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叙利亚三岁男孩艾兰·库尔迪(Aylan Kurdi)小小的尸体被海浪冲上土耳其博德鲁姆（Bodrum）海滩的新闻照片刺痛全世界的良心之前，欧洲领导人就已经感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不安。

    8月27日，奥地利警方在一条高速公路边上发现一辆被遗弃的匈牙利牌照的冷藏卡车，里面有71具偷渡难民的尸体，其中有些已经高度腐烂。同一时刻，在十几公里之外的维也纳，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正与6个巴尔干半岛国家领导人举行会议，主题恰好是难民危机。

    可能正是这件发生在眼皮底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案子，帮助素来行事谨慎的默克尔作出了最终决断。

人道主义灾难正在地中海上演

在罗马帝国时代，罗马人将地中海称为“我们的海”。千百年来，这片被欧、亚、非三大洲环抱的水域不仅是贸易繁忙的黄金商路，也是蛇头和偷渡客最频繁出没之地。饱受贫困、压迫和战争之苦的人们在绝望之余从非洲和亚洲海岸线出发，穿越这片并不平静的海域，踏上他们心目中的那块自由、繁荣、富足之地——欧洲。

自2011年“阿拉伯之春”开始席卷北非和中东以来，地中海上来自利比亚、叙利亚等动荡国家的偷渡难民数量激增。以2014年为例，有22万难民（移民）通过经由地中海偷渡到欧盟国家，是此前一般年份的4-5倍。他们当中，有超过3200人葬身海底。欧盟在这一年一共接到62.6万份庇护申请，创下近20年来最高记录。

位于日内瓦的国际移民组织(IOM)在今年春就警告，由于利比亚局势的失控以及ISIS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肆虐，2015年的偷渡季将比往年提前，难民形势也将更加严峻。联合国难民署（UNHCR）预计，今年将有总共约40万的难民踏上前往欧洲的危险航程，明年将达到45万以上。实际上，这个数字可能显得保守了，今年到8月份，已有36.6万名难民通过地中海抵达欧洲寻求庇护。

    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数据显示，在今年抵达欧洲的这些难民和移民中，有51%来自叙利亚，14%来自阿富汗，8%来自厄立特里亚，3%来自伊拉克，其余的分别来自尼日利亚、索马里、苏丹等非洲国家。它还估计，自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已有超过700万叙利亚人失去家园，其中多达410人逃离这个国家。

这使得欧洲面临着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难民潮的冲击。

    从年初开始，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一幕接一幕地上演。

    2月第一和第二个星期中，两艘分别载有700和300名偷渡客的船只在暴风雨中倾覆，船上人员全部遇难；4月的第三个周末，又有多达900名偷渡者在利比亚海岸附近丧生……与此同时，仅仅在4月上半月，意大利海岸警卫队就在地中海上救起了超过1万名偷渡难民。但这不过是杯水车薪，人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尸体漂浮在温暖海面上的恐怖场景。据估算，仅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有近2800个难民葬身海底，接近去年全年的数量。

       一般情况下，难民和移民主要通过三条路径非法入境欧洲：西线，是从北非最西端的摩洛哥进入西班牙；中线，是从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的港口横渡地中海，到达意大利；东线则，是从土耳其渡海到希腊。

    虽然上述每一条路线都充满了风险和不测，但三条线上的情况还是有很大不同的。相对来说，西线的摩洛哥距离难民集中的国家和地区比较远，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海域边境巡查的难度相对也比较低，因此沿这条线路去欧洲的偷渡者不多。长期以来难民最集中、路程也最危险的是中线，利比亚危机以后，这条线路更加繁忙。按照意大利官员今年4月份的说法，有多达100万的难民和移民正云集利比亚海岸，等待登船向地中海对面的欧洲进发。不过，近些年来的总趋势是东线难民人数逐年大幅上升，这应当与叙利亚局势有密切关系。从2012年起，非法入境欧盟的难民中已有一半以上是自土耳其进入希腊的，可怜的小艾兰走的正是这条路。但对走东线的绝大多数难民来说，进入希腊只是完成了漫长旅程的第一步。他们还要沿陆路跋涉北上，一般是通过马其顿等巴尔干半岛国家进入匈牙利，最后抵达奥地利的欧盟边境，最主要的目的地是德国。

