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唐太宗李世民说“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时，他说出了一个世界上最重视历史的民族所拥有的重要智慧：历史，是一种启迪，能够照亮未来。

    但并非每一代人都是那么有智慧，因此，在许多时候，历史不仅没有成为宝贵的财富，反而变成沉重的包袱，压得人们寸步难行。

据说21世纪注定将是“亚太世纪”，但在这个世纪之初，东亚这片“属于未来的土地”却因为并不遥远的记忆而四分五裂。

怀有浓厚保守主义心结的安倍晋三在2012年底第二度就任日本首相之前，曾对身边的幕僚说：“历史认识问题很容易成为政权的致命之处。”遗憾的是，像他的几位前任一样，他也没有能够从历史这面镜子中汲取到任何利在当下的精神资源。相反，他和同时代的东亚政治家一起，进一步发酵了东亚人民心中那段充满了对立、扭曲和痛苦的历史记忆，而它的结果，便是今日东亚危机四伏的政治现实。

一．“9·3阅兵”希望唤起的共同记忆

    尽管中国政府从今年3月初作出决定之后就一再向外界表明，中国举办“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是为了“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果实，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而绝非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包括今天的日本——的一场“肌肉秀”，习近平主席也在天安门城楼宣誓“中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永远不会把自身曾经经历过的悲惨遭遇强加给其他民族”，但 9月3日的那场广场阅兵依然在国际国内引发了数不尽的分析和猜测。

    在这场规模宏大的武装力量展示中，共有约1.2万名中国官兵和来自17个国家的1000名外国官兵接受检阅。50个方队中，最引人瞩目的是2个载有平均年龄90岁的抗战老兵的机动车编队。洲际弹道导弹、无人机、先进的轰炸机、坦克和攻击直升机纷纷亮相，展现了新世纪以来中国军事现代化的成果。

    在一些海外时事观察家看来，中国政府试图通过这场并不放在国庆期间举行的“非传统阅兵”达到以下几个目的：首先，彰显18大以后上台执政的新一届领导人全面牢固掌控党、政、军的权威地位；其次，利用纪念抗战胜利强化一种同仇敌忾的民族认同感；此外，在经济增长显著放缓、各种矛盾日益凸显之际提振国民信心；最后，通过展示强大的军力、特别是先进武器装备，来震慑正在着力推行危险的新安保议程的日本安倍内阁，并向意图“重返亚太”的美国传递崛起的中国将要在东亚和世界舞台上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决心。

    作为向东亚邻国和全世界释放和平善意的信号，习近平在阅兵当天宣布，中国将裁减30万军队。这是自1997年裁军50万以来中国力度最大的一次裁军，它将使人民解放军的员额从目前的约230缩减至200万。国防部发言人随后表示，此次裁军将在2017年底基本完成。

    有分析认为，这次裁军实际上还是中国军事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打造一支更加精干敏捷的高科技军队。今后，中国军队将会把更多资源从人员冗肿的传统地面部队转向的对空中和海上力量的投入，从而为中国对争议岛屿和水域的领土主张提供军事后盾。

    至于这次近20年来规模最大的裁军能否缓解本地区一些国家队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的担忧，至少暂时看来并不那么容易。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事结束于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在这一天通过全国广播宣布向盟军投降。1945年9月2日，日本对同盟国的正式投降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外相重光葵代表天皇和日本政府、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帝国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胜利的一方同盟国则由麦克阿瑟将军以盟军最高司令官身份签字，接受日本投降，然后是接受投降的九个盟国代表分别代表本国依次签字。自此，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画上了句号。

同日上午，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在重庆发表了《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国民政府还通过决议，规定今后每年的9月3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1949年后，新中国政务院最初将8月15日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后于1951年将这一纪念日改回到9月3日。2014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国家立法形式正式确定每年9月3日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同时确定的还有“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为每年12月13日。

    在这次阅兵的时间上，中国政府不挑一般中国民众更加耳熟能详的“卢沟桥时间”爆发（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1937年）的7月7日和“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入侵中国东北，1931年）的9月18日，而是特地选择9月3日，显然是因为这个日子更具国际意义，这不是中国一国的事情。中国希望以此唤起西方国家及其绝大多数亚洲盟友的记忆——70多年前，在那场共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壮烈战斗中，中国曾经是与它们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战友。

