10月4日，陈寅恪先生逝世41周年前夕。发表于2010年10月17日《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历史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