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大国的领导人近来在谈到这场难民危机时频繁地使用到一些严峻的道德措辞。

“世界在看着我们……如果欧洲解决不好难民问题，欧洲与普遍人权的紧密纽带将被破坏，欧洲也将不再是我们梦想中的欧洲。”素来谨慎低调的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话，折射出欧洲政治家对于欧洲核心价值受到撼动的忧虑。

    欧洲60多年的一体化进程连同欧盟这个超国家组织本身，植根于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1902-1994）所描述的那种“开放社会”理念，其精髓是：不同宗教、种族、阶层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摈弃战争与强迫，通过平等的对话和协商展开合作，最终结成和睦相处的人类大家庭。

    许多人认为，眼下这场难民危机在欧盟内部引发了自东欧共产主义阵营解体1/4个世纪以来最为深重的分歧。相比于肆虐了多年的欧元区债务危机，它在欧盟成员国政府与民众之间造成的隔阂更加难以弥合。这不仅将削弱欧盟的联合行动能力及其全球地位，并且有可能最终瓦解一体化理想赖以寄托的开放社会价值观。

    乐观主义者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危机是促成进步的酵母。然而，多重危机重压之下的欧盟迄今为止并未展现出任何奋起应对的积极姿态。相反，28个成员国之间的裂痕不断加大，以至于令人担心难民危机成为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

    面对危机，默克尔和她的德国一反常态地挺身而出，试图大胆地发挥领导作用，但这仅仅得到一部分西部盟友的谨慎支持，来自东部的反对声音更为强大。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欧洲怀疑论和反移民、反穆斯林情绪在这片大陆上此起彼伏之际，欧洲领导人显然没有做好携手合作解决重大共同问题的准备。

即便是在德国，吸纳多达100万移民的后果也才刚刚开始显现。许多德国民众现在为了避免局面失控而愿意热心协助政府去安顿外来难民，但如果这种紧张局面长期得不到缓解，人们很快就会转而向当局追究责任；默克尔的个人支持率很快也会从目前的记录最高点直线下滑，这在民主国家是家常便饭。

教皇方济各(Pope Francis)去年11月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时形容欧洲“苍老而憔悴”，“曾经激励欧洲的伟大理想似乎失去了吸引力，取而代之的是其官僚机构对于技术细节问题的纠结。”他当时就已敦促欧洲议会议员们采取更多措施，阻止地中海上日益加剧的人道主义灾难的发生，“我们不能让地中海成为一个巨大的墓地。”

    一年过去了，这场70年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成为了对教皇眼中欧洲“老奶奶”的最新考验，也是最棘手的一场考验，但愿不是最后的一场考验。

    基于其价值理想，欧洲应当帮助那些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地中海而来的难民；但如果这些价值理想依然是值得向往的，那么欧洲自己现在也应当得到全世界的援手。

一．

    欧盟成员国的内务和内政部长经过激烈辩论之后，于 9月22日通过了一项难民接收的强制性配额方案，要求成员国分摊目前滞留在巴尔干半岛、意大利和匈牙利的12万名急需得到安置的难民。

    自从难民危机爆发以来，默克尔一直在向欧盟其他27个成员国呼吁，要更公平地分摊负担。她还多次警告说，不然的话，欧盟成员国中自由移动的原则就会受到损害。这一提议得到了法国、意大利以及大多数西欧国家的支持，但遭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的强烈反对。

    根据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9月上旬提出的方案，这12万名难民将在22个签署申根协议(Schengen Agreement)的欧盟成员国中进行分配，无法完成配额的成员国将被处以罚金。强制配额的具体数量则将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进行量化计算，其中人口因素占40%，GDP占40%，已收到避难申请人数占10%，失业率占10%。