    然而，即便有30个国家的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应邀参加了此次规模盛大的阅兵，但电视机前的不少中国观众可能仍会感到失望。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韩国总统朴槿惠以外，大多数当年遭受过日本侵略或曾与日军交战的国家——其中包括向来与中国关系友好的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并未出现在出席嘉宾名单里。不出意料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拒绝了中国邀请，不出席这次纪念二战的阅兵；而美、英、德、法等西方国家则只是派出了部长级官员或驻华使节作为政府代表出席。

    对西方国家来说，来自中国的邀请很可能会让它们陷入外交上的两难境地：一方面，纪念二战胜利是彰显人类正义之举，况且中国已成为它们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它们并不愿意让中国感觉受到了冷落；另一方面，它们更加不希望与日本交恶，因为今日的日本同属西方阵营，也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除此之外，西方国家的领导人还极其不想给世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自己在天安门广场这个充满政治象征意味之地为中国的军事崛起背书站台。

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经常举行阅兵仪式是一种惯例，中国也不例外。自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世界宣告了这个新的共产主义国家的诞生以后，历届主要领导人共举行过14次国庆阅兵，它们基本都是以开国大典中的阅兵式作为蓝本，程序和内容也均无大的改变，仅在方队和人员的规模、数量上有所增减和变化。许多人至今印象深刻是1984年那次国庆35周年大阅兵，当时邓小平刚刚全面执掌最高权力不久，一群北京大学的学生偷偷把一张床单制作的非官方标语带进检阅方队，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小平你好”四个大字。

    今年9月3日的这次阅兵之所让外界感到意外，是因为它改在了国庆以外的日子。这表明，在新的形势下，中国政府更加希望提醒国民乃至全世界牢记那段惨痛的历史。

    不过，70年过去以后，无论是在东亚还是在全世界，人们对法西斯与反法西斯、战争与和平的认识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就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场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的前一个星期天，8月30日，东京爆发了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游行。12万日本民众走上街头，将日本国会和东京市中心围得水泄不通，他们强烈抗议安倍政权强行推动的新安保法案。这曲折地表明，随着中国阅兵的临近，日本国内出现了日益强烈的不安情绪，一位东京市民对西方媒体说的话很有代表性：“我希望中国看到今天东京的场面，意识到（使用武力）对任何国家都是歧路。”

二．中国的“学术问题政治化”

    在处理历史问题时，绝大多数普通人通常不能清晰而正确地将它分为两个性质截然不同的层次。这是历史之所以经常成为现实负担的根源。

    在第一个层次上，历史如同其他许多客观知识一样，是一种学术研究的客观材料。就其科学性而言，其最高原则是怀疑和求真，它的视角是开放多元的，并不必然有统一的标准答案。而在第二个层次上，由于生活在当下的人与创造历史的前人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延续关系，因此它必然是现实生活的一种重要资源。越是离得近，这种政治性就越强，它的最高原则是确定和求善。这就要求人们必须对历史（特别是上一段历史）建立一个价值判断上的基本共识，否则现实政治便无法继续展开。

    如果不过分讲究概念的精确性，我在这里可以将上述两个层次的内容分别定义为“史实”与“史观”。

    在一个享有充分言论、学术自由的健康社会里，历史的这种双重性往往能够在各自不同的轨道上独立运行，长远来看也必然是互为补充和支撑的。但在许多时候，史实与史观之间会发生显著的脱节或不平衡，它不仅妨碍我们正确地理解历史，还对我们直面当下和未来构成了巨大障碍。

与欧洲相比，东亚国家在二战历史问题上的深刻分歧为何会如此之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日俱增？仅仅是因为日本不愿意像德国那样承担自身的战争责任这一关原因吗？

在当代中国，不仅学术，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问题从来都是服务和服从于政治这个大局的。甚至对于许多专业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来说，这也是天经地义。

作为一个整个青少年时期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度过的当代中国人，我至今还记得那段“中日友好”的黄金时期。在我念中学和大学的那些年，社会上几乎没有什么仇日情绪，中日两国之间不断开展的各种友好交流是当时媒体上最常见的新闻。在80年代中后期，我所生活的上海曾出现过一次大规模的青年赴日留学打工潮。

