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很少有经济学家反对自由贸易，“贸易促进财富增长”是经济学中的一条金科玉律，差不多相当于“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最优途径”一样。

然而，美国总统奥巴马力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简称TPP)以及“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简称TTIP），已在美国国内掀起了一场有关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激烈政治斗争。而在这场争论中，一向支持民主党和奥巴马的多位自由派经济学家——包括大名鼎鼎的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等——几乎全都站在了反全球化的立场上。这留给人们一种强烈印象：关于全球化的学术共识正迅速瓦解，它的理论版图变得日益模糊。

几年来，斯蒂格利茨和克鲁格曼等人一直都在对TPP发出质疑。后者还在他非常有影响的《纽约时报》专栏中写到：“如果TPP夭折了，我可能不会怎么灰心泄气，甚至还会有点如释重负之感。”

TPP是一个涵盖亚太地区大部分经济体的巨型自贸协定。截至目前，参与谈判的成员国已达到12个，覆盖约8亿人，它们的经济总量占全球近40%，贸易总量占全球三分之一，远远超过了世界上最大的区域一体化化组织欧盟所占的比例。

奥巴马政府以及它的支持者的理由是：TPP将为美国企业打开快速增长的亚太市场，从而为美国创造出数十万就业岗位，改善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此外，由于TPP是比现有的多边机制标准更高的“下一代贸易协定”，因而主导TPP谈判的进程和议题，有助于确保美国“走在制定全球商业规则的前列”，进而使自己获益。但它的反对者却认为，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会损害而不是增进美国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利益，因为这将鼓励美国企业将更多工作岗位转移至海外，并在环境保护和知识产权等关键领域降低监管标准。

虽然民调显示依然有多数美国人倾向于支持达成贸易协议，但反对的声音日渐高涨。少数族裔、边缘人群、茶党激进分子正与传统上主张限制企业权力、加大政府监管、增加社会福利的民主党自由派结成一个反TPP——其实是反全球化——的奇怪联盟。他们达成了一个牢固共识：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给了企业和精英人士更多机会，却将绝大多数普通人暴露在更严酷的竞争中，从而加剧了美国的不平等。他们还声称，政府过去签署的贸易协定没有一个兑现过当初的诱人承诺，这次也不会例外。

克鲁格曼不无道理地指出：无论是从全球角度还是从美国角度来看，TPP都缺乏令人信服的理由。而且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似乎也看不到有赞同它的政治共识。

我毫不怀疑，如果中国国内也可以就这个问题进行畅所欲言的辩论的话，反对政府现行贸易政策的人一定会更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以后的10多年来，虽然政府奉行的出口导向政策使得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迅猛增长，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并且客观上也确实提高了大部分国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但与此同时，触目惊心的贫富分化、生态环境破坏等社会问题，正在日益消蚀它在大多数老百姓心目中的合理性。

这将使得一路高歌猛进了半个多世纪的全球化在未来遭遇严峻挑战。事实上，这也正是以WTO多哈回合为代表的新一轮自由贸易谈判历经10多年而始终不能突破僵局的民意根源。放眼当今世界，无论是全球性的还是区域性的各种一体化计划（其中最典型的是欧盟），都越来越不得人心。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我认为答案在于政治，而不在经济本身。

    传统经济学对贸易的支持是建立在所谓“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它认为，一个人、一个地区和一个国家都有各自的资源禀赋，这决定了他们各自的“强项”和“弱项”。在自给自足的原始自然经济条件下，人们不得不将大量资源投入到许多自身不具有优势的经济领域，从而造成了总体效率的损失。贸易能够让不同资源禀赋的个人、地区和国家集中精力发挥各自的长处，进而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产出最大的社会总福利。应该说，在现代经济学诞生以后的200年内，这种理论模型与经济实践总体上契合得相当好。

