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上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著名宪政专家蔡定剑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几个到场的朋友后来告诉我，那天去为蔡老师送行的人很多。

过去一周里，蔡先生逝世（11月22日）的噩耗是圈内及媒体人士间唏嘘不已的主要话题。我们也看到，从广州的《南方都市报》到北京的《新京报》，从上海的《东方早报》到昆明的《云南信息报》……国内数十家市场化报纸持续发表了大篇幅的纪念文字，讲述这位“理想的践行者”和“诚贯天地的君子”的种种令人感佩的事迹，以及宣扬他执着追索的民主宪政理想。

说起来，蔡定剑大概不能算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学术大师或舆论明星。这个在法学理论和实践中默默耕耘的朴素学人，能够被那么多人惦记着，显然更多地寄托着当前社会舆论对蔡老师生前孜孜以求的民主宪政理想的普遍吁求。或许正如我的一位编辑朋友在MSN上留言给我的一段话：在当前这样令人心灰意冷的时局中，人们悼念蔡定剑，其实是包团取暖、相互激励而已。

蔡定剑远去的孤独背影让我很容易联想起几年前同样被癌症夺去生命的澳大利亚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同样的英年早逝，他们对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法治、宪政怀抱着同样的理想主义情怀。再往前追溯半个世纪，在这条曲折坎坷的思想小径上，我们还能与另一个筚路蓝缕的背影不期而遇，他就是著名的湖北籍在台思想家殷海光先生——51年前，他在与今天蔡定剑差不多的盛年死于蔡定剑罹患的相同的胃癌……与哈耶克、弗里德曼这些长寿的20世纪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相比，上天对中国自由主义者似乎格外薄情寡义，这也仿佛从一个侧面象征着自由主义事业在神州大地上的惨淡命运。

不过说实在的，我眼睛里所能看见的蔡定剑、杨小凯、殷海光……这一串悲剧人物身上最闪光的地方，并不是民主或宪政这些西方泊来的现代理念，而恰恰是历史上中国知识分子（或者更准确地应该称“士大夫”）与生俱来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人格。它的精神资源归根结底来自传统的儒家价值体系，与原汁原味的西方自由主义并无必然的血缘关系。

不惟中国，实际上所有的非西方社会在追求现代转型的道路上，占主导地位的推动力都是一部分精英知识分子的先知先觉。他们在将自己的文明同更加“先进”的西方进行比较之后发现了宪政民主的巨大优越性，于是便不懈地呼号奔走，企图说服当局者并唤醒人民大众，或通过改良，或通过革命，最终在自己的社会里建立起西方式的政治制度。我猜想，今天那么多纪念蔡定剑老师的人，内心最牵肠挂肚的也莫不是如此。

但就我个人的阅读而言，这种思维模式却并不符合西方社会本身从中世纪走向现代民主政治的真实路径。换言之，并不是一部分先知先觉的欧洲思想家发现民主宪政是多么多么好，或劝说当权者、或唤醒大众，进而通过自觉的改良或革命，最终“建构”起一套民主法治的政治制度的。更加符合历史实际的是：中世纪以后欧洲各自治城市中不断涌现和壮大的各类新兴利益团体通过不懈的博弈，经过点滴积累，最终“演进”出一套民主制度来的。而其中至为根本、也令人惊诧地总是让非西方知识精英视而不见的一点还在于，这些利益阶层在复杂多变的博弈格局中所追求的，其实仅仅是一些说不上多么高尚——甚至是斤斤计较——的现实利益而已。

在真实的人类历史中，行之有效的民主与法治，都是无意间“谈判”出来的，而绝不是有意识“设计”出来的。事实上从没有存在过什么一劳永逸的“一揽子”或“框架”协议，每一个具体谈判的指向，很可能都与民主理想本身毫无关系。

诚然，近代西方也横空出世了无数像孟德斯鸠、康德、洛克、穆勒这样光照千秋的启蒙思想家。但在我看来，他们对西方现代化的贡献，并不是描绘了多么完美的理想，更不是规划了多么完美的蓝图，进而呼唤民众去动手落实；他们只是敏锐地洞察了社会演进中出现的新趋势及其可能性，并加以梳理总结，以指导人们在现实中尽量少走弯路而已。

当然，民主宪政最终一定会体现为一整套完备的制度文本，但那是“积跬步以致千里、积小流以成江河”的水到渠成之作，而不是“在白纸上勾画出来的最美图卷”。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我个人老实说几乎从不对自上而下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寄托过多的热情与期待。100多年来，中国怀有相似的满腔理想、甚至不惜为此献身的先驱难道不是太多了吗？他们的努力又换来了多少切实成果呢？要是让我来解释的话，这一贯穿一个多世纪的伟大悲剧的核心就在于，他们以及他们的狂热信奉者和追随者始终没有真正明白，要在一个公共空间逼仄、民间势力稀薄的集权社会里落实民主和法治，真正需要的远不仅是变革上层政治的意愿及知识，而恰恰是对政治施以有效制衡的博弈力量。而在我看来，他们一心追求政治改造的不少宏大努力，从客观效果上说非但无助于民主的坐实，反而进一步连根拔除了传统社会中原本就十分孱弱的民间力量，例如，传统乡村社会自治或半自治所极端依赖的中坚力量——士绅阶层。而这些，本来完全可以转化为保障宪政民主的重要社会资源。