    这些难民在向蛇头支付一笔钱后，剩下能够做的就只有祈祷真主保佑自己了。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显示，在今年已经通过地中海抵达欧洲的非法移民中，有24.5万人从东线抵达希腊，走中线登陆意大利约有12万人，走西线到达西班牙的不足2千人。

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联合国难民署表示，“挽救生命必须成为欧盟的首要任务。”

难民悲剧冲击欧盟核心价值

    经历过上世纪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的洗礼，自由民主与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在欧洲早已根深蒂固。从很大程度上说，开放、多元、包容也是欧盟这一超国家组织的价值基石。以往，对这片拥有5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富裕的大陆来说，每年接纳几万、甚至几十万难民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进一步一体化进程的频频受挫，特别是随着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欧元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和蔓延，欧洲民意的天平开始越来越向不利于那些远道而来的求助者一边倾斜。

    许多人至今对今年初发生在巴黎的《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记忆犹新，即便当时200多万人走上法国街头向世人展示了一幅欧洲团结的感人图景，它依然远不足以驱散普通欧洲公众心目中的反移民——尤其是反穆斯林移民——和排外情绪。

    无论是在欧洲穆斯林人口比例最高的法国，还是在曾经的自由开放国际体系最坚定的捍卫者英国，甚至在向来以欧盟“优等生”著称的德国，越来越多民众开始将穆斯林社区视为对自身国家的一种威胁。他们认为，穆斯林移民“完全没有”或“没有很好地”融入现代欧洲社会，而欧洲的低出生率和人口老龄化以及糟糕的经济现状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焦虑。过去慷慨友善的欧洲人现在认为，在失业率高涨的今天，移民抢走了本来就为数不多的工作，拉低了薪资水平，增大了公共服务的压力……最重要的是，移民所带来的穆斯林文化严重威胁着欧洲传统的国家身份认同和社会凝聚力，有让他们在自己国家里沦为“少数民族”的危险。而且，《查理周刊》事件还有力地暴露了一种迫在眉睫的“内部恐怖主义”威胁。

    我们或许可以说，反移民和反穆斯林只是目光短浅的欧洲中下层老百姓逃避现实的一个借口，但在坚定奉行民主制度的欧洲，这种民意情绪催生了从法国国民阵线(National Front)到英国独立党(UKIP)等右翼民粹主义政治势力。而在经济状况更加不堪的南欧和东欧，经过改头换面的法西斯政党——如匈牙利的“更好的匈牙利运动”(Jobbik)、希腊的“金色黎明” （Chrysi Avgi）——纷纷崛起。它们在一个又一个国家从传统上的主流政党营盘里争夺到越来越多的选民，甚至在欧洲层面的选举中脱颖而出，从而将欧洲政治的议题设置向更加右倾的方向推了一大步。这种日渐排外的政治氛围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原本就境况不佳的欧洲穆斯林的疏离感和愤怒情绪，使得融合的过程进入一个恶性循环的死胡同。

    但欧洲一直在试图回避这一日益尖锐化的问题，一直到它无法继续回避。（关于穆斯林移民与欧洲政治右倾化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我在今年初发表于本报“观察家”版的一组文章，《欧洲的悲剧（上）》，2015年2月15日；《右翼民粹主义的反击》，2015年3月3日；《从移民困境看欧洲政治的失败》，2015年3月21日。）

如果不是今年春天以来每隔几个星期就会见诸报端的地中海难民沉船的悲惨报道，时下正处于焦头烂额中的欧洲人也许至今仍会以一种漠然的态度对待这一严酷现实。

今年4月，当意大利总理马泰奥·伦齐(Matteo Renzi)和马耳他总理约瑟夫·穆斯卡特(Joseph Muscat)联袂对媒体说“我们认识到，如果欧洲国家不作为一个团队采取行动，会遭到历史的严厉谴责……”时，人们明确地听到了欧洲领导人对欧盟核心价值观遭到冲击的强烈担忧。伦齐当时还将欧洲对难民的漠不关心与20年前发生在前南地区的种族屠杀相提并论，而小艾兰之死则刺痛的欧洲乃至全世界最普通人的心。