    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中国放弃战争索赔，这有助于日本实现战后复兴。但有一个事实也许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没有关注过，自那以后，日本通过对华巨额无偿援助和其他经济合作对中国给予了回报。在这段历史上，两国国民过去曾经有过的共同记忆如今正变得越来越模糊。

去年我遇到一位台湾历史研究者，他认为，目前日本国内出现的否定战争罪责的右翼保守主义思潮，是中国大陆过去这么多年对日本及日本人“纵容”的结果：“日本人到了台湾，从来就是一付忏悔谢罪的姿态，但大陆当年为了吸引他们的投资，把他们捧得像贵宾一样，长此以往，让他们觉得自己是金主和恩人……”

就我当下的认识，这位台湾学者的观点可能不无道理，但显然也有很大的偏颇之处。这里可能需要补充一句题外话：当时谁能预料到，到了今天，大陆民意对日本日益敌视之际，台湾却出现一些人为了“去中国化”而为日本殖民统治翻案的思潮。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共产党奉行的一直是正统的马列主义立场。事实上，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普世主义意识形态，从“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类口号中，我们就能清楚地知道它是将“阶级”远远置于“民族”之上的。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基本延续了这种意识形态。

因此，从上世纪50年代直到80年代末，中国大陆关于历史问题的主导话语通常并不将重点放在抗战身上。我这一代人小时候所受的历史教育，着力强调的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将人民从“国民党反动统治”中解放出来——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合法性来源。

    随着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放弃了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特别是随着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政治格局的风云突变，中国必须要寻找到一种能够填充传统意识形态失效后留下的真空的新的意识形态。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便在“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旗号下被激活。与此同时，这期间日本右翼势力的兴起和膨胀则成为它的绝好催化剂。

    于是，这段受害和屈辱的抗战历史再度被大张旗鼓地回忆起来。

    如果说上述的话语变迁还只是涉及对历史的主观解读，而非客观的史实甄别的话，那么回顾这段历史，当代中国还必须真正回答另一个不可能回避的重大问题：如何看待蒋中正及其国民政府在抗战中的地位和贡献？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已经在中国国内造成了尖锐的意见分歧，进而影响到了许多人对当前许多现实政治问题的评价。

与这个问题有关但现实重要程度相对低一点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中国在对日战争以及整个二战中的地位和贡献？（日本是被中国打败的吗？）

    中国大陆以前的抗战史主基调是将中国共产党形容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同时渲染国民党前期的不抵抗和后期消极抗战，并且似乎有强烈的投降倾向。反观国民政府的抗战史，则基本是它的反面，除了强调国军的抗战功绩外，还反复强调中共采取“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的策略，借抗战以暗自壮大实力。

    事实上，这两种说法都存在将历史学术政治化的倾向。不过不管怎么说，有一点几乎是可以肯定的，若没有蒋中正的坚持抵抗，中国恐怕早已沦为日本殖民地以及对其他国家策动更大侵略的基地。公开的官方资料显示，国民政府领导的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军进行了22次大型会战、1100多次重要战斗、近39000次小战斗，军人作战伤亡323万人，其中死亡133万人、负伤177万人、失踪13万人，另有军人病死42万人。

正是由于蒋介石的奋斗，使积贫积弱的中国一举废除了100年来帝国主义加诸自身的所有不平等条约，成为二战的4大战胜国之一，并为中国赢得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此外，虽然中国牵制了100多万日本士兵，但促使日本最后投降的，是美国的原子弹和苏联红军对伪满洲国的摧枯拉朽般的占领。客观地说，中国是世界上为二战付出最大损失和牺牲的国家，但不是战胜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力量。

近年来，中国大陆官方正在悄悄但迅速地恢复国民党的声誉，而民间舆论则早已百无禁忌。这次阅兵仪式邀请了部分前国民党老兵参加，他们中的许多人曾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屡遭到迫害。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对史观的修正。眼下，甚至连横店拍摄的绝大多数抗战电视连续剧中，都会安排一个英勇无畏的国民党军官角色……

正如我在前文分析的，基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历史，国民党自然会被置于对立面；而从民族主义的视角看历史，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就是肯定的。另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是：中国大陆还希望通过抬高国民党的历史地位来改善同台湾的关系，并在两岸人民中唤起一种两党曾经并肩作战抗击外辱、维护民族利益的休戚与共的回忆，以此应对日益加剧的台独倾向。

