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有一位作者，是江苏江阴人。他从本科到博士一直都是在复旦大学念的，毕业后留在上海工作，少说也在上海呆了有10年之久。

因为了解他的基本背景，我第一次和他通电话时，一开始便热情地用上海话向他打招呼（我以为，江阴方言比上海某些郊区口音与上海话的差别更小）。不料电话那一头传来的是礼貌但执着的普通话，虽然带有明显的江南口音，让我强烈察觉到那一道拒绝被弥合的鸿沟。后来渐渐熟悉了，他果然多次向我抱怨周遭环境对“外地人”的排斥以及他对“上海人”的不欣赏，令我相当唏嘘。

在我的这位年轻作者来到上海之前半个世纪，有一对与今天的他差不多年纪的青年男女从江阴对面的海门（今隶属于江苏省南通市）农村来到上海，追寻他们心目中更加美好的生活。他们就是我的父母。

无论从方言、文化还是生活习惯等各方面来看，长江北面的海门都要比长江南岸的江阴距离上海更远。然而，即便至今依然乡音未改，我父母好像从未觉得自己是“外地人”，周围人似乎也从未因为他们的口音不是纯正的上海话而认为他们不是上海人。相反，虽然没与父母认真交流过这个问题，但我相信，他们一定自豪地认为，自己亲身参与了上海人引以为豪的城市历史建构，他们就是上海。

当我的这位年轻作者用一口蹩脚的南方普通话来向我申明“我不是上海人！”的时候，他其实说出了这个城市中许多人共同的身份认同取向。在今天，越来越多的外来者哪怕在上海生活了10年、20年，在这座城市里买了房、买了车、生了孩子，甚至把父母都接了来……却仍然不认为自己是上海人。不像我父母那一代或更早的几代人，当年，操着南腔北调——其中最多的是宁波和苏北口音——的他们几乎是刚从十六铺码头上岸，就把自己看成了一个上海人。

我相信，同样的困扰在北京、广州、深圳这些外来人口众多的大城市也同样存在。它所揭示的是一个深刻的悖论：在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和快速城市化的时代，城市对外来者的融合、同化以及形成共同身份认同变得日益困难。

前几天在中学同学的微信群里聊起这个话题，一位旅居加拿大的女同学非常有洞见地说：“上海过去像美国，是一个‘大熔炉’；现在变成了欧洲和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

它实际上也提醒我们，这在今天已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只是中国不是一个移民流入国家，因而我们不会在国家层面体会到这方面的感受而已。然而，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域的国民（按理说他们分享共同的文化传统）之间这种身份认同困境，却暴露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更加严峻的形势。

所谓“熔炉”，是指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们通过融合与同化，形成一种包容了各自文化元素的新的共同文化和单一社会；而所谓“多元文化”，则是指上述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享同一个社会，但保持各自不同的文化传统。如果作一个不太准确的比喻的话，一个“熔炉”社会像是一锅将许多食材煮在一起的大杂烩，而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则像一个各部分菜肴保持独立色香味的大拼盘。

“熔炉”社会要求外来者放弃自己原来的身份，融入一个新的共同文化中去，而“多元文化”社会则容忍甚至鼓励外来者保持各自的独特文化。因此，若纯粹从理论上看，似乎“多元文化”明显优于“熔炉”。可以说，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就是一个世界。然而，从半个世纪的实践来看，以美国为代表的传统熔炉模式很好地解决了不同种族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同一个社会中和谐共处的问题，而以欧洲为代表的新型多元文化模式不仅没有能够实现它的倡导者的崇高理想，反而加剧了社会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紧张。正如以“文明冲突论”闻名于世的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他另一本论述美国国内政治文化的著作《我们是谁？》中所警告的：“把世界变成美国和把美国变成世界的努力注定都会以悲剧收场，美国永远只能是美国。”反观欧洲，照目前的趋势看，它正在和将要为此付出越来越沉重的代价。

