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规模空前的大灾难发生已历近一月，日本社会仍处于地震、海啸和核泄露的三重危机之下步履蹒跚。而且，从福岛第一核电站传来的消息似乎一天比一天更令人不安，因此首相菅直人已数次指出，这是“二战以来日本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机”、“日本有史以来最大的国难”。

这段时间来，越来越多的观察、分析和评论逐渐从灾害发生第一时间里对日本几乎一边倒的溢美情绪中冷却下来，开始理性反思日本政府和大公司在这次灾难及救灾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种种不足。有人亦用我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人祸”之类字眼来形容福岛的核泄露事故……

    但不管怎样，与东京电力公司的昏庸官僚和日本政府的犹豫迟钝形成鲜明反差，灾难中的普通日本民众以自己的精神面貌和言行举止赢得了整个世界的尊敬，这反过来也更加反衬出日本政府的表现是多么配不上民众对它的信任！——

灾难发生时，许多企业和社会组织临危不乱，从关闭受灾厂区、组织员工（居民）撤离、发布受灾信息，到评估灾害损失……各个环节有条不紊。而全国所有电视台停止正常节目，统一进行地震滚动报道，不但发布最新信息，也穿插介绍防灾知识，以透明和有效的信息减少了许多徒劳的反应和不必要的混乱。公共电视台NHK更是不间断地轮流用日、英、汉、韩等五个语种发布震情……被日本人视作最可靠的“逃难”指南，更被媒体评价为“在国家重大危机时刻维系了国民的精神和秩序。”

灾难过后，无论在灾区的收容所还是在东京等大城市，不管在地铁车厢还是在商店里，人们依然秩序井然、彬彬有礼。无需任何政府部门或机构来组织，东京CBD地区的商务楼自动轮流停电以缓解电力供应不足。海外媒体曾报道说，恐慌情绪日益笼罩，市民纷纷抢购食品、饮用水和其他应急物资。然而我们在电视镜头里看到的，却并不是中国人习惯的那种“抢购”场景，而是超市和加油站自发安排临时“配给供应”，无人喧哗吵闹。尤其触动我的一段小插曲是：一家超市的店员为了舒缓排队顾客的焦虑情绪，笑吟吟地上前给排队人群分发巧克力，让他们打发时间。接下来，自然是一连串标签性的日式鞠躬致谢……

    与中国汶川大地震时民间组织一拥而上不同，日本民间组织在这次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面前也展现出了良好的素养。在政府的调配和统筹下，各地近3万个民间NGO几乎在第一时间就进入了广泛号召募捐、分配捐助物资和调动志愿者的“战时状态”。而且，不同的NGO间还能做到互通有无，实现信息共享。

    而其他地方常见的那种灾后社会秩序混乱、一些人趁火打劫、街头骚乱此起彼伏的景象，在日本更是绝无仅有。以至于那些见多识广而又惟恐天下不乱的西方记者也不禁感慨：“咦，日本的灾后打劫者呢？”恰恰相反，就连日本的黑帮也在天灾面前露出了他们的另外一面。据路透社报道，在地震过后的两周内，日本的黑帮团伙已经迅速而又悄无声息地从东京和神户地区向灾区派遣了至少70辆卡车。灾民拿到的食品、水、毯子等救援物资中，有一大批正是来自这些平日里打家劫舍或经营色情赌博场所的社会阴暗部分。

    ……

    类似的镜头和故事当然远不止这些，所以有人说，抗震救灾成了日本最好的国家形象宣传片；而青年哲学家兼作家东浩纪则在美国《国际先驱论坛报》上撰文，充满自豪感地说：现在，日本人终于能够以身为日本人为荣了！

    一些分析人士将日本人民在这次史无前例的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镇静、淡定和秩序归功于自然灾害频发的日本多年来形成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危机应对机制。这其中包括大到法律政策，小到建筑设施，还有常态化的赈灾基金及组织体系。旅居中国的日本专栏作者加藤嘉一就在文章中写道，“我们从小学直到高中，每个学期都要参加各所学校和地区举办的防灾训练，经历了12年。假设地震发生，我们该怎么办，第一做什么，第二看哪里，第三怎么办。至少训练过30多次，不经思考也明白该怎么应付……”

    更多的评论者则从所谓“国民性”中寻找理据。他们不无见地地指出，日本文化中的集体荣誉感、对社会的责任伦理、坚韧的武士道精神、克制的礼仪文化以及不惧死亡的宿命论思想……都支撑着他们能够比常人更加“善处逆境”。的确，孤身留守严重核泄露阴影之下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内进行抢修的“50死士”，得到了举世景仰，但他们中有人接受海外媒体采访时却淡然坦言，自己算不上什么英雄，因为这只不过是根据法律和公司制度的规定在轮流作业而已。

    上述这些分析和评论显然都是有道理的，但我想要指出的是，灾害应对机制并不像一般人想象得那么简单，似乎只要由政府牵头组织，有制度、资金和设施保障，一旦灾害真的降临时就一定能应对自如。我们中国也有一整套看起来相当完备的救灾机制和体系，中国各级政府内的地震、水文气象、食品卫生、疾病防控等专门负责防灾减灾的职能部门不可谓不周全，我们甚至还有专门的民防部门，可为什么连一个小小的三聚氰胺和瘦肉精都会泛滥成如此大范围的安全危害呢？在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的外部条件下，缺乏民间社会有效的配合联动，哪怕是再强大的政府也是难以管控和应对这样的危机的。至于所谓“国民性”的问题，则更是一种含混不清的陈述。不同的民族、国家或许确实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及精神气质，这与这些民族走过的不同历史有关，尤其与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然而，到了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有识之士都应该承认，无论是作为单体的个人还是集体的民族，究其本性而言，最多只有此处长一点彼处短一点的差异，并不存在什么整体上的优劣高低。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能肯定的话，那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陷入种族主义的陷阱。