但十分遗憾的是，这种统战的作用经常是非常有限、甚至起反作用的，因为今日台湾的主流民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中国大陆越来越多人开始赞美蒋介石的时候，他在台湾却越来越成为一个被遗忘的“昔日独裁者”。

    台湾史学家陈永发感叹道：“我观看俄国（和中国）庆祝二战胜利阅兵的录影时，感觉历史相当讽刺，因为二战结束时并没有俄罗斯联邦，也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两个全新的国家都是后来的历史产物。”

除了学术的政治化，还有新闻的政治化。

与80年代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都是中日友好完全相反，近年来中国的官方媒体通常对人数并不占优势的日本右翼给予大量的关注，它们很少报道日本左翼。事实上，这些左翼正在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他们持续地讨论日本要怎么道歉。关于这一点，在本文下一段涉及《朝日新闻》的慰安妇报道时还将讨论到。

    此外，正如中国经常指责日本歪曲历史一样，日本国内也有人经常反唇相讥，认为中国也从来没有坦然正视过自己从大饥荒到文革的历史污点。

    近年来，中国许多学者花了大量人力物力，对南京大屠杀及钓鱼岛归属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大多没有能够在国际上为中国政府的外交主张提供多少支持，在学术界赢得的信任度也不高。究其根源，正是在于中国一贯以来将学术问题政治化的传统倾向。

    可能在一些人的心目中，这些服务于政治的学术研究成果，就像常年淹没在重重雾霾中的北京在本月初突然出现了有监测记录以来PM2.5最低值的“阅兵蓝”一样，令人觉得如此不真实。

三．日本的“政治问题学术化”

    如果你对日本和日本人有比较多理解的话，相信你会非常同意中国前驻日大使、现任外交部部长王毅的一段话：“中国人有大局观，擅长宏观思维，从官员直到退休工人、出租司机，都能谈论一番国际国内大事。但中国人没有讨论和琢磨小事情、小细节的习惯。这一点与日本人正好相反，日本人很少谈论宏观问题，他们的思想大部分都集中在把每一件具体事情做好、做精。”

    换言之，日本人非常求真务实，对细节精益求精。当这种性格面对历史问题时，日本人往往表现得格外看重史实的真实性。从很大程度上说，在面对20世纪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时，日本国内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明显的“政治问题学术化”倾向。我认为，很好地理解这一点，是解开中日两国围绕历史问题的纠缠不清的死结的钥匙。

    与中国人谈及中日战争时总是从是非善恶的视角出发十分不同，日本学术界——政界也经常如此——总是非常执着于这场战争中的一个个具体事件中的具体细节，例如“卢沟桥事变”中的第一枪究竟是中国守军还是日本军队先打响的？“南京大屠杀”（日本通常称之为“南京事件”）中打日本帝国陆军杀害的中国非战斗平民究竟有多少人？东京审判的依据是否充分？……

    安倍晋三2013年曾经在一次国会讲话中说“我们必须尊重历史。有关历史的问题不应被转化为政治问题或外交问题。历史研究应当留给知识分子和专家们去完成”。

如果仅就学术领域而言，对史实细节的不懈追问精神原本是一种美德。上述所有细节问题问题（包括南京大屠杀中的中国平民确切死亡人数）也都不是不可以讨论的，然而，它不应该越出课堂，渗入现实政治。特别是放在日本政治日益右倾化的语境中去审视，人们不免要怀疑，这种“政治问题学术化”的倾向是不是一种对于道德责任的回避，甚至是对历史罪行的推卸？

    2013年4月，安倍晋三在日本国会谈及时任社会党首相村山富市在1995年就日本在二战期间对亚洲人民犯下的罪行道歉的“村山谈话”时令人吃惊地说道：“关于侵略的定义，不管是学术界还是国际上都没有定论，其定义会因国与国关系中各国所处的立场而有所不同。”

这种轻描淡写的说法看起来像是在讨论一个学术细节问题，但国会不是历史学或政治学课堂，首相和国会议员也不是教授和研究生。因此，中国和韩国完全有理由怀疑，安倍这么说，是想否定日本侵略的事实。

    事实上，这一倾向在关于慰安妇问题的争论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2014年6月20日，日本政府内阁在众院预算委员会理事会上向各党派公布了一份关于“河野谈话”出台过程的调查报告。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当年听取慰安妇证词是为表达同情心，不是为核实史实。日韩两国政府曾私下就“谈话”的“敏感文字表述”有过交流和妥协，因此调查认定，“河野谈话”出台过程受到了韩国政府的干预。

