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美国和中国的凯恩斯主义策略背道而驰，欧洲在应对主权债务危机时采取的是严厉的财政紧缩政策，这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又很容易被忽视的区别。我们看到，希腊和爱尔兰（接下来也许还有葡萄牙、甚至西班牙）在接受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救助资金的同时，都不得不吞下大幅削减财政赤字的苦药。

这当然是与欧元这种举世无双的独特货币安排分不开的——不同于美国或中国这样的单一主权国家，欧元区不可能通过听任货币大幅贬值的办法来对其中某一国面对的危机进行过程痛苦的自我消化，如同上世纪90年代常见于拉美的那种情形。于是像伯南克那样印钞票就不是特里谢可以选择的方案。事实上，只要有稳健增长且体量庞大的德国在，欧元币值就不可能在市场交易中（也不会被政治家允许）一落千丈。这就是为什么12月初欧洲央行进行的一系列类似于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暗度陈仓式的公开市场操作获得了不少掌声的原因，一些观察人士从中领教到了特里谢的巧妙花招。然而，如果有谁提议再接再厉创建一个欧洲联合国债市场的话，几乎必然会遭到德国的反对。

问题是，假设撇开这些被迫因素，可以自由选择的话，在经济已经极度萧条低迷的时候，进一步削减政府开支，究竟是不是一种明智的考量？实际上，并未受到外部压力的英国政府已经这么做了。对此，目前正主导美国和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凯恩斯主义者们肯定会一个劲地摇头。

他们的想法当然不是毫无道理的：财政紧缩必然意味着政府提供的公共投资（如修桥铺路）和福利支出（如义务教育）的减少，而这些，或直接或间接、或短期或长期，必然要影响到市场需求及信心、企业的经营环境及就业水平，并降低整个国家的未来竞争力……对中国领导人来说，紧缩还会带来最令人担心的后果——社会矛盾的显性化和尖锐化，而这已经在欧洲大地引发了不计其数的冲突动荡。因此，即便不是铁杆的凯恩斯主义者，如英国《金融时报》首席财经评论员马丁•沃尔夫这样的人士，也都对财政紧缩政策心存疑虑。

我个人认为，不能笼统地谈论紧缩政策的利弊及可行性，而应当对政府债务问题进行准确的区分。例如，表面上同样是惊人赤字比例，但在我看来，希腊和葡萄牙（一定程度上还有西班牙和意大利）属于一类，而爱尔兰和英国属于性质非常不同的另一类。前者基本上是政府理财不当、收支无度造成的，换句话说，这些国家以往的财政管理是失败的。而后者，尤以爱尔兰为典型，其巨额负债并非源于政府乱花钱，而是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错误政策。说句公道话，爱尔兰政府收支一向基本稳健，只是银行体系不断上升的呆坏帐像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窟窿，把急于救助它们的国家财政拖向了濒临破产的深渊。作为法治健全、政府治理良好的国家，英国和美国目前的赤字情况也属于后者。

在作了上述区分以后，答案就比较清晰了。很明显，对希腊和葡萄牙来说，紧缩是必须的。只有紧缩才能带来有益的改革，否则即便注入再多的钱，也照样会被挥霍掉。而对于爱尔兰这类经济体来说，则还得进一步审慎地分析其金融系统的风险究竟大到何种程度？援救它们成本、可能性与让它们倒掉造成的风险、损失相比究竟作何取舍？相对而言，因为爱尔兰政府本身的财政收支没有太大的问题，因此，只要外部注入的流动性助其度过了眼前的难关，它的经济就有可能在不长的时期内自我修复。显然，伯南克看待当前的美国经济时所持的也是这种观点。

在财政和货币政策方面，当今世界上前三大经济体——欧洲、美国和中国——正日益显示出分道扬镳的迹象：美国仍然是坚决的“输血派”，欧洲则无可奈何的“紧缩派”。而站在这两个极端之间中国，则基于自身面临的通胀风险，已开始师从英国，艰难地从“输血”向“紧缩”转变。不管它们各自的前景和成效如何，这种政策上的分道扬镳本身就可喜地表明，各经济体的决策者对危机的认识正在深化。就像人生病一样，同样的症状，不同人的体质、病因和程度都是千差万别的，药方和剂量自然也不应该依样画葫芦。

但也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不同经济体政策的分道扬镳会产生相互消长的不确定效应，这给未来全球经济走出危机、转入复苏增添了更大的复杂性。

写于2010年12月7日，发表于2011年1月7期《投资有道》月刊我的个人专栏。刊发标题：紧缩还是输血；链接：http://www.moneydao.com/Article.aspx?aid=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