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应对去年下半年以来日益严峻的通货膨胀趋势，中国人民银行近来接二连三地出手调整货币政策。例如，它在去年最后三个月内连续两次上调存贷款利率，并于年内6度上调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使之达到了19%的历史纪录。它还在岁末上调了再贴现利率和再贷款利率，这是两年来首次。此外，近日有报道说，央行将今年起对各商业银行按月测算及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率，据称，这是央行推行货币政策工具改革的新举措……

央行在市场上活跃的身影激起了许多人——尤其是海外观察家——对它本身的强烈好奇，鉴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府管理方式不同于西方国家，他们开始关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货币政策到底有多大的独立性？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上月中旬曾公开表示，央行在加息等问题上面临两难。“想使得手里少数几项货币政策工具满足所有不同利益群体的要求，是很困难的。”周小川还感慨，自己的压力比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更大。这种压力，很快便被敏锐的观察家解读为是一种来自政治上的阻力，而非单纯的经济政策选择时所需要的决断力。

英国《金融时报》在去年12月中旬的报道《中国抗通胀遭遇政治阻力》中指称，中国政府2008年推出刺激方案，比其他任何一个大型经济体都更早，更果断，而且非常成功地保住了增长。但在试图退出刺激政策时，中国领导人却有可能会被国内政治束缚住手脚。货币政策收缩的步伐之所以如此谨慎，原因就在于国有企业在过去两年大举借债扩张，而加息可能会损害这些企业的利益；对加息更具有政治敏感性的是房地产行业，因为在许多地区，开发商经常就是地方政府的延伸。汇率政策也面临同样的政治羁绊，游说力量强大的出口企业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太快……文章分析认为，虽然中国政府近来频繁表态要实施结构性改革以促进国内消费，但却并没有显示出将要采取什么实质性举措的迹象。因为在本届政府任期只剩两年之际，“将艰难的政治决策留给下一代领导人也许是个自然选择。”该报还在12月末的一篇短评中建议，如果中国既想要维持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又试图进行结构调整，就应当应赋予央行更大权力。不过，这篇文章虽然正确地指出了中国央行的缺乏独立性，但它却道听途说地认定，国家发改委比人民银行对中国的货币政策拥有大得多的影响力，实在令人颇感困惑。

诚然，若以美国为例，典型的西方式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拥有不容挑战的独立性和权威。在美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似乎被视为同司法独立是重要性相同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委任，差不多照搬联邦最高法院的模式——联储主席和委员的委任与最高法院的法官一样，经总统提名、参议院批准。其中主席和副主席任期为4年，可连任，委员任期为14年，实质上便与联邦法官的终身制并无太大区别；而且，联储决定货币政策的权力也同最高法院的释法行为一样，几乎完全不受国会节制；此外，美联储在各地分支机构的设置及运作模式，也与联邦法院相当类似……

我学业不精，对于一个世纪之前美国联邦储备系统建立时的背景及其百年来的演化历史欠缺足够知识。但说老实话，我实在看不出货币政策的独立与司法独立之间有任何性质上的相同之处。众所周知，司法独立——尤其是不受行政权力干预——是法治社会最重要的屏障，而法治则又是民主宪政的基石。因此，任何一个有点现代政治头脑的人士都会同意，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必须得到绝对维护。然而，货币政策虽然事关国家经济大局，但它也像财政政策一样，本身即是政府行政的内容之一。我想不明白，国会议员一天到晚在都为政府的财政和税收计划大打口水仗，何以对国家该发行多少货币、银行利息该是多少这类问题竟没有半点指手画脚的资格？

我相信，大概没有什么人比名满天下的芝加哥学派大师弥尔顿·弗里德曼对货币政策有更深湛的研究了。但就我所知，恰恰是这位创立了货币主义学说的伟大经济学家，毕生都强烈反对赋予中央银行过于强大的和独立于议会监督的权力。弗里德曼通过自己独树一帜的分析和研究得出结论说，上世纪30年代的那场“大萧条”并非一般认为的“市场失灵”所致，亦同所谓“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根本扯不上关系；相反，正是成立不久的联邦储备系统的致命错误，使得一次原本应该影响有限的小型经济衰退急剧扩大和蔓延，最终酿成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并最终触发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全方位灾难。有鉴于此，弗里德曼在《货币稳定方案》一文中提出建议，将美联储降低为国会推行其货币政策时的一个具体执行部门，性质上类似于财政部，从而大幅削减它自行处理货币事务的权力。按照弗里德曼的方案，就连国会本身，在决定货币政策时也不能随心所欲，而必须依据一套标准基本固定的公式。

不用说，弗里德曼的观点和建议都是有道理的。而且，几十年来美国也一直有反对联储专权的声音。去年秋天美国中期选举时在社会上掀起不小声势的茶党人士就有一个极端诉求：撤消美联储。但话得还说回来，我依然认为，即便如此，这些都不能成为中国的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不应该享有西方央行的独立性和权威的理由。

中国的情况与西方是有天壤之别的。诚如弗里德曼的建议背后蕴所涵的逻辑：在美国这样一种各个利益群体基本上都能够比较充分地表达各自利益诉求的开放的政治制度下，让各色人等通过广泛辩论和妥协来决定货币政策，或许会比把它交付给7个学究气十足的金融官员更优。但在中国，我们都知道，有能力参与政策博弈的大都是代表资本一方的利益群体，也就是如今人们通常所说的强势利益集团，而亿万劳动者和消费者都是“沉默的大多数”。围绕政策的博弈注定是不透明和失衡的，一定会产生前文中《金融时报》报道中所指出的那种严重倾向于扩张的货币政策。在这种力量不均衡的博弈前提下，我倒同意，还不如给予央行更大的独立性，免受其他政治力量的干扰。这样至少还能让政策制定者们保持相对中立和超脱的学术立场，不至于总是出现一边倒的政策倾向。博弈原本是个好东西，但拿不上台面的扭曲的博弈却很可能导致比精英专断更坏的结果。

分析至此，可以基本肯定的是，眼下甚嚣尘上的那种仅仅凭借两次加息就断言中国已经进入加息周期、并将在今年继续大幅度收紧货币政策的看法，显然是幼稚的。事实上，中国的货币政策决不会遵从经济学教科书上的教条，它一向掉头灵活，尤其是从紧向松掉头的时候。

写于2011年1月3日，修改于2011年1月4-5日，发表于2011年1月17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