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希腊险境

    1991年底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没有明确规定过，一个已经加入欧元区的国家是否可以退出（或被开除出）欧元区以及它们在何种情况下以什么方式退出。在制定和签署协议的那一代欧洲政治家——他们都是只知向前看的乐观的一体化推动者——眼里，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不过，这一法律真空为当下这一代欧洲政治家留下了棘手的难题。

    本周一（ 7月12日），经过长达17个小时的激烈争吵和讨价还价后，欧元区领导人与希腊政府达成了第三轮救助方案，从而再度在最后一刻使得希腊这个病魔缠身的国家免于破产和退出欧元区。根据这份协议，欧元区伙伴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在未来三年里向希腊提供860至870亿欧元援助，比原先预计的700亿欧元还要高出许多。而希腊则承诺接受5年来最严苛的纾困条件，其中包括：全面而彻底地改革增值税和养老金体系，限制集体劳资协议，并落实半自动化的支出限制措施，同时将最具价值的一部分公共资产纳入一只由欧盟监管的500亿欧元私有化基金，其出售所得将主要用于偿还债务。

    分析人士认为，这份事实上由德国主导的救助协议实际上是将希腊变成了一个经济上的被保护国，今后希腊很大一部分主权将不得不接受深度的外部干预。正因为这样，国际市场似乎并不看好它的前景。就在这一协议达成数小时后，已经有人开始怀疑希腊总理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Alexis Tsipras)的激进左翼联盟(Syriza)政府能否免于倒台。

    的确，在布鲁塞尔，齐普拉斯本人不仅遭到了其他欧元区国家领导人众口一词和漫长难熬的指责和羞辱，也没有获得他想要的最重要的东西：债务减免和停止财政紧缩——正是凭借这一信誓旦旦的许诺，他和他的政党才赢得今年年初的希腊大选。从已经见诸媒体的新协议内容梗概来看，齐普拉斯并没有能够为希腊人民争取到更加宽松优厚的救助条件。相反，现在看来，反倒是齐普拉斯曾经一口回绝大力并号召希腊选民在7月5日的公投中否决的那份协议给希腊人留了更多面子。

    可以预计，带着这份“城下之盟”回到雅典的齐普拉斯将立刻面临民众、议会乃至自己政府内部的强烈反弹。有没有把握像他自己在布鲁塞尔夸口的那样使之在本周三（15日）顺利通过议会表决，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未知数。退一步说，即便新协议得以勉强通过，也为希腊未来的政治动荡埋下了新的导火索——恐怕很少有人会认为，已经严重背叛了竞选承诺的齐普拉斯及其激进左翼联盟政府能够避免在任期届满之前提前下台。

    而从欧洲这方面来看，就像之前的每一次救援一样，最新的这次行动进一步加深了其内部的裂痕。以德国为首的“严格纪律派”寸步不让，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公开对媒体说，“我们已经失去最重要的货币，也就是信任……我们不会为了达成协议而不计代价。”而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团结派”则庆幸欧元区再度逃过一劫，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心有余悸地表示：“我们一度以为我们可能会失去欧元区的一个成员，但那样欧洲将退步，我们当时必须成功。”

    据媒体报道，周末的峰会因领导人之间的激烈对峙而显得相当“暴力”。德国财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曾冲着欧洲央行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大声叫嚷“我不是傻瓜”！致使会议不得不一度暂停。到了周一清早，“希腊退欧”似乎即将成为现实，齐普拉斯和默克尔都已准备离开谈判桌……

    因此，就目前的形势发展下去，未来有某个或某几个国家退出欧元区，差不多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不管它是不是希腊。眼下，从布鲁塞尔到柏林，官员们在公开场合发言时已经不再像几年前那样将某个国家脱离欧元区视作禁忌。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上周已经承认，欧盟委员会近来一直在研究一项“希腊退出欧元区”的计划，而柏林和巴黎在更早的时候就已准备过类似的预案。

    那么，下一个将是谁呢？

二．北欧曙光

    严格意义上说，在当下的欧元区，除了经济表现和财政状况一枝独秀的德国（也许还有极少数北欧国家，例如丹麦和芬兰）以外，没有任何国家可以高枕无忧，其中包括欧盟和欧元区的支柱之一——法国。

    自本轮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生过银行业危机、主权债务危机或被标准普尔、穆迪、惠誉三大国际评级机构下调过评级的欧洲国家先后有10多个，其中既有冰岛、爱尔兰、希腊、葡萄牙、塞浦路斯这样陷入严重危机的小国，也有西班牙、意大利这样管理不善的大国，还有像匈牙利、斯洛文尼亚这样的欧元区外围国家，甚至就连欧盟轴心国家法国，乃至欧盟一直以来的“优等生”比利时、荷兰都难以独善其身。