9月22日的表决背离了欧盟长期以来倡导的强调共识的常规议事程序，引人瞩目地采取了各国部长正式投票的形式。上述东欧四国投了反对票。

    这一方案还需要经过欧盟28个成员国的领导人专门为此召开的紧急峰会上进一步讨论后才能正式生效，一些分析认为，如果欧洲领导人在缺乏广泛共识的情况下强行批准该方案，将会加剧欧盟内部业已存在的严重不和谐。波兰、捷克等国的领导人称，他们不会接受任何强制配额。欧盟三个支柱大国之一的英国也不会参加这项难民配额计划，因为这一计划只适用于申根国家。

    我在本文的上篇中曾经说过，单凭一种崇高的道德责任感是远不足以解决这场“世纪难民危机”的。

面对潮水般蜂拥而至的难民，就连慷慨的德国也很快招架不住。默克尔总理宣布今年将接收80万难民的豪迈表态余音犹在，仅仅10天后的9月13日，德国政府突然采取临时边境管制，切断了来自奥地利的铁路运输，并对入境汽车进行抽查。这个180度的戏剧性转弯不仅让欧洲和全世界对德国能否兑现之前的承诺产生了疑问，也凸显出这场难民危机对欧盟内部视为至上原则的人员自由流动制度带来的不同寻常的压力。

虽然德国政府一再强调这项举措是“临时性的”，但并未明确它将维持多长时间。支持移民开放政策的德国联合政府副总理、左翼社会民主党人西格马尔•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接受采访时说，问题并不在难民的总量，而在于他们涌入得如此之快，使德国正接近“其承受能力的极限”。的确，在整个9月份，在难民潮首当其冲的慕尼黑，有时一天就要接收超过1万名难民，这令各州政府和市政当局手忙脚乱。

有保守派倾向的德国内政部长托马斯•德迈齐埃(Thomas de Mazière)在为德国政府的政策辩解时称，临时边境管制“具有极其迫切的必要性……我们并不是关闭边境或取消避难的权利……我们只是需要更多时间，目的是让边境重回有序入境的状态”。但他同时也说，此举是“向欧洲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德国无法独自应对这一危机。

虽然欧盟委员会认可德国此举并未违反申根协议，因为该协定允许在特定时期“暂时实施边境控制”，而且之前欧盟其他国家也有过多次类似先例，但它依然引发了广泛的担忧和质疑。德国政府的这一举措几乎是向欧盟其他国家发出的一种明确表态：德国主动肩负起几十年来欧洲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的责任，却没有得到它们的合作和支持。假如它们的立场不盖被，德国也有可能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默克尔的发言人斯特芬·塞贝特(Steffen Seibert)强化了这种态度，他表示，“德国准备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但不能完全由德国负责接收所有难民。”

然而，如果欧洲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都在难民潮面前一筹莫展，那么欧盟大家庭又如何有能力为这场看来无休止的难民危机找到出路呢？很明显，深陷债务危机泥淖中不能自拔的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难民潮登陆欧洲的南欧前沿国家——更是无力应付这场70年来最大的危机。

希腊就是眼下身处多重危机重压之下脆弱不堪的欧洲的一个典型缩影。

    我在本文的上篇中提到过，相对于其他路线，中东难民——特别是来自亚洲的叙利亚、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难民——从地中海的亚洲海岸出发抵达希腊海岛是最容易的。联合国难民署（UNHCR）的数据显示，今年到9月中旬，进入希腊的难民（和移民）总数已超过12万人，而且还在以每天1000人入境的数目继续增长。

    然而，众所周知，希腊自身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顾不暇的它并没有做好安置这些难民的起码准备。希腊移民局称，目前整个希腊的相应设施仅够安顿4500位难民。财政上捉襟见肘的希腊政府最近刚刚拨出100万欧元，在雅典市内的一处空地上建了一个临时难民营，但那也只够暂时安顿600个难民。

    虽然天性乐观开朗的希腊人总体上对这些外来求助者展示出了令人感动的善意，但在一些人权组织看来，粗暴侵犯难民人权的冲突也时有发生。然而，对于一个有1/4人口失业、5年里人均收入下降了近1/4的国家，你还能提出怎样的更高要求？