因此，假如我们今天纪念蔡定剑先生，是为了激励自己继续前行，完成他的未竟之业的话，我倒是更想冷静地提醒：我们也许未必要接过他留下的话筒，一再地重复先辈们呼喊了无数遍的那些抽象的民主理念。我们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多学学蔡老师不遗余力地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群——尤其是弱势的利益群体——争取权利的那种具体入微的身体力行，比方说在我自己看来最具价值的——他为推动各级政府预算公开所作的种种艰辛但卓有成效的努力。如果有一天，当每一个个人、每一个集团都有机会在一个透明的平台上基于一种可预见的共同规则为自身的各种利益（哪怕是许许多多卑微的蝇头小利）进行公开协商谈判的时候，我们会恍然发现，真实意义上的民主法治已经到来。毫无疑问，这一天绝不会自动降临，依然需要前赴后继地奋斗，我本人对此也一点都不乐观。但可以肯定地说，经过100多年来的奋斗与挫折，今天的中国早就应该跨过了为争取“民主是个好东西”这句口号获得承认而战斗的阶段。不然，我们实在是太没长进了！

在此意义上，我虽然完全理解和同情有些人将蔡定剑老师形容为“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里一位高洁的理想主义斗士”时的那种赤诚的内心写照，但我是怀着复杂的心情看待这种情感的，因为它很可能蕴涵着某种在我看来对民主法治实现路径的偏差理解。

我这么说，绝没有贬低精神力量和理想主义的意思。相反，如我在本文开头就表明的，我一向对中国儒家传统中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责任伦理充满敬意，并且认为这是中华文明千百年来赖以绵延发扬的无价的精神遗产。从蔡定剑、杨小凯和殷海光身上，我们又一次看见了它在我们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依旧顽强传承的熠熠光辉。然而，正如孟子形容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理想的最宝贵价值体现在它能够在最险恶的关头依然支撑着我们的信念，永不放弃希望和追求，并在任何条件下令我们保持独立与良知。但历史还告诉我们，在涉及人类合作的社会事务中，理想几乎很少能通过它本身的善而直接实现。更常见的情况是：无数个体的平庸（甚至是恶）的初衷经由社会承认的合适手段在分散的共同作用下最终促进了善的群体目标。这一吊诡的“大自然的隐蔽设计”，早在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康德关于“战争与商业促进永久和平”及亚当·斯密关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的深刻论述中一览无余。

以一种一尘不染的出世精神去追求一个本当极为入世——有时甚至可以说入世到几近庸俗——的目标，是非西方社会政治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共同特点。在我的视野中，这也是非西方世界的民主化之路之所以走得如此艰难的思想根源。把一个谈不上什么善的工具性的东西（虽然其结果可能是最不坏的）当作善的目的本身去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最后收获的每每是一声声叹息。

据说，蔡老师临终之时留下了一句近来在媒体上广为流传的遗言——“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这确乎是感人至深且具有无穷激励的，但我还是要再一次指出，在实现使命的路途中，崇高的使命感并不能替代平庸乃至鄙琐的务实操作，那就是：重建和培育有助于制约政治的各种社会博弈力量（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因赤裸裸的利益而非理想结成的），逐渐发展出公开透明的博弈平台及明晰可预期的游戏规则，取代目前普遍的暗箱操作和规则变幻莫测的状态。

大约三、四个月前，我曾为一个法治方面的问题跟蔡定剑通过电话，他在那头很耐心地回答了我。不过我同他不算熟悉，并不知道他其实身患癌症已有一阵了，所以还相当执拗地缠着他就那个问题为我的报纸写一篇评论文章。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蔡老师当时一点也没有不耐烦的表示，他只是客气而委婉以个人原因拒绝了我的约稿，并且一句也没提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今回想起来，真是惭愧得很！我现在写下这些，也算是一个晚辈后学对他的另一种纪念。惟望蔡定剑先生的在天之灵不致因我在本文中的莽撞之论而不悦，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所有的跋涉者都是兄弟姐妹。

陈季冰谨志于2010年11月26日深夜，蔡定剑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于是日上午举行。

发表于2010年11月29日“网易评论”我的个人专栏（链接：http://news.163.com/10/1129/11/6MLFK4ET00012Q9L.html），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