所谓“河野谈话”，是指时任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于1993年发表的公开谈话。它依据16名韩国前“慰安妇”的证词，承认二战时期日本军队直接参与在朝鲜半岛、中国等地设置“慰安所”，强迫亚洲国家妇女充当随军慰安妇，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

虽然大量的史料证明了这一事实，它也得到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历史学家的支持，但一直以来日本民族主义者却否认日军曾强迫妇女充当军妓。他们一口咬定这些女人本来就是妓女，她们是为了赚钱才成为所谓慰安妇的，而且在当时情况下，随军妓女现象在许多国家军队里都很普遍。他们视“河野谈话”为眼中钉，急欲推翻它而后快。用素来口无遮拦的极右翼分子、大阪市长桥下彻的话来说，“河野谈话”是“扰乱日韩关系的元凶”。

    因此，日本政府的这份报告立刻在日本国内外引发了轩然大波，被认为是右翼保守派修改、甚至推翻“河野谈话”的有力依据。

安倍晋三首相本人原本也在“河野谈话”的反对者行列，他关于历史问题“应该由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和专家静下来讨论”的说法，针对的正是慰安妇问题。早在2006年至2007年第一次担任首相时，其内阁就出台过答辩书，指出没有明确记载证明当年日本军队和当时的政府机构参与过强征慰安妇，其后自民党在野期间他也曾表示过修改“河野谈话”的愿望。

    为了迎合右翼势力，同时也得到了二度就任首相的安倍晋三支持，2014年2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宣布，日本政府决定设立一个调查二战慰安妇问题的政府团队，来重新评估“河野谈话”。

    此后没多久，由于遭到中韩等国家的强烈反对，特别是迫于美国的压力，菅义伟和安倍晋三本人先后公开承诺，日本政府不会修改“河野谈话”，在历史问题上，安倍内阁将整体遵循历届日本政府所表明的立场。日本政府还宣称，成立专门工作组对“河野谈话”进行的调查，针对的是它的出台过程，而不是它的历史准确性。

这甚至令一向重视学术独立和新闻自由的西方人都感觉非常奇怪，“河野谈话”原来就是一份政治文件，并非一篇学术论文，既然政府打算继承它的立场，那为何又要兴师动众地对它进行调查呢？这恰与安倍宣称的历史问题要由历史学家来回答的主张是违背的。

    但关于慰安妇的学术与政治之争仍未完结。

    2014年8月，日本著名的自由派大报《朝日新闻》承认，该报在上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发表的至少10多篇关于慰安妇故事的报道存在错误。记者当时采用了劳工招募人吉田清治的证词，此人声称，自己曾在济州岛绑架韩国女性，并把她们送到海外的军妓所。学者们后来证明，吉田清治的说法根本子虚乌有。《朝日新闻》也在向读者的致歉声明中说，无法找到证据来支撑吉田清治的说法，而吉田清治已于2000年去世。

    利用这场被称为“对《朝日》的战争”的事件，保守派很快便声称整个慰安妇问题本身纯属捏造。安倍晋三本人稍后也加入了抨击的队伍。他对国会的一个委员会表示，《朝日新闻》的“错误报道让很多人感到受到伤害、难过、痛苦和愤怒，它损害了日本的形象。”他还责成日本政府“开展国际舆论的战略宣传攻势，使日本能够基于客观事实，得到公正评价。”

在《朝日新闻》宣布撤回那一组关于慰安妇的系列报道两周后，日本政府专门派遣负责人权问题的大使前往纽约，要求联合国重新审核将近20年前的一份涉及慰安妇问题的报告，但遭到了报告起草人、斯里兰卡女律师拉迪卡·库马拉斯瓦米(Radhika Coomaraswamy)的拒绝。而在此之前的2014年初，日本政府还曾要求历史悠久的美国出版商麦格劳-希尔(McGraw-Hill)教育公司修改其历史教材《新全球史：传统与交流》(Traditions and Encounters)中有关慰安妇的“错误描述”，不仅遭到拒绝，还招来了美国多所大学的19位历史学家的联名公开信抗议。