　　根据官方数据，从2011年到2014年，欧盟各国用于应对难民问题的预算已由1.18亿欧元下降到8900万欧元。这就是欧元区危机的直接后果。欧洲理事会最近向意大利拨款1370万欧元以应对难民问题，但很多人权组织认为这一金额依然远远不够。

二．

    如果说上面这些现实困难对富裕的欧洲来说还只是表面和暂时的话，那么，突如其来的大规模难民潮还正在对欧盟无比珍视的边境开放理念构成严重威胁。

申根协议所保障的自由迁徙权利，是欧洲一体化进程几十年来取得的最值得骄傲的成就之一。1985年6月14日，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五国在卢森堡边境小镇申根签署的这个协议，规定签约国之间不再设置内部边境检查。随着协议签署国家的不断增加，目前欧盟大多数成员国的人民无需护照就可以在欧洲大陆上许多地区自由通行。也就是说，所有申根国家共享同一个外部边界。

然而，随着如今数十万难民的蜂拥而入，申根协议在主权国家体系之内的缺陷也暴露了出来，这就牵扯到了欧盟的另一部重要法律——都柏林公约(Dublin Regulation)。

都柏林公约于1990年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签订（爱尔兰和英国都不是申根国家，作者注：欧盟成员国、申根协议签署国、欧元区成员国三者并不完全重叠，有些欧盟成员国——如英国——不是申根国家，有些申根国家——如瑞士——不是欧盟成员国；同样，有些欧盟成员国和申根签约国并不是欧元区成员国。），它规定，对于寻求在欧盟国家避难的非申根签约国人员，其首先进入的欧盟国家必须为其提供住所并处理避难申请。申请者需要停留在进入欧盟的第一个国家，一旦进入第二个国家，将会被遣返至入境国。

　　30年前和25年前分别签署申根协议和都柏林公约时，欧洲领导人可能没有想到过，这两部分别针对欧盟内部和外部人民的法律若要不相冲突地同时有效运行，其前提基于两个假设：第一，申根国家人员跨境流动并非那么频繁；第二，外来难民数量在可控制的范围内。应该说，在一体化的早期，情况的确如此。但在这次的难民浪潮面前，申根协议与都柏林公约之间的内在冲突便一览无余。

    基于申根协议，申根国家中的一些主要难民入境国——如希腊、意大利，可能还有西班牙——并不特别在意难民控制。举例来说，意大利政府过去历来乐于向那些从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原先属于法国殖民地的北非国家偷渡入境的非法移民发放短期申根签证，因为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并不打算留在意大利，而是想在意大利获得合法身份后前往法国谋生。同样，很少有难民想要向希腊及东欧国家提交避难申请，他们的目标是想方设法继续北进，到达奥地利、德国、瑞士、荷兰、比利时等西欧国家、甚至更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而希腊等难民入境国也乐得网开一面，甚至经常为缓解自身压力而有意识引导难民通过本国继续北进。

    这导致了两个问题——

首先，根据都柏林公约，一个申请到法国避难、而在意大利进入欧盟的人应当被遣返回意大利，即便已获得了意大利护照，他5年内都不得进入法国。但是，由于这类非法跨国难民的数量激增，导致入境后再遣返变得难以操作，于是法国最近不得不加强了其与意大利接壤边境的检查，荷兰也开始在它与德国的边境上进行抽查，丹麦干脆关闭了接壤德国的边境，而在德国关闭它与奥地利的边境后，奥地利警察升级了通向匈牙利的公路巡检，斯洛伐克也增派警察在该国与匈牙利和奥地利的边境进行临时管制……