迄今为止，已经爆发过严重危机、并且向欧盟和IMF等国际组织申请过救援的国家有6个，它们分别是：冰岛、爱尔兰、希腊、葡萄牙、西班牙、塞浦路斯。其中，前5个国家国名的第一个英文字母被排列在一起，缩写简称为PIIGS，汉语称为“欧猪五国”。

这些国家所发生危机既有共同的原因——比如昂贵低效的社会福利体系、僵硬的劳动力制度等，也有各自截然不同的特点。不过，从过去5年多来的演变轨迹来看，北方国家的状况明显好于地中海沿线的南欧国家。

位于欧洲最北部的冰岛（像另外两个北欧国家——瑞典和挪威——一样，它不是欧元区国家）是最先爆发经济危机，也是最先成功实现复苏的的欧洲国家。冰岛的危机纯粹是因为受到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的拖累，这是银行业的危机。事实上，冰岛政府从未拖欠过主权债务，这是许多媒体经常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在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前，这个总人口不到32万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银行业，其银行业产值是其GDP的10倍，这使得冰岛的经济极为脆弱。2008年夏天的金融危机给它造成了灭顶之灾：银行业在一周之内土崩瓦解、冰岛克朗兑欧元汇率狂跌40%、通胀率和利率跃升至18%、失业率从接近于零涨至近10%、民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

危机发生后，冰岛政府接管了Landsbanki、Glitnir和Kaupthing三加国内主要大银行，强制其接受IMF的救助和整顿。实践证明，IMF开出的药方取得了显著的疗效。2008年-2010年间，冰岛GDP的下降了12%，但自那以后，经济开始复苏，并于2011年取得3.1%的增长，外部账目也出现好转。到2013年，冰岛取消资本管制，重新引入浮动汇率。如果用V型复苏来形容过去几年来冰岛的经济状况，应当是相当准确的。

同属北方国家的爱尔兰的情况略微复杂一些，它所遭受的危机肇始于房地产泡沫的破裂。

被称为“凯尔特虎”的爱尔兰曾经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繁荣的国家，上世纪90年代，爱尔兰通过自己的低税收和高素质劳动力优势吸引了大量外资，特别是美国的高科技公司，使得自己从欧洲边陲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摇身一变为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但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也造就了资产的严重泡沫，尤其表现在房地产价格上。当同样由房地产泡沫破裂而引发的次贷风波及全面金融危机席卷而来时，爱尔兰全国的房地产价格在瞬间平均下跌了一半多。在首都都柏林，地产价格比高峰时更下跌了80%。到2010年年底，大约30%的爱尔兰按揭业主处于负资产状态，空置房产有近35万套，占爱尔兰全国房屋总数的17%。10年楼市泡沫的破裂拖累金融系统几近崩溃，进而导致经济萎缩10%，失业率飙升至15年高点，政府收入显著萎缩。2009年，爱尔兰预算赤字高达GDP的14.3%，远远超过欧盟规定的3%上限近……

    爱尔兰是本轮欧元区债务危机中第一个出台严厉的财政紧缩计划的国家，通过大幅削减公共部门工资等开支，爱尔兰政府迅速堵住了经济肌体上的出血口。与此同时，爱尔兰也像冰岛一样对本国银行业进行了大规模重组，施以更加严格的监管。在此基础上，爱尔兰政府于2010年底得到了欧盟和IMF总规模为850亿欧元的纾困救助贷款。自2011年下半年起，该国经济开始触底回升，并一路向好。到2013年底，爱尔兰政府在不受附带条件约束的情况下重返国际资本市场，成功重启常规债券标售，从而成为5年来第一个“干净退出”欧元区债务救助的国家。

    冰岛和爱尔兰这两个欧洲北方国家之所以能够成功摆脱危机、走向复苏，根源恐怕在于它们拥有良好的法治基础。这些国家的政府清廉透明、民众理性务实，社会认同和信任度极高，因而即便危机来临、政府更迭乃至迫不得已节衣缩食，也都几乎没有引发任何政治和社会动荡，这为经济元气的恢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南欧困局

    相比之下，南欧国家的形势要糟糕和黯淡得多，小国希腊毫无疑问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自2010年危机爆发以来，不算本周达成的这一轮最新纾困方案，希腊已经接受过两轮总额超过2000亿欧元的救助，但它的财政和经济状况依然毫无起色。

我在这里不一一细数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和塞浦路斯5个欧洲地中海国家的危机成因及应对方案，实际上，它们所面临的情况大同小异，只不过因为不同的国家规模和经济体量而在严重程度和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已。

