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冰按】本文写于2008年初春，为纪念当时刚刚去世的二姐而作。一晃3年多过去了，这期间大家都忙忙碌碌，有的还发生了不少变化，小外甥的个子也长高了许多，快赶上他的外婆了。这两日正值清明，今天上午与母亲、姐夫、三姐等一同赴青浦福寿园二姐陵墓祭扫，一时思绪波动，二姐要是活着，今年应该正好50岁了。想起这篇文章，把它贴在这里。

2008年3月3日晚22点31分，我的二姐在上海龙华医院去世，享年47岁。她的那颗纠缠着她饱经挫折与不幸的前半生的心脏此刻终于停止了搏动，永远也不会再去烦扰她了。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姐夫和我亲手将她推入医院太平间的冰库，将她送进无边的黑暗与寒冷之中……

我的二姐是一个命途多舛的人。她生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对她这一代人而言已经是一个天大的不幸。然而，与同龄人相比，这只是她不幸命运的微不足道的开端而已。出生不久后的一场急性脑炎几乎让她在幼年时夭折，就在父母已经绝望的最后时刻，稚嫩的二姐却奇迹般地痊愈，不仅性命得以保全，大脑意识功能也全然无恙！这件事情我是多年以后从家人那里听来的，因为当时还根本没有我。不过，小时候二姐的记性很不好，不知丢过多少书本和钢笔，我经常开玩笑说，那是因为她得过脑膜炎的关系。但这还不是最坏的，不久，她又被检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虽然后来的经历表明，这一先天残疾对她的身体机能几乎没有造成任何损害，但它却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

    1978年，二姐高中毕业。那时“文革”已经结束两年，高考也已于前一年冬季恢复。二姐的学习成绩虽不是顶尖，但也算得上相当不错，按理说她应该像许多同辈中的佼佼者那样，从此走上一条铺满阳光的人生坦途。但是，参加高考之前是要体检的，不要说二姐那样的心脏疾病，就连患有轻微残疾的人都是没有资格踏进考场的，仿佛高校招收的是士兵而不是学生。那个时代的人们可不像今天这么动不动就把“人权”挂在嘴上，就是受到侵害的当事人自己也很少会觉得因为一点身体残疾被剥夺高考资格有什么不合理的，我的二姐当然也只能自认倒霉。

高校的大门无情地对她关上了，在那个计划经济的时代，接下来当然是等待国家分配工作。可是进全民所有制单位（甚至也包括集体所有制单位）之前也一样要体检，而且要求丝毫不比高校招生低，于是我的二姐再次被拒之门外。这一次也意味着当时整个国家体制的大门已对她彻底关闭，我有时想，其实我的二姐才是真正第一批“体制外”的人，当然她是被迫的。现在想起来，这次打击对她未必不是因祸得福，因为如果她当时像绝大多数同龄人那样如愿进入国营企业，10多年之后等待她的也许就是伴随着大批国企破产倒闭而来的下岗失业的厄运。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没有人能够如此先知先觉。

中学已经毕业的二姐应该要自己养活自己了，可她面前却没有任何选择，唯一的出路是加入街道组织的劳动服务队。之后的几年里，她在里弄小吃店贴过大饼、煎过油条，在所在街道的国营工厂做过临时工，干一天拿一天的工资，既没有稳定的工作，更没有任何社会保障（当时叫劳保）。说起来真是奇怪，既然我二姐的身体被判定连在大学里读书都不能胜任，那么，在一个自我标榜为“人人平等”、“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中，她才最应该享受劳保。可是她作为一个没有任何一家国家单位要的人，干的是国营工厂里没人肯干的最苦最累的活，却享受不到一丝起码的医疗保障！如今，每当听到有人留恋怀念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时代，我总会禁不住火冒三丈，可能二姐的遭遇是一个重要原因。那些赞美那个时代“平等”、“正义”的人们应该到我那可怜的二姐的墓地前问一问，如果把我们的国家拖回到那个时代，她答不答应？！

这样朝不保夕的日子，一过就是10年多。好在老天从不会彻底堵塞一个人努力向上的最后一丝通道。虽然免费的正规全日制高校不允许她跨进门，但那时期国家还开办了一些自费的业余大学或夜大学，二姐就在那段漂泊动荡的时间里完成了大学学业并取得了本科学位。我相信，当时的她自己都不清楚那张凭着节省休息和同龄女孩逛街谈恋爱时间换来的文凭，对她未来的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1986年夏天，我如愿以偿地考入上海一所数一数二的名牌大学。记得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的某一天晚上，二姐和我一起坐在弄堂里乘凉。那个月明星稀的夜晚，26岁的她和19岁的我一起憧憬着我的前景，20多年后回忆起来，我不知道当时她在为自己唯一的弟弟由衷高兴的同时，内心是否因为自己的境遇泛起过几缕辛酸和不平……