    这已经引起了连锁反应。如果欧盟最终成功地控制住了这场移民危机，那么这些措施或许的确只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但如果这场危机旷日持久地拖下去，那么这些临时措施就有可能固化为一种永久性的边境管控。有鉴于此，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的办公室主任不久前在推特上发文称：“如果欧盟成员国不快速地团结协力解决难民危机，那么申根协议将处于危险之中。”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以德国为首的欧盟主导国家提议重新修订都柏林公约。其本意是让距离难民潮抵达地较远的欧盟国家为意大利、希腊等首先受到难民冲击的国家分担大部分难民，同时让愈演愈烈的边境管制不再有必要。德国甚至单方面宣布暂停实施都柏林公约，允许难民在其他欧盟国家申请德国庇护，不要求德国是入境国。这样一来，那些逃离叙利亚的难民就有很大的机会留在德国，无论他们是通过什么途径到达德国的。

    然而，这又导致了第二个问题：一旦按德国方案大幅度修改都柏林公约，则必然需要产生另一项新政策，即今后不论来到欧盟的难民向哪个国家申请避难，都有可能被欧盟按照一定的方式在其全境统一“分配”。如果这一点做不到，那就意味着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这样的欧洲二、三线国家可以慷慨地为德国、法国这样的欧洲一线国家接纳无限量难民，而后者不得不照单全收。或许德国和法国这样的大国尚能勉强支绌，而像荷兰、比利时这样的富裕小国是根本没有能力应付的。

    这就是前文说到的难民安置“配额制”，但它引起了大部分东欧国家的强烈反对，原因在前文中也已说得很清楚了——它们都明白，新的“配额制”将迫使自己接收原本根本不打算申请到自己这里避难的难民。

    但如果申根体系真的被这场难民危机压垮，那么不啻于宣告，支撑欧盟大厦最重要的一根支柱已经坍塌。

其实，将因此而蒙受直接和最大的损失的恰恰是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对德国和法国这些富裕的西欧国家的人民而言，申根协议的意义主要是降低了跨国流动的成本。如果他们想要到其他西欧国家谋生和工作，即便没有申根协议，也不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对许许多多渴望改变命运的贫穷的东欧民众而言，没有了申根体系，几乎便意味着他们原来可以畅通无阻地前往西欧的大门被突然关闭，申根协议是他们投票赞成加入欧盟的最重要的动力。

三．

    尖锐的分歧和争吵由此在欧盟国家内部爆发。

    面对欧盟委员会提出、并受到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西欧国家支持的难免安置配额制，匈牙利的强硬反弹代表了东欧国家的普遍立场。

    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匈牙利在这场难民危机中所处的境地十分特殊。

一方面，它是大量“东线”难民从希腊登陆，经由巴尔干半岛进入奥地利和德国等目的地的必经之地，因此它承受了史无前例的压力。根据警方提供的数据，8月份以来，经常是一天之内就有几千名难民从塞尔维亚（它不是欧盟成员国）等巴尔干国家进入本国，这让人口不足1000万、国土面积不到10万平方公里、经济也不算发达的匈牙利不堪重负。

另一方面，对绝大多数难民来说，匈牙利只是一条通道，没有多少难民会选择留在这里。但如果按照欧盟正在酝酿中的“配额制”，它将不得不收下其中的一部分。

这让匈牙利人感觉自己两面都吃了亏。

此外，匈牙利还面临另一个特殊问题：大部分难民首先是希腊进入欧盟边境的，根据都柏林公约，其他国家可以将他们遣返希腊。但欧洲法院以希腊的现有条件不具备为由，裁决禁止其它国家将进入本国的难民遣返回希腊。

    基于这样的考量，匈牙利认为，欧盟不应该接纳那么多难民，当然更不应该对难民安置采取配额制。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它认为欧盟面对难民潮的正确解决方案应该是“保卫共同边境”。