    自那以后，欧洲领导人开始频繁地召开会议，制定各种救助方案，民众中的志愿者也开始竞相前往奥地利和德国的火车站，为蜂拥而至的难民发放食品和各种生活用品，欢迎他们加入欧洲大家庭。人们纷纷开始做正确的事情。

    正如一位专栏所写道的，这场难民危机直接冲击着欧盟的核心价值，激起了一段关于人性和良知的记忆。“如果欧洲人不能慷慨大度地回应那些到欧洲大陆寻求救助的人们，我们就不能自称为文明人。”

    是的，如果欧盟不能勇敢地直面这场危机，那么这样一个缺乏人类共同责任感的共同体还有什么赖以存在的道德基础？它内部的凝聚力也必定会逐渐瓦解。相反，如果这场危机能够得到妥善解决，那么欧洲就有可能为保护难民的国际合作竖立一个新的典范，而欧盟这个寄托着启蒙运动以来无数先贤伟大理想的人类合作机制也必将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加强。

德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领导力

欧盟成员中人口最多、经济实力也最强的德国作出了表率，默克尔总理宣布，将专门拨款75亿欧元应对难民危机。德国将向更多难民和移民敞开大门，今年内接收和安置80万叙利亚难民。这个数字是去年的4倍，超过了2014年整个欧盟接收的难民总人数。

当默克尔以一贯的低调口吻说出“我很高兴德国成为一个让许多德国以外的人寄托希望的国家”这句话时，她和她的国家赢得了举世尊敬和感动。那一天，我的一位长年居住在德国亚琛的中学同学在微信上对我说：“我为自己能够生活在这样一个充满同情心和正义感的国家感到无比自豪。”

仅仅在70多年前，纳粹德国还曾经是一个制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种族灭绝的凶残恶魔。但今天，她以自己对世界上最需要获得帮助的弱势者的同情让自己重新站上了道德制高点。实际上，早在1992年到1995年的波斯尼亚战争期间，德国也是全欧洲接纳最多难民的国家。

许多人认为，过去5年里，默克尔在希腊债务危机上的严厉刻板态度使她和德国被妖魔化了。现在，她要用行动证明，德国不仅是铁板一般的纪律监督者，也是人道情怀的慷慨践行者。

也许默克尔将会因为作出这样的勇敢决断而跻身历史上那些伟大的政治人物之列，但在很大程度上说，她也是在顺民意而行。不仅联合政府中的社会民主党支持默克尔的决定，德国的主流民意也倾向于给予中东难民以更大的帮助。这使得她有底气宣布，德国可以接受的难民人数“没有上限”。反过来，她也不断地安抚民众说，以德国目前的能力，完全能够安置好这些难民。

我的另一位中学同学因工作缘故目前正居住在慕尼黑，这是许多难民从东欧涌入德国的第一站。他告诉我说，这段时间，许许多多慕尼黑民众主动感到火车站，协助政府为难民提供各种服务。当他询问一位同事为什么要这么热心时，对方回答他：“这是公民义务。”

由于难民的快速涌入超出了德国的承受能力，从本周起，德国政府临时关闭了与奥地利之间的边境。这引发了欧洲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对德国能否履行先前承诺的怀疑，但我们应该有理由相信，严谨正派的德国人是不会轻易食言的。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国家都有责任和义务帮助世界其他地方需要帮助的人们，但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民主国家的政治家首先有责任和义务尊重自己选民的意愿，确保本国的正常秩序。

    德国的率先垂范对欧洲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来说，既是一种感召，也构成了某种压力。上周，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承诺，英国将接收2万名叙利亚难民，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也表示，他将利用秋季支出审查的机会，把英国每年120亿英镑的援助预算向难民人道援助方向倾斜。看得出来，面对欧洲其他国家政府的尖锐批评，长期倾向于对欧洲大陆奉行孤立主义政策的英国领导阶层试图向世界表明，他们也在尽力。在已经备受穆斯林移民问题困扰的法国，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cois Hollande)总统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两年里接收2.4万名避难者，“这是法国的义务。在这里，避难权完全是其灵魂的一部分，是其血肉的一部分……”