    然而，最近20多年来一日千里的技术进步却给它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困难。以美国为例，它拥有全世界最雄厚的科技和资本实力，这意味着制造业——尤其是尖端制造业——应该是美国经济中的强项。事实也的确如此，以总产值计，直到2010年，美国仍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它在这把交椅上已经坐了100多年。但是，技术进步却使得美国制造业的就业岗位数量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持续减少。以绝对值来说，美国制造业岗位数量在1979年6月曾达到1960万个的峰值。但到今年5月，这个数字已跌至1230万个，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不到9%。而从1979年至今，美国制造业的总产值一直在增长。

    这意味着，在今天，更少的制造业工人能够创造出更多的商品和产值。它同时也意味着，单纯商品出口的增长已经不足以抵消技术进步所造成了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减少。数据显示，2009年，美国出口行业每创造10亿美元收入所产生的就业机会是7117个。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到2014年，相同的出口收入所产生的就业岗位下降到了5796个。类似的问题在中国也同样存在，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国家通过财政货币刺激政策拉动经济对改善民生的效益呈现递减的原因。

    因此，美国的普通劳动者若想要实现收入增长，或仅仅是维持现有的收入，就必须从制造业大量转向服务业和白领工作。事实上，后者也的确是当今创造美国就业的主要行业。目前所有的自由贸易协议虽然对服务业的开放亦有所裨益，但受制于政治及文化因素，大规模的跨境劳动力流动是不可能的——美国的医院和律师事务所不可能派遣成千上万的医生和律师跑到中国来给中国人动手术、打官司，就像美国企业把商品卖到中国那样。

再回到上面的数据，我们只需拍一下脑子就知道，就算过去5年里这5796个美国工人的收入有所增长，增长的幅度也一定不足以瓜分掉那被辞退的1321个工人的薪水，减少人力所节省下来的大部分成本都变成了老板的利润。考虑到这5年里出美国口行业的总体销售和利润的增长，工人与老板之间的收入差距就进一步拉大。

    在欧洲，传统“福利国家”试图以政治力量促进所谓“二次分配”，以抵消自由市场所造成的收入差距拉大。但在目前的民族国体系之下，这一“再分配”只能局限在国家层面，因为只有国家拥有这样的权力，它很难随着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也一同推进。而且，一体化越深入，国家政府就越无力实施再分配。因为这会产生大规模跨国转移支付的要求，但它只会使已经相当严重的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紧张局面进一步加剧。

    另一位对TPP持怀疑态度的自由派经济学家、美国前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的看法可能是有道理的。他写到：全球面临的经济挑战与一代人之前有着显著不同。在冷战和拉美债务危机刚刚结束之后——当时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国家复兴还处于初期阶段——挑战在于让新的市场出现。鼓励发展中经济体采用市场机制、并帮助它们进入工业化经济体的贸易协定，对创造全球经济至关重要。现在，……（全球化）尤其有利于资本以及轻松往返于世界各地的精英阶层，但那些缺乏财力利用新的全球市场、以及不想与低成本的外国劳工竞争的中产阶级却受到压力。

萨默斯的结论是：“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不是创造更多的全球化，而是确保目前的全球化让全体公民受益。”放到中国当下的语境中，这句话可以翻译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不是创造更多的GDP，而是确保目前的GDP让全体公民受益。

    作为一个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决拥护者，我绝不会主张国家使用行政力量干预市场竞争、或进行强制性的“再分配”。而且我还想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在中国这样一个到处存在着令人窒息的管制的国家，促进进一步的自由化仍是效率与公平可以兼得的最佳路径，而更深地融入全球化则是促进自由化的重要动力。

但放眼世界，全球化确实产生了越来越高昂的政治成本。我认为经典经济学的市场竞争和贸易理论依然有效，但它不足以解决那些经济以外的问题。如果希望全球化能够继续推进，就需要引入有效的政治解决方案，而它的前提则是要形成一项跨学科的新的重大理论建构。

    写于 2015年6月17日，定稿于2015年6月18日，2015年6月30日发表于“新浪专栏”；链接：http://www.haosou.com/link?url=http://zhuanlan.sina.com.cn/zl/ruijian/2015-06-30/171349.shtml&q=全球化++陈季冰+新浪专栏&ts=1443410959&t=5b9a97a8510df722c50283d7151cb61&src=haos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