    从8月份开始，匈牙利不顾来自欧盟和联合国的语气日益加重的警告，在其边境部署军队，并在它同塞尔维亚的边境上筑起一道铁丝网围墙，还计划延长其与罗马尼亚接壤以及部分与克罗地亚接壤边境的防线，试图以此堵住难民潮。到了9月中旬，匈牙利还进一步将未经许可进入该国的行为列为刑事犯罪，可处以最高三年的监禁。匈牙利警方至今已逮捕数十人，并对难民动用了高压水枪和催泪瓦斯。

在匈牙利的带动下，与之情况相近的保加利亚也开始在本国与土耳其边境部署军队，马其顿军队甚至向聚集在该国与希腊边界的难民发射了催泪弹和眩晕弹……这导致了欧盟东部边境令人担忧的日益军事化。

9月中旬，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强调了他们反对欧盟出台任何共同接纳难民命令的立场，这使它们坚定地站在了布鲁塞尔、柏林、巴黎和罗马联盟的对立面。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彼得（Peter Szijjarto）以争锋相对的态度回击了欧盟、联合国以及其他外界人士对匈牙利的批评。他称，欧盟目前的难民政策无法解决危机，唯有匈牙利提出的两条措施才是解决难民危机的有效方案：首先，应立即建立常设武装以保卫位于希腊的欧盟边境；第二，欧盟应接管土耳其、约旦、黎巴嫩和伊拉克难民营的资金管理，同时若有必要也应在那里设立新的难民营。

归结为一点，即应当以大棒加胡萝卜的两手措施将难民挡在欧洲大门之外。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Viktor Orban)甚至以令人吃惊的罕见直率说出了许多欧洲人内心或许在想但不敢公开说出口的话：移民对欧洲的“基督教根源”构成威胁。匈牙利为了保护本国的基督教传统，有权拒不接收大量穆斯林。

匈牙利的立场得到了绝大多数欧盟东欧新成员的支持，斯洛伐克内政部长罗伯特·卡利纳克（Robert Kalinak）就公开对自己西欧同事说：“配额制度并非解决方案。”斯洛伐克外长米罗斯拉夫•莱恰克(Miroslav Lajcak)也宣称，他的国家将不会接受基于“某一官僚的独断决定”而建立的配额制度。捷克外长博胡斯拉夫·索博特卡(Bohuslav Sobotka)则表示，捷克会坚决“驳回任何一种尝试引入某种分配难民的永久机制的做法”。这两个国家也都表示，即便要接收，也倾向于只接收一部分信仰基督教的难民。

    事实上，西欧在移民问题上的团结可能也只是表面上的。英国和爱尔兰坚持国家主权，不愿意接受欧盟分配，只不过由于它们都不是申根国家，欧盟无法将自己的配额强压到它们头上，事不关己的它们因此也没有必要对配额制投否决票而已。而在支持强制配额制的法国，最新民调也显示，大多数人反对接收更多难民。

    即使是一开始对难民表示欢迎的德国，其内部近来也出现了明显的分歧。

难民进入德国的第一个大城市往往是慕尼黑，而它恰好地处德国南部文化传统相对保守的巴伐利亚州。9月上旬以后，由于每天都有上万难民涌入，导致日常的社会秩序几近失控。倍感压力巴伐利亚州州长霍斯特·泽霍费尔(Horst Seehofer)为此对默克尔的开放政策提出了公开批评。他说，“没有秩序，不成系统，在一个法治国家，这样的现象令人担忧。”

这种分歧不仅发生在地方与联邦之间，甚至也已经出现在联邦政府内部。内政部长德迈齐埃最近提出，欧盟应设置总量限制，将超出上限的难民遣返原籍所在地。这招致了社民党籍副总理加布里尔的猛烈斥责，而重压之下的德国难民与移民机构负责人已经辞职。

