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着近3万亿美元（而且仍在滚雪球般地膨胀）外汇储备的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连日来再度被推到峰口浪尖上。 2月10日，兴业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鲁政委在一份研究报告中建议中国政府出售手中持有的美国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相关证券，因为按照奥巴马最新提出的改革方案，由联邦政府实际担保的私人住房抵押贷款融资机构“两房”将逐步被关闭，长期来看，“两房”债券蕴涵着重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有关报道立刻引发了国内乃至国际舆论对中国外汇储备投资损失的强烈担忧，据说，中国政府目前大概持有高达4500亿美元“两房”债券，一旦有所不测的话，它们甚至有可能全部打水漂！

向来行事低调的外管局罕见地在第一时间即高调地发表公开声明，回应上述质疑称，中国从未投资“两房”股票，因而它们的股价下跌和股票摘牌未对中国造成损失。截至目前，中国外汇储备持有的“两房”债券还本付息正常，过去三年间，“两房”债券年平均投资收益率在6%左右，近期市场价格上涨幅度也高于美国国债。声明还说，美国政府并未改变继续向“两房”提供足够资本金以便它们履行债务的承诺。

但这条惜字如金的简短声明显然不能打消国人的疑虑，就在2月17日，中国央行主办的《金融时报》发表文章说，中国应该停止购买“两房”发行的证券，该报道还援引了国内知名度很高的经济学家巴曙松的评论。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日益庞大且处理起来棘手的外汇储备在中国所具有的政治敏感性。

一段时间以来媒体上屡有曝光的像“中投公司投资黑石股票遭遇巨亏”等坏消息，使许多中国普通老百姓都相信，中国政府在用国民辛苦积攒来的外汇储备投资外国（当然主要是美国）资本市场的过程中，损失了一大笔钱。坊间和互联网上时隐时现的针对央行行长周小川及中投公司董事长楼继伟等人的荒唐谣言及恶意攻击亦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民众对所谓“外汇投资损失”的不满和猜疑。

然而，基于个人的观察，我认为中国国家外管局绝对称得上是一个审慎而明智的理财高手，其对市场的判断能力在全球所有主权投资管理者中即便不能说名列前茅，也至少是合格的。当然，这是指它作为一个主要以国债为投资对象的稳健投资者而言，正像外管局自己一再表白的，“保值”是它的第一目标。这也就是为什么还需要另外成立一家中投公司的原因，同样是处理外汇储备，它们的分工是不同的。但即便只投资收益率很低的国债，也是大有讲究的。

就拿目前仍然众说纷纭的“‘两房’债券损失论”（这里面涉及到许多复杂问题，本文无法具体展开）来说吧，白宫首次公布涉及“两房”改革的白皮书是在2011年2月初，但从美国财政部近日公开的数据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外管局实际上已经连续6个月净减持“两房”为主的机构债券，其中2010年12月份减持了19.3亿美元。这足以体现了它未雨绸缪、提前回避风险的前瞻能力。

另一个更具说服力的例子是对日本国债的投资。2010年上半年，中国连续大幅增持日本国债（据日本财务省数据，去年头7个月，中国净买入日本国债大约2.3万亿日元，合274亿美元），一度曾引起日本政府的严重关切。因为当时正值全球汇率战阴霾密布的时刻，舆论甚至认为，中国的购买推高了日元汇率，将削弱日本产品的出口竞争力。

然而，很少人注意到，从去年8月开始，中国突然180度转弯，连续数月减持日本国债，其中8月更是抛售2.02万亿日元巨量，创下自2005年以来的最大单月减持纪录。到9月份，当日本政客还在对媒体公开抱怨“中国应当对大量买入日本国债给一个解释”的时候，中国实际上已经全部出清了当年新购入的日本国债（这里是从数额上笼统来说，因为国债有不同品种）；年底结帐，人们恍然发现，2010年中国创下了多年来减持日本国债的历史记录。而这一切，几乎都是悄无声息地完成的。

再看接下来的故事：2011年1月27日，国际著名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出人意料地9年来首次下调日本的信用评级，令市场一时措手不及、寒意逼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外管局又一次在重大变盘之前作出了敏锐的预判和正确的决定。

但即便外管局的投资专家再能干，他们也不得不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困扰。长期以来，这个机构一直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人们对它的运作难以一窥究竟。究其根源，是因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实在太巨大了，外管局只要稍有动作，立即会在国际市场上掀起轩然大波，而这反过来又加大了它行动的难度。因此，外管局在华尔街的一举一动处处都传递着神秘莫测和严厉控制的气息，而它的每一次重大行动，往往事先都掩盖在精心炮制的烟幕之下。

路透社去年7月份发自纽约的一篇报道稍微向外界揭示了一点这个神秘机构的内幕：目前，外管局直接投资外国国债的交易都是聘请外国市场投资机构来做的，据说有几十家之多，而买卖的指令则是从北京直接下达的。有时它也会请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出面，为它的幕后行动做一些铺路工作。这样的分散行动和遮人耳目，当然是为了将可能引起的市场震荡降低到最小。

除北京总部外，外管局在纽约有一个几乎不与外界发生任何联系的办公室。到目前为止，它的业务只是为北京进行重要策略决策提供支持，但其影响力正在与日俱增。2009年底，外管局从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挖来了衍生品交易部门主管朱长虹。按照外电的分析，朱长虹离开堪称固定收益投资界巨无霸的PIMCO，改任外管局在北京的首席投资官，预示着外管局希望引进更为市场化的运作，提高自身应对市场的经验。

用海外交易员的话来说，中国外管局就像华尔街上的一艘“隐形的超级巨舰”，它没有那种“船小好调头的优势”，而且在政治上还必须时常承受来自国内舆论的漫天非议。尽管近两年里的一些举动似乎表明，它正试图逐渐加强与金融市场乃至公众的沟通、减少对秘密行动的过分依赖。但我认为，在中国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下，这种努力注定难以获得太大的成效。我本人之前也曾多次撰文认为，随着中国外汇数额持续增长，其副作用——例如国际上的政治压力、市场操作中的困难和风险等——也将日益凸显，外汇管理必须推动由“国家集权”向“藏汇于民”的方向性改革。

但是，若仅就承担外汇储备保值增值使命的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工作本身而言，它毫无疑问是称职的。一位华尔街交易商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中国显然没有浪费人民的钱。”

写于2011年2月17-18日，发表于21世纪网我的个人专栏，链接：http://www.21cbh.com/HTML/2011-2-23/3MMDAwMDIyMTk3M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