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上周五发布的今年一季度经济数据向我们展现了一幅中国经济企稳回暖的亮丽图景（具体分析详见我在本微信公众号发表的《一季度经济“小阳春”算不上回暖信号》一文），但它们却引出了另一个国人关心的问题。我注意到，整个周末社交媒体上不断有人质疑：中国统计数据究竟有多大的可信度？

一．

    其实，这是老得不能再老的问题。

    中国的统计数据水分、甚至明目张胆的统计数据造假问题，多年来一直备受国内国际媒体和学术界关注。在我的印象当中，自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国31个省级行政区公布的GDP数据总和几乎每年都远远超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数字。若将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GDP增幅加权平均，其增幅超过全国GDP数据2个百分点以上是家常便饭，有的年份甚至会出现每一个省份的GDP增幅都远高于全国增幅的壮观景象。以2012年为例，当年地方政府公布的GDP数据之和较全国GDP高出一成多。两者相差5.6万亿元人民币，比当年排名世界第16位的印度尼西亚的GDP总额还要多！

就其在各界引起的反响而言，对中国统计数据最强烈的质疑发生在2000年。当年，美国匹兹堡大学的经济学家兼历史学家托马斯· 罗斯基教授发表了质疑中国统计数据失真的两篇文章《中国的GDP统计发生了什么？》和《中国的GDP统计：该被警告？》，在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学界引发空前争论，也令罗斯基这个一向默默无闻的朴素学人一时间成为学术界的焦点人物。

在文章中，罗斯基从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耗的萎缩，从物流的下降和主要工业产品的缓慢增长，从服装等的消耗到农业的迟滞等等因素，几乎是全方位地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质疑，并责问中国为什么这样用大部头的统计书来造假（why China cooks the books）？最后，他得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

1997-1998年，中国的GDP增长最多只有2.2%，甚至有可能是负数！而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是7.8%。他的质疑主要有以下几点根据：第一，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能源消费反而减少了；第二，各个部门的增长率与整体的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不一致性；比如，大部分主要工业制品的生产出现了减少，而整体工业制品却大幅度增加。而且，农业增长停滞，但整个国内生产总值却显示出高速增长。第三，出口波动很大，但却实现了稳定的经济增长。

这一论断与著名的美国经济学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保罗·克鲁格曼的疑虑遥相呼应，素有“国际经济乌鸦”之称的他曾经说，中国经济数据，是一堆不可置信的符号体系。“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就像看一部科幻小说。”

二．

    罗斯基的上述结论没有得到绝大多数学者——包括西方学术界主流——的认同，他们普遍认为，罗斯基使用了错误的方法，得出了草率的结论，不过他提出了一个正确的问题。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GDP就一直是一个所有中国人关心的“中心词”。在不少地方官员的思维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实就是“以数据（特别是GDP）增长为中心”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关于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误差问题，国内事实上在更早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人提出过。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统计部门也都十分清楚统计数据水分问题，并很早就公开承认了这一点。

为此，上世纪90年代末，国家统计局专门建立了一套独立收集省级经济数据的系统，以期不再依赖地方统计部门上报的数据。罗斯基和克鲁格曼所笼统指出的问题并非完全不存在，但由于不存在考核压力，国家层面的数据掺水和造假的动力要比地方政府低得多。正因为这样，国内外经济学界在从事学术研究时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除非实在没有办法，一般不会采用中国地方政府公布的数据。

有关中国统计数据的失真问题，学者们也曾做过十分细致的研究，并得出以下三个基本结论：

第一，一般情况修下，出于不同的利益诉求，中国北方经济落后省份通常倾向于高报多报GDP增长率，而南方经济发达省份则倾向于低报瞒报，总体上确有夸大和水分。1998年全国各省上报到国家统计局的GDP增长率中，没有一个低于8%的，（当年“两会”上确定的政府经济目标是GDP增长8%）加总后的全国GDP增长率应该是9.9%，但国家统计局最后公布的增长率只有7.8%——这2.1个百分点就是压缩掉的水分。

    第二，中国现有的统计数据对于增量有高估的倾向，而对于存量有低估的倾向。2005年底，统计专家在经过谨慎的核查之后对中国的GDP总量做了一次大规模调整。他们发现，之前的统计漏计了2850亿美元的经济存量，这个数值大约相当于当时欧洲的奥地利或亚洲的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总量，也相当于当时印度经济规模的40%。

第三，中国的统计的确存在不少问题，但主要出在技术方面。统计质量差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中国还有额外的困难，就是处于转轨时期，统计方法也正在从前苏联系统向国际通行系统转轨。但尽管如此，在所有的转轨国家中，中国的统计质量几乎是最好的。

    综合起来看，至少在国家层面，中国现有的统计数据是基本可信的。

三．

不过，最近几年情况又在发生很大变化。

    在2014年春的一项研究中，美银-美林经济学家发现，此前一两年里，中国地方政府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之间的差距较以往正在大幅缩窄。全国31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已经公布的2014年第一季度GDP增幅的加权平均数为8%，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增幅为7.4%，两者之间的差距仅为0.6个百分点，可能是20多年来最低的。仅仅在2013年一季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GDP增幅实际为7.7%，但各省份的加权平均数高达9.5%。

在许多人看来，这种数据方面的显著变化说明了十八大以后上任的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倡导的摆脱“GDP崇拜”、追求更为均衡协调的经济发展的“新政绩观”的理念已经开始显现功效。

    这种说法的确有一定道理。过去3年多来，中国高层一直在试图利用各种机会引导各界淡化中国的具体增长目标，弱化对增长速度的过度关注。在中国目前高度集权的政治和行政体制下，一旦评价干部的标准、决定他们升迁的指挥棒改变了，他们的行为就会立刻随之改变。我们还可以看到，各地官员眼下越来越多地大谈环境治理、不良债务和食品安全等老百姓日益关心的热点社会问题。究其根源，是因为中央领导日益关心的缘故。

　　还有一种近乎阴谋论的观点认为，在统计体系不能独立于政府权力的局面未有根本改观的前提下，当前地方政府不再追求“数据政绩”，甚至有可能有意识压低数据，亦或许是试图通过这种以退为进的隐晦方式向中央政府施压，呼吁出台更多刺激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提振经济。就各级地方官员而言，这种旧的经济增长模式无论对他们的政治前途还是个人利益都是有巨大好处的。说到底，这也正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如此艰难的根源之一——要扭转一种根深蒂固且自我加强的路径依赖，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这种揣测是否有合理性，还有待于观察。但不管怎么说，通过前述分析，我们应该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在民众的政治参与度不可能显著提高的基本限制条件之下，经济结构调整既有赖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构，也意味着各级政府之间关系的重大调整。

许多地方官员眼下应该已经意识到，未来自己需要应付的是一个更加复杂、模糊和多变的考核体系。而要让这种转变更有助于中央政府实现自己希望的目标，则要求后者大大提高准确把握基层民意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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