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理论的视角来看，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结束后发布的公报就像是一份告别凯恩斯主义，拥抱供应学派的声明。这一根本性转向的深远意义，也许将会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逐渐显现出来。

除了多次强调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外，公报给许多读者留下最深刻的直观印象在于两点：第一，它明确提出，要通过“阶段性提高财政赤字率”的办法来加大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实行减税政策；第二，在连续多年不提房地产调控之后，它明确提出，要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适当降低商品住房价格，同时要取消过时的限制性措施。

这些都是经典的供应学派思维。实际上，公报中提出的明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大多也传递出一种浓厚的供应学派气息。不仅如此，公报还第一次将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定性为“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特别表现在应对危机时——的指导思想基本上一直没有超出过凯恩斯主义的范畴。简单地说，就是通过加大政府财政支出来刺激社会需求，进而拉升经济增长。

这种路径和策略在“铁公机”等基础设施还非常落后的当时是有很大操作空间的，当然也深得主导这些领域的国有行政垄断企业的欢迎。尤为幸运的是，当时发达国家对“中国制造”的近乎无限的吸纳胃口也很好地配合了这种国内政策。但是，以集中的政府决策代替分散的市场决策而人为制造出来的所谓“需求”中，必然包含有严重的虚假成分，其进一步后果是社会资源错配、产能过剩乃至泡沫增大。随着刺激政策的长期化，这种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对增长拉动的正效应日益衰减，而它所带来的副作用却日益增大。在我看来，过去10多年来备受社会舆论抨击的“国进民退”现象，说到底正是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中国特点的所有制结构下结出的果实。

这一点在2008年以后体现得尤为明显：为了应对当时排山倒海而来的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出台了后来被简称为“4万亿”的全球规模最大的财政刺激计划，在国有金融机构配套的融资服务之下，大举投资于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它在短期内看似止住了经济下滑的趋势，但也在短短几年里就使中国全社会的总债务与GDP之比从不到100%飙升至250%以上。如今，地方政府堆积如山债务和企业部门危险的高杠杆率成为随时都有可能触发严重金融危机的两颗定时炸弹。与此同时，经济刺激所造成的产能过剩、结构失衡等后遗症，直到现在都没有被消化掉。

因此，今天中国经济的现状虽然与上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出现“滞涨”时的状况有很大的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凯恩斯主义已经走到了头，宏观政策必须改弦更张。在西方，所谓“供应学派革命”正是在当时应运而生的。现在看起来，中国也将走上类似的路径。实际上，这种转变绝非突然发生，在一大批有识之士的大声疾呼之下，它至少在民间早已经取得相当的共识，并在决策层酝酿和探索了一段时间。自3年前有人提出“李克强经济学”这个概念以后，就有人很具洞见地指出，它的主要内容多是正统的供应学派那一套（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明年以及今后几年，在实践层面将会出现的最大变化是：面对经济下滑的压力，政府仍将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其“积极”的力度甚至会进一步加强，但未来的重点将不再是增加投资，而是对企业减税。用经济学的理论术语来说，就是从需求侧的刺激转向供应侧的推动。这一点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写得已经非常明确，将要增加的财政赤字，“主要用于弥补降税带来的财政减收”。

至于中央为什么时隔3年之后再度将房地产问题置于如此重要的位置，我认为，这是因为化解庞大的房地产库存与今年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大主要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都有着密切的关系。运作得得当，它可以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必须直面的消化过剩产能、挤压投资泡沫和化解金融风险等任务的一个重要抓手。

在备受社会舆论关注的房地产问题上，政策的指导思想可以说已经发生了方向性的改变，即从限制需求转向加大有效供给。预计北京、上海等最后几个为数不多的大城市的商品房限购政策很快就会被取消，代之以鼓励对中低端刚需和改善型需求的住房扶持政策。

纵观欧美发达国家的经历，自标志性的里根和撒切尔“新政”以来，政府经济政策从凯恩斯主义向供应学派的转变帮助它们成功摆脱衰退，并赢得了20年经济繁荣。以经济发展所达到的现有阶段和我们所具有的广阔市场规模来看，中国也有足够的潜力复制发达国家的成功，甚至比它们做得更好。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政府行为注定将会发生深刻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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