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几乎与我大学毕业的同时，二姐终于时来运转。在一次面向全社会的国家公务员公开招考中，她以优异的成绩被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录取。这一次，命运总算眷顾了做好准备的人，二姐之前废寝忘食换来的本科学位恰恰成为她有资格参加那次招考的基本条件。此后她又从最基层的书记员做起，靠着自己年复一年的不懈努力一步一步晋升为一级法官。我的朴实却不肯向命运低头的姐姐终于凭借自己的坚韧和顽强，争回了本来就应该属于她的一切，只是她的这条曲折的人生道路比起同龄人来至少多走了15年！至于比一般同龄人多付出的艰辛，只有她自己心里明白。当我的二姐终于成为一名受社会尊重的法官时，她已年过35了，一个女人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已经流逝。所以，尽管她比我年长7岁，但结婚却比我还晚，直到40岁那年才有孩子。

从1997年2006年的10年，是二姐短暂的一生中唯一的一段好时光。这期间她的事业逐渐走上正轨，家庭和睦稳定，儿子也一天天长大……然而，老天对于她简直就像是一个宿敌，就是见不得她一点好。2006年11月初，她被查出患有结肠癌，而且是晚期并已经转移。更令人仰天悲叹的是，她本人实际上早在这年的春天已经感觉身体明显不适，在上海大名鼎鼎的中山医院前前后后检查了大半年都一直没有检查出任何问题，直到她自己坚持要求做肠镜检查才最终确诊。到了今天这个时候，我已经不想再指摘医院方面的能力和责任心问题。给我留下不可磨灭印象的是，我二姐这一生几乎就是一场实力对比一边倒的抗争，孤立无援的她面对的对手，正是强大的命运本身：命运先是安排了致命的脑炎，却夺不走幼小的她；随后又安排了严重的心脏残疾，虽然能够耽误她的青春，却仍然摧毁不了她的意志；最后，到了她中年时，终于把致命的肿瘤加在她身上。这一次，命运生怕自己再输给面前这个弱小的女性，还特地精心安排了一个长达半年多的误诊！

我的姐姐是个淳朴的人，她并不像那些了不起的大人物那样为了要成就某种惊天动地的使命而特意选择与命运抗争，她只不过想过上一个寻常人的寻常生活而已，是命运无缘无故地选择了她作为对手。在之后的一年零四个月中，二姐经历了两次大手术、连续10多次化疗，当然还有中医治疗，辗转于这个城市的四家医院之间。期间她自己承受的病痛折磨旁人是很难真切体验的，在她和我们周围人尽了最大努力之后，她的生命最终比肿瘤医院医生一开始的预言多延续了一、两个月。这也许就是残酷的命运补偿给她的最后一点吝啬的妥协。

在二姐患病治疗期间，她所就职的徐汇法院给了她最高的待遇，法院职工几次自发为她集资，尽管二姐一再坦诚地告诉同事们她在经济上并不十分困难；法院的主要领导也先后十几次到医院和家里去看望她，看望我父母；而在她的大殓仪式上，法院所致的悼词也给了她最高的评价。她的领导在与我父母和我的交流中直率地说，他们整个单位几乎从未像这样礼遇过一个普通员工，不为别的，就因为我的二姐是他们单位里少见的无人不夸的好同事，至于她所获得的许多荣誉——其中包括上海市十大杰出法官——就更无须提及了。我当然相信二姐的操守、能力、业绩和人品，但作为她的弟弟，有一点我可能比她的同事和领导们更了解：我的姐姐不是一个胸怀多少伟大抱负的人，她的勤奋、她的诚恳可能更多地来源于她的坎坷人生。因为对她来说，今天的这一切是多么地来之不易！多么地让她觉得需要倍加珍惜！她身上的那件庄严的法官袍的分量可能比大多数其他法官的要沉重得多。这一点，是那些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或华东政法大学的年轻的硕士、博士法官们很难感同身受的。而比二姐幸运得多的我，如果不是她的弟弟，不是目睹了她的大半生，恐怕也很难体悟到这一点。

3月8日妇女节那天是二姐大殓的日子，这也是属于她的最后一个节日了。我们的耄耋老父在连续几日的伤痛欲绝之后作了一首格律诗祭奠他的女儿，他工工整整地用毛笔书写下来，希望这首诗能够随着她遗骸的一起火化，把他的心愿带给另一个世界中的女儿——

祭孝女季薪

父母可怜风烛年，何堪撒手赴黄泉；

伤心稚子情人惨，回首门庭境变迁。

最痛白头送黑发，不施仁义是苍天；

常叨教子未竟事，愿替吾儿重任完。

戊子年正月二十六日

今天是2008年3月22日，距离二姐去世已经20天。按照我们江南的习俗，明天就是她的“三七”。当姐姐的后事差不多料理完毕，外在的一切渐渐复归平静之时，我的心潮却再也不能平静。于是，我在供奉着观音像的佛龛前燃起一柱香，写下了上面这段文字。

一段时间以来，我的灵魂中曾经涌动过无数的祈福和心愿。但此时此刻，我想将我的一个最大心愿向二姐年仅8岁的儿子、我的外甥倾诉：希望你长大以后不要忘记自己曾经有过一个那么爱你但却苦命的母亲。

    写于2008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