    许多人认为，在这次以叙利亚为主的难民危机中，美国的责任是双重的：首先，作为世界的领导者，美国没有能够阻止叙利亚内战的爆发，正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大国在处理叙利亚问题上的失败导致了现在的灾难性结果；第二，一旦战争爆发，美国对保护受害者负有责无旁贷的使命。现在，德国已经主动肩负起领导者角色，美国理应作出更积极的回应。众所周知，没有美国的参与，当今世界上任何重大事务都不可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自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在人道主义救援方面已投入40亿美元，大大超过欧洲国家投入的总数。但这些金钱不足以弥补它在直接救助方面的欠缺，迄今为止美国仅仅接收了不到1500名叙利亚难民。原来的计划也仅是到今年10月再接受300名难民。

在世界舆论的压力之下，保受国内政治纷争困扰的奥巴马总统上周作出正式回应，他指示政府在接下来一年里接收至少1万名叙利亚难民。

    事实上，美国多年来一直是解决难民问题的中流砥柱。1979年，美国曾一次性地为11.1万越南难民提供庇护；第二年，它进一步接纳了20.7万越南难民；美国还曾接收了超过12万名古巴难民，其中有8万人是在一个月内完成接收的。但在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发生后，被美国准许入境的难民数量锐减，一度降至一年不到3万人。这个数字此后稳步回升，过去几年，美国每年大约接纳7万名世界各地的难民。上周，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国会的一次闭门会议中说，美国正考虑在今后将接收难民总数增加到10万以上，而新增的这3万难民将有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叙利亚。

竖立具有感召力的道德标准

唯有头脑简单的人才会认为，仅凭着道德勇气，世界上的许多难题就会迎刃而解。眼下这场搅翻地中海的“世纪难民危机”既关乎价值层面，更涉及技术层面（关于解决难民问题的现实困难、终极方案及“美国责任”等问题，我将在本文的下篇中详细阐述）。

然而，要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重大问题，首先都必须确立一个具有感召力的正确的道德标准。政治家依据这样的标准作出重大政治决断之后，技术层面的工作才有可能有效协商和展开。如果不首先在“我们的海”上高高竖起一座人道的灯塔，那么解决难民危机的努力永远只能是在黑暗中的海浪中漂流。

所幸的是，凭借着新闻媒体的不懈努力和欧洲民众的善意，世界正在一点一滴地凝聚共识。根据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United Nations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提供的数据，自2012年以来，全世界各个国家和组织总共为人道救援捐赠了140亿美元，其中东亚两大国日本和中国分别提供了4.45亿美元和1400万美元，分列第9和第32位。眼下，甚至连委内瑞拉都表示愿意接收2万名叙利亚难民。

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帮助他人就是善待自己的未来。

以德国为例，它的态度实际上也是欧盟现实的一个缩影。客观地说，这场危机并不仅仅关乎欧盟的价值理想，它也与欧洲的经济社会现实有密切关系。目前，欧洲普遍面临人口老龄化问题，德国是其中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按当前的趋势发展，德国将在未来10年内损失近600万、也就是13%的年龄处于20岁至59岁之间的劳动人口，它迫切需要引进年轻的外来移民，为经济正常运转补充未来动力。而在从战火纷飞的祖国涌入欧洲的成千上万的叙利亚难民中，有许多人是医生、护士、建筑工人……他们拥有欧洲所急需的劳动技能。与其将他们赶回黎巴嫩和约旦的难民营中无所事事，不如让他们来到欧洲自食其力，并为欧洲的经济做出贡献。此外，不要只看到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等危机国家惊人的失业率，德国、奥地利、丹麦等这些财政经济状况良好的欧洲“北方国家”的失业率差不多正处于历史最低水平。在这些国家，有大量的工作岗位招不到人，只要政治上行得通，它们完全有能力吸纳更多难民和移民。

如果放到更宽广的世界历史视野中去审视，移民对于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的贡献，在过去几百年来已经得到了毋庸置疑的证明。因此，关键不在于移民（难民）本身，而在于能不能制定出具有远见的移民政策。

    也许我们应该记住这样一个事实：苹果公司创始人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父亲正是一位来自叙利亚的移民。

    写于2015年9月14-16日，发表于2015年9月21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链接：http://www.eeo.com.cn/2015/0918/27987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