这5个国家都因为财政管理不善而债台高筑，全球金融危机则加重了它们本就低迷的经济病症。它们一步步深陷危机大都经历了下述类似过程：由于长期的入不敷出、寅吃卯粮，其政府债务水平水涨船高，而在遭遇评级机构连番下调主权评级后，它们的国债在国际市场上融资成本节节攀升，越发乏人问津，从由国家担保的无风险投资品变成一种甚至比股票风险更高的烫手山芋，并传导到这些国家的银行业。葡萄牙和塞浦路斯都发生过严重的银行业危机，后者还采取了资本管制。

为了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特别是应付养老金等刚性支出，它们中的大部分先后不得不向欧盟和IMF请求贷款援助；而为了得到后者的援助，它们又不得不接受债权人提出的以削减财政支出和赤字、全方位改革经济、金融、财税体制的条件。然而，紧缩性的政策——意味着失业的增加、福利的减少——引发了底层民众的强烈不满。而且，这些国家不像北方国家，它们大多存在严重的贪污腐败问题，政治透明和司法独立也很成问题。而政治体系上的重重缺陷，又加剧它们的国内矛盾。我们看到，自债务危机发生以来的5年里，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甚至法国，都爆发过严重的街头抗议运动，甚至暴力冲突。期间，上述国家中的大部分还伴随着政府的多次更迭及由此引发的政治危机，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加重了它们金融系统的不稳定、经济的衰退以及主权债务危机。

以这次希腊危机为例，其直接原因是新上台的激进左翼联盟政府试图推翻上一轮国际救援计划中对希腊附加的严苛的紧缩与改革条件。而Syriza之所以能够赢得今年初的大选，正是因为它的竞选口号迎合了大部分希腊民众强烈的反紧缩情绪。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政治动荡，我并不看好本周一达成的第三轮希腊救助计划，它是很可能随着希腊政府的再次更迭而夭折的。这就是与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签署协议时所面临的政治风险，这是许多中国读者非常陌生的。过去几年里，葡萄牙、西班牙和意大利都遭遇了与希腊类似的政治困境，其中西班牙国内的政治压力尤其巨大。我相信，这也是欧元区伙伴国在这次与希腊的谈判中绝不肯轻易让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那等于变相鼓励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内部与Syriza的民粹政治势力，使之在选举中更有号召力。

在另一方面，危机在不同国家之间还具有传导效应。地中海岛国塞浦路斯之所以在2013年初突然遭遇不测，主要就是因为受到了希腊危机的连累。塞浦路斯共和国是一个以希腊族裔为主的国家，它与希腊在各方面往来非常密切，其主要银行拥有大量的希腊风险资产敞口。希腊的债务危机拖垮了塞浦路斯的银行系统，这与前文说到的华尔街金融危机拖垮冰岛银行系统如出一辙。

欧元区第三大国意大利一度也曾岌岌可危，这是最令人担心的。在2011年夏秋之际，其10年期国债基准收益率一度飙升至7.48%的欧元问世以来的最高历史记录。这意味着这个国家将不可能继续从国际市场上筹得资金，进而也意味着它不可避免的主权违约。伴随债务危机而来的是严重的政治纷争，它直接导致了长期霸占意大利政坛的“北方集团”领导人、著名的小丑式政客西尔维奥•贝鲁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的黯然下台。在随后的一年里，能干的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领导的一个由技术官僚组成的看守政府对意大利混乱不堪的财政和债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重组，神奇般地将这个病体缠身的虚弱巨人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马里奥•蒙蒂因此也成为挽救欧元的英雄之一，因为以意大利的人口规模和经济体量，它是“大到救不了”的。

甚至连法国，都因为其财政管理不善而被国际评级机构剥夺了AAA级最高评级，其银行业也一再被下调评级，法国政府还因为经济改革力度的不够而遭到了欧盟的批评。不过，这个欧洲支柱国家凭借它雄厚的经济和科技实力，暂时看起来还不至于发生太大的问题。

结语

如今回头再来审视，2011年下半年以及整个2012年是欧元区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以后所经历的最黑暗的一段时期。由于希腊、葡萄牙几乎同时爆发危机，特别是西班牙和意大利这两个欧洲大国变得摇摇欲坠，那一刻，许多人几乎已经认定，欧元注定完蛋了。但安格拉·默克尔和两个“超级马里奥”（马里奥·德拉吉和马里奥·蒙蒂）……没有轻易认输，他们从绝境中顽强地走了出来。

以目前的形势而论，欧元区债务危机已经渡过了它最危险的时刻，但造成它的原因并没有一个得到排除。未来如果欧元区不进行大胆的改革，例如尝试通过组建财政联盟和银行业联盟来实现更大、更深程度的融合，那么危机依然一触即发。

而希腊依然是下一个危机最可能的爆发点。

写于2015年7月15日，发表于2015年7月16日出版的《南方周末》，略有删节；见报标题：谁将是下一个希腊；链接：http://www.infzm.com/content/1106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