    有分析人士指出，德国重新在其南部边境实施管控，某种程度说也是默克尔的难民政策在国内遭遇强大阻力的一种折射。

为了推动配额制的落实，布鲁塞尔正在酝酿一些具体的措施。作为欧盟理事会现任轮值主席国，卢森堡外交大臣让·阿瑟伯恩(Jean Asselborn)称，匈牙利等中欧和东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应该明白，它们加入欧盟时获得的不仅是权利。奥地利总理法伊曼（Werner Faymann）建议，欧盟应对不愿分担难民责任的东部国家重新考虑未来的经济援助。还有学者提出过一种“配额交易”的设想，即欧盟先给各国设置配额，各国可以选择接收少于配额数的难民，同时上交一定的费用；或者接收多于配额数的难民，并接受相应的经济补偿。

    但不管怎样，除了这些经济上的手段外，布鲁塞尔对此并没有什么强制性的行政权力。

四．

    自从默克尔以令人感动的高姿态宣布对难民开放边境的欢迎政策以后，以匈牙利为代表的东欧国家便一直对德国耿耿于怀。它们认为，大谈共同避难政策的重要性而不首先确保欧盟边境安全，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难民危机，还会制造更多新的问题。

右翼色彩明显的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指责说，默克尔的表态实际上是在鼓励更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欧洲，这不是减少而是造成了更多人道主义危机，也让匈牙利无法承受。匈牙利当局的观点是：在维护欧洲外部边界的完整性上，匈牙利已经尽到了自己的最大努力。它要求德国澄清法律解释，以消除未来在难民问题上存在的不确定性和争议。

    这种看法也许的确透露出匈牙利基于自身利益的狭隘性，但平心而论，它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

    欧盟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向欧盟申请庇护的难民数量达到21.3万人，比去年同期飙升了85%。这当然首先是叙利亚、伊拉克和利比亚等国局势的恶化造成的，但恐怕不能说它与欧盟政策基调的改变毫无关联。

    另一方面，西方左翼媒体对匈牙利的一味谴责恐怕也是有失公允的。欧盟统计局的数据还显示，虽然德国是迄今为止接收难民最多的国家，但就当前接收难民数量占其总人口的比例而言，匈牙利却是欧盟所有成员国中最高的，平均每100万居民就有3317名难民，是德国的3倍多。这让人均收入不到德国1/3的匈牙利如何能够承受？

    政策所引发的道德风险的确是需要审慎考虑的，这里有一个关于移民救助的例子，就是很好的前车之鉴。

    为了减少地中海偷渡者的人道主义灾难，意大利政府过去曾推出过一项名为“我们的海”(Mare Nostrum)的落水难民搜救专门行动。然而，事实证明，这样的好意让意大利政府每月支出900万欧元成本，却鼓励了更多北非人冒险偷渡，也大大地帮了人贩子的忙。到去年11月，该行动不得不被取消，换成了一项规模更小的欧盟行动，成本仅为“我们的海”的1/3，其重点是边境控制，而非搜救。

    难民收容政策所引发的道德风险远不止于此。

    越来越多的媒体报道表明，在这一轮涌入欧洲的难民大潮中，有许多人并非躲避叙利亚或伊拉克战火和迫害的真正的难民，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经济环境和就业机会而从其他地区来到欧洲的经济移民。他们中的许多人一踏上欧盟土地，就扔掉自己的证件，声称自己是叙利亚人。

    德国巴伐利亚州内政部长乔希姆·赫尔曼(Joachim Herrmann)近日对媒体表示，“我们最近几天断定，很多来这里的人不是真正的难民。”包括匈牙利在内的东欧及中欧国家的当局也作出了类似的判断。它还得到了统计数据的支持：今年上半年到德国寻求避难的人中，只有约1/5来自叙利亚，却有近40%来自巴尔干半岛西部国家，如阿尔巴尼亚等。

    即便真的来自叙利亚，也并非所有人都是难民。路透社最近的一篇报道讲述了一个家境富裕的叙利亚人花了7000欧元，在人贩子的帮助下，购买假护照，坐飞机，辗转经由阿联酋、希腊、法国，最后成功抵达瑞典的“五星”旅程。他的目的也并非避难，而是“几年后我能够手持瑞典护照回到中东”。

