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10年对中国资本市场而言，真可谓容冰火两重天于一身：它的一半是史无前例的丰收、另一半则是空前绝后的灾难。     一方面，这一年里，中国股市在融资总量上毫无争议地摘得全球桂冠，显示中国已取代美国和西欧成为世界最大的金融市场——连同香港联交所在内，中国资本市场的IPO总额几乎占据了全球IPO的一半；内地A股市场的IPO也创记录地达到4921.31亿元，约占全球的1/4，沪深两市共有349家企业上市，超过了前3年的总合，相当于每两个交易日就有3只新股上市，而深圳证券交易所一举成为全球IPO最多的交易所。此外，股市中的增发及配股融资也均创出历史新高，分别为3656.80亿元和1438.22亿元。各项相加，2010年中国资本市场的总募资金额达到10016.32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大关，并比金融危机爆发前的2007年融资金额（7985.82亿元）高出了2000多亿元！

但在另一方面，这一年里，中国内地股价走势最具代表性的上证综指，却从2009年收盘的3277点一路震荡下跌，收于2808点，虽然最终十分勉强地守在了2800点之上，但全年下跌14.31%，紧次于目前正深陷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之中的希腊和西班牙股市，在全球位列倒数第三；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中毫无悬念地排名垫底，更是“金砖四国”中唯一下跌的市场，甚至比同样陷于严重的主权债务危机中的爱尔兰、葡萄牙股市还要糟糕！

这种尖锐的反差着实令人触目惊心，考虑到中国当前全球经济复苏发动机和最活跃的新兴市场的地位，上述反差尤其使人印象深刻。

我相信，眼下10个中国股民中有9个会认为，股价走势之所以如此不济，如此与经济大势背道而驰，正是因为股市开闸放水太大的缘故，也就是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不久前曾高调抨击的所谓“圈钱太甚”。这个逻辑看起来相当符合市场经济基本原理：市场上的商品（股票）供应多了，价格必然下跌。因此，如果没有IPO全球第一，也就不会有指数的全球倒数。换句话说，如果想要让股市在2011年里止跌回暖，英明的证监会发审委就该拧紧龙头，不放那么多公司上市，或者干脆暂停IPO，就像以前它曾多次做过的那样。

然而，持这种看法的人显然忘记了市场经济原理中最重要的一条：价格这种信号会自动地调节商品的供求。

在一个正常的市场里，不可能出现价格大幅度下跌而同时供应也大幅度增加的情形，它们二者一定是反向相关。这是因为，一种商品的大幅跌价，一方面会促使生产者减少它的供应，另一方面又会诱使消费者增加对它的购买，两者的共同作用一定会使它的价格在达到某一平衡点后重新回升。反之亦然。一个正常的股市当然也应该如此：当市场繁荣、交易活跃、大势整体上升时，会有更多的公司倾向于上市发行股票，因为这时可以卖到比较好的价钱；而当市场萧条、交易萎缩、大势整体下挫时，原来希望上市募资的公司很可能暂时放弃计划，以避免公司股票被贱卖。

这就是亚当斯密最为后人引用的所谓“看不见的手”、“自动调节”的基本机理，也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之一。但是，要让“看不见的手”有效地发挥“自动调节”的功能，是需要许多前提条件的（所以我在前文中特地加了“正常的”这个修饰前缀），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这是一个可以自由进出的开放市场。如果进出这个市场限制重重，那么“看不见的手”的功能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失效。

不幸的是，中国股市正是这样一个丧失了自我调节机能的失灵的市场。而造成它失灵的渊薮，就是新股发行的行政审批制度。当然，官方目前给它的正式称谓是“核准制”，但这不过是种文字游戏、甚至遮羞布而已。如果你到工商局去申请开办一家公司，相信只要你提供了它要求提供的那些材料、并达到了它事先宣布的那些条件，它不会召集一帮官员、组织一个“新公司开业审查委员会”、并以你要从事的产业已经过剩为理由，不“批准”你开办那家公司。在我看来，这才叫真正的“核准制”。别以为我是在说笑，印度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改革之前正是这么做的，虽然它奉行私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

因为企业能否以及何时上市不是自己能够决定的，而是掌握在发审委官员手里，所以IPO当然也就失去了随供求关系自我调节的效能。说穿了，2010年中国股市融资全球第一，除了显示了发审委领导的气魄外，几乎不能说明其他任何东西。但是，正像垄断企业能够左右价格却不能控制销量的道理一样，发审委能够豪迈地将中国的IPO推上全球之冠，但却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蓬勃发展的中国公司的股票下跌到全球最贱的价格！

事实上，上市审批制度使企业不能自由地在资本市场上发行股票，并使“上市资格”本身成为一种极为稀缺的资源（印度在经济改革之前经常发生倒卖企业开业执照的事情），几乎是中国资本市场当下全部病症的根源。例如，无数人士强烈批评过的中国股市不能“退市”以及政府一再喊话希望降温的“ST”、“S*ST”的疯狂炒作，不都与之直接相关吗？如果股票能够自由上市，“壳”变得不值钱了，退市不就很自然了吗？谁还去炒那些业绩低下的股票以博它通过重组“乌鸡变凤凰”？这些只是它罄竹难书的祸害中的沧海一黍，至于新股发行中的权钱交易、暗箱操作之类腐败行为，这里就懒得提了。

由此可见，要想让中国股市与中国经济相匹配，走上繁荣发展的正轨，我们需要的不是要求证监会发审委更严格地限制新股上市。恰恰相反，当前最应该做的其实是撤消发审委、取消行政审批，让企业能够自由上市。活跃的IPO从来都是一个资本市场兴旺繁盛的表现，失去融资功能的股市是死的市场。2010年里表现出来的上述惊人反差已经昭示，这种限制性的制度如果再不改革，将会葬送掉中国资本市场原本充满希望的未来。避免中国股市成为第二个中国球场，我们拥有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长期生活于管制之中的股民们多半会反驳说：管得这么严都能这样凶猛圈钱，要是一下子放开了，岂不得把整个股市给抽血到崩溃为止？我很想请大家思索一下，卖青菜苹果的小贩估摸着价格要往上涨都会想到“囤积居奇”（这是近来政府正在“严厉打击”的，顺便说一下，在我看来，这种“打击”不但徒劳无益，而且是扰民生事），或者再想想你自己是怎么炒股的吧，你不总是渴望“高抛低吸”吗？难道连小贩都懂的道理，那些惟利是图的上市公司老板反而不懂？他们还不如你这样的普通散户精明？

写于2011年1月1日，发表于2011年1月4日《南方都市报》专栏，略有删节。见报标题：企业能够自由上市，中国股市才有前途；链接：http://gcontent.oeeee.com/2/ae/2aec405d4b595923/Blog/068/c4a7a6.html?t=1294108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