这里的根源或许在于，熔炉虽然看起来是一锅四不像的大杂烩，但它有一个鲜明的主流价值，确保了整个社会的强大凝聚力。而多元文化的拼盘表面上丰富多彩，却因为没有一个主流价值，生活于其中的人们往往倾向于向各自原先的文化传统去寻求认同，于是就在同一个社会里形成了一个个相互隔绝的小社群，而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四分五裂。

英国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曾一针见血地说过；“一个法国人之所以成为法国，是因为他碰巧出生在法国；一个美国人之所以成为美国人，是因为他认同美国价值观。”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过去的上海几乎没有什么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然而五湖四海的人们——我父母是其中之一——来到上海，认同了上海的城市文明和行为规则，就成为了上海人。他们可能很容易因为自己的口音而被辨认出不同的出生地，但他们的分别只在于“江苏籍的上海”、“浙江籍的上海人”还是“安徽籍的上海”……他们不是“生活在上海的江苏人”、“生活在上海的浙江人”和“生活在上海的安徽人”……就像今天的情形。身为一个关切上海城市命运的上海市民，我为这种不知不觉中的变化深感担忧。

    不同于西方，在中国，本文讨论的这种地方性身份认同还会遭受来自两个截然不同方向的挤压，因而就显得更加尴尬。

    从“国家”这一方面来说，上述这种带有地方主义色彩的价值取向从来就得不到任何支持。不仅如此，往往还会因为违背了“全国一盘棋”的全局和大局意识，甚至有可能导致危险的分裂情绪而遭致强大的打压。而在自由派知识分子这一方面，他们中的有些人会豪迈地指出，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这种身份认同已经不重要。他们更加愿意以“世界公民”或纯粹的“中国人”自居，并将地方性身份认同视为一种与“普世价值”相悖的狭隘的小家子气，甚至是缩小版的民族主义。

    但在我看来，一个人培养对自己生活的社区、城市和地域的优先关切，恰恰是一个现代公民的起点。很难想像，一个虽然在上海生活，却打心眼里不认为自己是上海人（甚至不齿于承认自己是上海人）的人，会关心上海这个城市的未来前景。一个人只有对自己生活的城市有着强烈的认同感，他才会强烈地希望它变得更好，强烈地反对让它变得更糟糕的事情。而一个对自己身边的具体事务从来就漠不关心的人，会成为一个热爱国家的好公民，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我在本文中仅仅提出了一个我认为重要的问题，而不是试图提供任何解决方案，我甚至连找到它的原因的雄心都没有。有人认为，当代中国的身份认同困境与户籍以及依附其上的个人生存条件、事业发展机会和住房、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的不平等有密切关系。我相信，这是探究这个问题的众多向度之一，但显然不是全部。

    相比于其他移民大量涌入的大城市，上海在这个问题上特别典型和敏感，是有其内在原因的。的确，上海的城市基因就是开放，未来更需要海纳百川。然而如同我在前文说到过的，“熔炉”式开放与“拼盘”式开放是迥异的。现在看起来，任何一种成功的社会融合都需要有某一种强大的价值观作基础。由于自身的独特历史，上海与国家的关系在性质上与一个普通大城市与国家的关系截然不同。从很大程度上说，后者仅仅是一种部分与全体的横向关系，而前者不仅同时包含了这种横向的空间关系，更蕴含着中国现代化历程纵向的时间意味。这就使得这一特殊的地方性身份认同的面目变得更加含混而显眼，我相信，这也是令许许多多当代上海人异常焦虑的问题的根源。再看看香港，它面临的其实是相同问题，只是比上海更加显眼。

我很想对我的那位年轻作者说，上海人中的大部分其实并不排外。不过，他们想让外来者变成“上海人”中的50%，他们非常担心在自己的城市里被越来越多不认为自己是上海人的外来者淹没，变成普通“中国人”中的1.5%。也许你从中嗅到的只是自以为高人一等的小市民气息，而我更多地看到的是国家现代化的希望。

    写于 2015年10月21日，2015年10月22日发表于“腾讯·大家”专栏；链接：http://dajia.qq.com/blog/5147380597147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