    吉田清治的证词早在20年前就遭到了许多质疑，但拥有130多年历史的《朝日新闻》一直支持日本在更大程度上为战时军国主义赎罪，还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与安倍晋三的右翼政府唱反调。这次的慰安妇错误报道事件，只是它所历来遭受的右翼舆论压力进一步加大的一个信号。

    因此，当“历史问题应该由历史学家回答，而不是政治家”之类貌似鼓吹学术中立的话语从桥下彻和安倍晋三这类保守派身份标签鲜明的政治人物的嘴里说出来，总是非常不能令人信服。正如河野洋平所指出的，政治中最重要的是要有大局观念。国家领导人应该能够把握大的方向，而不是拘泥于小事。至少不应该置国家的问题于不顾，一味从自身的立场辩解。领导人讲话必须从大局出发。

    如果说围绕慰安妇的争论还能够体现出一些讲求历史客观性和真实性的学术独立精神的话，那么日本各界关于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的禁忌，便完全违背了他们一向喜欢标榜的“史实第一”论。

    2014年9月，日本宫内厅发布了一本共有61卷、长达1.2万页的《裕仁天皇实录》，在这位谜一样的天皇去世25年之后，首次披露了大量此前无法为人获知的珍贵史料。然而，许多学者却不约而同地发现，这本《实录》在事无巨细地记载了关于裕仁天皇的许多引人入胜的细节的同时，却几乎没有任何关于这位天皇在二战中的“角色与责任”的记载，仿佛天皇的一生里根本不存在那段硝烟弥漫的年代，这实在是令人难以想像的。不仅如此，日本媒体在这个问题上基本上都是自我设限；国内外学者也被委婉地告知，这是一片禁区，一旦逾越便会不再得到任何学术研究方面的帮助。

    但大量的史实证明，裕仁天皇并不是日本教科书和大众媒体中描绘的高高在上的傀儡，他是一个强势且性格复杂的统治者。在二战期间，裕仁天皇清楚地了解日军在中国实用化学武器的情况，亲自批准了日军偷袭珍珠港的行动……但所有这些，都被掩盖在了数不尽的貌似客观真实的细枝末节的“史实”中。

    1975年，一位受雇于英国《泰晤士报》(The Times)的名叫中村康二的记者曾当面向裕仁提出过他自己对战争责任的认识问题，被天皇以“不能理解这个问题的意思”为由加以拒绝。但这是70多年中的唯一一次。甚至直到不久前，新华社发表评论呼吁日本现任天皇明仁为侵略战争罪行道歉后，还遭到了日本政府的抗议，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称，这一呼吁“对天皇陛下非常失礼”。

我们或许应该尝试理解并同情日本人对天皇和皇室的一种神圣情感，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特别珍视的东西。但不管怎么说，既然学术独立和新闻自由止步于天皇，至少就已经充分说明：最终，日本人也是将政治放在学术之上的。

结语

    在涉及对争议岛屿及现行政策的争吵时，日本政府总是一再希望中韩两国不要将它们与历史问题挂钩。而中韩两国政府则总是争锋相对地反驳，只要日本不能正确地看待历史，东亚就不可能有和睦的未来。

    就我的看法而言，有一天日本如果突然变得像德国一样（在可预期的未来，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那固然是最好的结果，但退而求其次，从现在起拿出智慧有勇气，东亚各国是完全有可能通过政治妥协来对历史问题引发的现实纷争进行控制和管理的。至少，使这种因记忆裂痕加大而造成的现实负担不至于进一步加重。

    退一步说，离开了法国等其他当年受到德国侵略的欧洲国家的付出的善意努力，当年的德国还能够成为今日的德国吗？

    东亚的历史认识分裂是二战以后形成的国际政治秩序的遗产，需要指出的是，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秩序中，但它正在面临来自不同方向的强大挑战。

    随着与现实的距离逐渐拉远，东亚必定会走出这段历史纠结，这需要足够长的时间。但在东亚翻过这个黑暗痛苦的一页之前，东亚各国政治家迫切需要从上世纪80年代的前辈哪里学习到一些管控历史认知的政治智慧。

    写于2015年9月2-9日，其中部分发表于2015年9月14日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标题：如何理解日本的“历史问题学术化”；链接：http://www.eeo.com.cn/2015/0915/279761.shtml。如有媒体有意全文发表，请与本人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