这里顺便提一下，瑞典既是一个社会福利优越的富裕国家，又有着热心救助难民的悠久传统。去年它接收的难民总数在欧洲国家中仅次于德国，今年人均接收难民数量也排在德国之前，高居欧盟第三。因此，这个国家历来是最受各国难民青睐的理想目标。

    虽说难民和经济移民的权利都应当受到国际法保护，但两者之间毕竟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为此，德国政府近来宣布，难民接待中心将以食物、衣服、住宿实物福利取代过去发放的现金福利，未来还会将一部分随难民潮一同涌入德国的投机性移民驱逐出境。

    然而，对难民和经济移民进行甄别绝非易事，况且欧盟28国在这方面的政策也不完全相同。

    今年4月，为了应对地中海上日益加剧的人道危机，意大利和马耳他政府曾经向欧盟提议，对云集于利比亚境内的人贩子进行干预，必要时甚至采取军事行动摧毁利他们所使用的偷渡船只。然而，考虑到近年来西方干预中东事务的沮丧经历，这是欧洲非常不情愿考虑的一个选项。实际上，匈牙利关于“共同保卫”位于希腊的欧盟外部边境的提议在性质上与此相似。

难民权益倡导者肯定会反驳说，这不可能阻止难民潮，他们肯定会寻找其他途径——也许更加危险——前往欧洲。这种说法有道理，但的确启发我们思索另一个问题：如何才能从根本上缓解、乃至解决这场难民危机？

是的，拯救生命是一项没有商量余地的人道责任，但从汹涌的波涛中捞起落水难民是拯救生命，让他们不再轻易铤而走险投身波涛汹涌的大海也是拯救生命。后者是更为有效和根本的办法。

上世纪90年代上半叶，德国接受了大量巴尔干地区难民，这些难民中的绝大部分在前南战争结束后离开德国回到了各自祖国。有分析家认为，德国很可能从中得到了启发，才做出了敞开大门欢迎叙利亚难民的积极决定。目前大约有400万难民逃离叙利亚，他们中的大部分滞留在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据调查，这些难民中的许多人愿意在战后回到叙利亚重建家园。

希望默克尔今天的立场能够在未来再次被证明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政治决断，而非一时兴起的冒险之举。

五．

    解决难民危机的根本是尽快终结叙利亚以及伊拉克、利比亚的内战，稳定这些中东国家的局势。如果不从这个源头上入手，更多的难民还会源源不断地冒出来。

    但解开这个问题的钥匙并不掌握在欧洲人手里，因为这必然要涉及更多直接的军事干预，它超出了欧洲的能力。这就是我本文上篇中提到过的“美国责任”，而且它高度有赖于国际合作。

    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和民众中一直流行着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主流观点：当前的中东乱象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责任，是它们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煽动颠覆原有政权的“民主革命”，从而导致了这些国家的混乱失序。美国和欧洲背后怂恿和支持的“阿拉伯之春”给阿拉伯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而眼下的移民危机则让西方自食其果。

    这种观点的信奉者在中国——可能还有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如此之多，以至于它仿佛是不容讨论的真理。虽说这种观点对美国和西方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清醒剂，但它本身却是经不起推敲的。有关“阿拉伯之春”的成因及其走向，不是本文主题，这里不能展开。但不管怎么说，真相可能与大多数中国民众的想像恰好相反：不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插手太多，而是受困于经济困境的它不愿意过多插手、或甩手太早，才是造成中东今日乱象之根源。，我之前曾在本报观察家版面上“阿拉伯之春”作过一些探讨（《旧制度与大革命——十字路口的埃及（上篇）》、《“旧邦维新”之难——十字路口的埃及（下篇）》，分别见2013年7月15日、22日出版的本报观察家版），今后也会继续关注

