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开始于一场发生在巴黎的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结束于另一场同样发生在巴黎的更加骇人听闻的恐怖袭击。这就像一个寓言，成为这个不安和不详的年份的象征。

现在，站在新一年的起点回望过去的一年，我们的视野里多是灾难和悲伤，鲜见任何值得欣慰的事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被称为“亚太世纪”的新时代，占据世人注意力焦点位置的却大多是来自“旧大陆”的噩耗——这一年里，中东仍然在流血，而且它的伤口撕裂得越来越大；欧洲大陆则正在一波又一波危机的重压之下渐渐沉没，而近在新世纪之初，它还曾是代表着人类未来的楷模。

    这样一幅黯淡的图景对那些怀有进步主义信仰的预乐观言家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它同时也提醒我们，新旧世代的更替也许远不像我们自己以为的那么平稳和容易。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判断，在度过了冷战结束以后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稳定与繁荣以后，人类历史现在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2015年的重重乱象是这一“历史拐点”的诸多征兆的集中展现。

    这样的拐点在过往也曾一再出现，历史有时走得顺利一些，付出的代价少一些；有时走得曲折一些，付出的代价高一些，它们端赖当时人的勇气、智慧、努力以及许多偶然的机缘。今天我们所面临的特殊境况在于：这既是人类历史上以前从未出现过的信息如此过剩、令人目不暇接的时代，也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一个人人都有平等发言机会的嘈杂世界。但另一方面，我们脚下的地图却日益模糊。或者说得更准确一点，世界的旧地图正在失效，以至于让许多人感觉自己就像一个被信息汪洋大海吞没的迷路者那样孤立无助。

例如，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越来越像是老生常谈的论调：当今世界面对的主要问题是诸如恐怖主义、网络犯罪和气候变暖这样的“非传统威胁”。这是一份诊断书，且不管是否切中脉象，它多少还是获得了一些共识的。但接下来该如何对症下药？我们就算不是束手无策，也全然是各说各话。

    高瞻远瞩的领导人物的缺位，是这个时代的最大悲剧。

回顾上一个世纪，在人类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之时，总有富兰克林·罗斯福、温斯顿·丘吉尔、邓小平、罗纳德·里根、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些巨人挺身而出。

    当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劳德·容克在自己的新年寄语中写道，欧元危机、难民危机和英国脱欧威胁使欧洲经受了“二战结束以来最严峻的考验”，甚至“看到了棺材”时，当代的雅克·德洛尔、让·莫内和吉斯卡尔·德斯坦……却还看不到影子。相反，正在舞台上表演的是马琳·勒庞（还有大西洋对岸的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小丑。唯一唤起人们一丝希望的是一位女性：安格拉·默克尔——但她现在也被国内外的批评责难搞得焦头烂额。在东方，李光耀在这一年离世后，这里便再无一位堪称巨人的政治家。

支撑伟大政治的是卓越的思想。

历史上，在上述这些政治巨人的背后，我们看到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这些杰出的头脑。但在今天，当混乱失序世界中的大众迫切需要重建观念秩序，进而更好地认识周遭时，他们却发现，没有人能够为自己绘制一幅新的观念地图。

这使得这个时代给人们留下一种混乱、碎片化和动荡不安的整体印象——旧的全球治理秩序正在解体，新的体系及其背后的理念尚未萌芽。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方才在这一年里达成的TPP和亚投行，其使命更像是分裂而不是融合这个本已裂痕深重的世界。因此，在未来的一段“真空期”里，混乱和无序将是一种“新常态”。而思想领域的准备不足，可能是这个动荡时刻的最大危机。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日世界面临的不确定性，已经远远超出了二战以后的任何时期。人类面前的道路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雾霾，人们怀着希望、恐惧、焦虑、无奈混杂的复杂心情等待着，除此之外似乎毫无办法。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新年的第一缕晨曦洒落在大地上时，天空中的雾霾并不会自动散去。而且，这种普遍的迷失和不安感渗入社会各个阶层时间越久、广度和深度越严重，它“自我实现”的风险就越大。

    写于2016年元旦， 2016年1月4日日发表于“高和分享”公号；链接：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A5NTIzNDIzMQ==&mid=401868983&idx=1&sn=2931a148e4414739fdd339e26a860a13&scene=1&srcid=0104axjcdcIPCwZ3O5R0ocmr#wechat_redir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