    未来，应该在联合国框架之下加大对叙利亚等国的直接干预，帮助它们建立稳定的民主政府。这既需要鼓励美国和欧盟拿出更大的决心，也需要得到俄罗斯和中国的配合。中国的决策者应该明白：中东地区建立稳定的民主政府不仅是中东人民的福音，对中国自身也是有莫大好处的。就目前的难民危机而言，除了经济援助，中国几乎不可能作出太多直接贡献。不过，一旦中东局势稳定下来，中国的投资便可以为中东人民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中国经济自身发展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也是高层倡议的“一带一路”题中应有之意。

    我们已经看到，尽管美俄在叙利亚问题上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但从今年9月开始，两国明显加强了外交沟通乃至军事方面的建设性接触，力图在打击和最终消灭ISIS的目标上降低意外冲突风险，并求得合作。

    这是一个积极的开端，但需要不懈推进。值得一提的是，近来美国的态度出现了耐人寻味的变化：俄罗斯在刚刚过去的9月份里明显加强了在叙利亚的军事部署，美国似乎并未发出以往惯常那种强烈的反对声音。

每当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被问及自己总统任内的最大遗憾时，他总会愧疚地提起未能阻止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的往事。如果奥巴马不想在余生中经常受到良心谴责，他必须在叙利亚问题上下更大的决心，趁自己现在还有时间。

而在当下的难民安置问题上，更加紧密的国际合作更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包括难民迁徙在内的移民行为是一个国际问题，需要国际社会基于平等原则展开通力合作，通过合理的政治和经济手段，为难民接收国创造更好的条件，同时为难民本身谋求更好的出路。这就需要兼顾公平与效率。

前者指的是道德责任，即哪些国家负有接纳难民的责任？它们各自又负有接纳多少难民的责任？这里既要考虑造成难民问题的责任，又要考虑各国的实际能力。联合国《难民公约》(Refugee Convention)于 1951年通过以来，欧洲一直发挥着道德和实践骨干的作用，它在本次难民危机中当然也肩负着责无旁贷的使命。但归根结底，这些难民并不是欧洲造成的，他们也不是欧洲人。因此，富裕的海湾阿拉伯国家（还有伊朗）现在必须在接收难民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它们是造成叙利亚内战的重要因素，但迄今几乎没有接纳过一个来自叙利亚的“阿拉伯兄弟”。可以说，阿拉伯国家如果迟迟不愿意拿出一个难民问题的“阿拉伯解决方案”，它们必将遭受历史的谴责。

后者指的是难民接收和安置的难易程度。目前，大部分叙利亚难民滞留在黎巴嫩、约旦、土耳其和伊拉克等邻近国家的难民营中，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假如这些难民营的管理更加有序，生活条件更好，那么，或许其中很多人就不会轻易地一头扎进凶险的地中海。这就要求这些被迫接受了大量难民的叙利亚邻国得到更多的国际经济支持和其他各方面的帮助，即便一部分难民想要转投他国，也应更加有序，不必付出生命代价。

现在到了联合国牵头，美、俄、中各大国必须发挥合作精神的时刻。

对欧洲来说，难民危机已经触动欧盟根本价值，因此再也不能只靠少数几个直接相关国家去讨价还价了。欧盟应当借此机会实现更大的融合，至少首先在难民问题上消除28套平行机制造成的效率损失，建立单一的欧洲避难机制和移民（难民）管理机构，负责统一处理欧盟收到的避难申请。当然，如同匈牙利的建议，还要从制度和硬件两方面整固欧盟共同边境。

    我在本文结束时还想指出，这次难民危机对欧盟是一个强有力的警示：多年来的持续扩张已经使它到达了自己的能力极限，欧盟接下来迫切需要的是重振内部凝聚力，而不是进一步扩大。

    写于2015年9月24-29日，发表于2015年10月12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略有删节；链接：http://www.eeo.com.cn/2015/1010/28030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