    因此，即便日本在应对相同危机时表现得比中国要好，亦不能证明日本民族比中华民族更加优秀。但假如这种差距确实显著存在，原因究竟又在哪里呢？把它解释为日本政府比中国政府更有能力，恐怕也是说不通的。事实上，如我在前文中已经指出的，日本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一个月来在灾难面前的拙劣表现，不仅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外部批评，也正在本国公众中遭遇一场日益加剧的信任危机，就算凭借此次危机博得了不少同情和好感的内阁官房长官枝野幸男，也不能挽回民众对政府与日俱增的不满。

    我认为，西方学者以前提出的“社会资本”的概念，最适合解释危局中的日本民众当下的表现。如果不追求学术层面的精准和细致，所谓“社会资本”，按照我的理解，其实就是一个社会中分散的人们在没有政府指令的情况下自发进行协同合作的能力。它包括文化和器物两个不同层面的内容。所谓文化层面，其核心是一整套社会广泛接受和深信不疑的价值体系，它其实也是一个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石；而所谓器物层面，即在这一价值体系之下追求并维系着各种不同社会利益的组织，如企业、协会、家庭、慈善机构及其他社会团体。价值体系和社会组织分别通过精神信仰的力量和制度化的程序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维系人们的交往，使社会得以正常运转并延续。

    如同一个企业或一个国家的资金资本殷实有助于这个企业和国家更好地应对商业环境的变化及风险一样，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充裕，就能够使这个社会具备更强的应对各种不测风险的能力。很明显，在这次“3·11”大地震面前，日本社会向外界清晰地展示了它内部所蕴涵的深厚的“社会资本”。

    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是，前现代的日本社会与中国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当然也有巨大的差异，这里无法展开论述），但近代以后，日本与中国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现代化之路。相比于中国100多年来持续激进化的革命运动而言，日本社会虽然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迁，期间还夹杂着一段不堪回首的对外侵略及随后被美国以武力强加的政治变革，但总体上看，自推翻幕府封建统治、推行“王政复古”的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传统社会的“打碎”和“改造”是非常不彻底的。

在精神信仰层面，古代社会中那套伦理道德不仅没有遭受毁灭性的破坏，相反还被成功地改造成现代化的重要精神资源。举例来说，为了塑造现代国家的国民认同，维新宪政以后的历届日本政府都竭力抬高德川幕府时代并无多少社会影响力的产自日本本土的神道教，并刻意打压幕府政权赖以维持其统治的来自中国的儒家意识形态。然而，如果对所谓神道教作一仔细解剖，我们就会发现，它不过是借用日本远古神话的外壳，又融合了儒、释、道三教道德训诫的大杂烩而已。简单地说，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二战以后，现代日本人当然不再将日本看成华夏文明笼罩之下的“天下”的一部分，他们甚至以为自己已经完成了福泽谕吉提出的所谓“脱亚入欧”，以西方国家自视，但在日本人的精神家园里，那套运行了千年之久的信仰体系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日本人与西方迥然有别的所谓“崇尚集体主义”、“强调服从”等的民族性的源头，今天它正在灾难中默默地支撑着每个人的信念，并成为凝聚整个社会的强大力量。

而在社会组织层面，的确，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在很短时间内改变了幕府中央政权之下各地封建大名割据的局面，迅速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现代中央集权国家。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昔日强大的地方精英势力（涵盖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并未被消灭，他们只是经由各种渠道，改头换面，转换成为了新的政治制度之下的自治力量，并在法治的框架内对中央政府形成了有效的制约——过去拥有地方武装的大名地主可能摇身一变，成为代表地方利益的豪门议员家族或企业寡头；而那些中下级的武士们（他们在传统日本社会中的功能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士”）则很可能放下武士刀，成功变身为社会各界的专业人士，其中也包括今天忙碌于政府各部门的官僚公务员。

简言之，日本的现代变革，仅仅是一场（或几场）涉及面不大、深度很浅的上层政治革命，日本社会的文化传统基本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它的下层社会基础经过改造被顺利吸纳进新的政治和法律体制中。在我看来，这种“不彻底”，恰恰是日本现代化进程比中国远为迅速和成功的根源。传统社会里的大多数文化价值和社会组织，只要经过合理的演化，其实完全可以转化为现代民主法治体制下的重要资源。这就好比一块砖，你既可以用它来营造专制皇权的宫殿，也可以用来盖资本主义的股票交易所，同样还可以拿来兴建社会主义的大礼堂。资本主义股票交易所和社会主义的人民大礼堂，并不是必须要烧掉了皇宫、将它碾为齑粉才能矗立起来的。在很多情况下，旧时代的皇宫甚至稍加改造，就能直接派上新时代股票交易所和人民大礼堂的用场。

在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所谓“失落的20年”里，日本经济停滞、政治失败、政府走马灯一般地轮替，但假如你深入体察过日本普通百姓的生活，你就会发现，他们绝不像我们想象的那般困苦和窘迫，一切依然各安其所、礼乐粲然，仿佛这样一个社会根本就不需要政府。原因就在于，它的深厚的“社会资本”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发挥着巨大效能。

反观中国，我们的现代化之路基本上就是日本的反面。中国历来就是“强国家-弱社会”的政治格局，社会资本原本就十分稀薄，但传统社会里好歹还有一些诸如乡绅、氏族、寺庙之类的社会组织。一个世纪以来，通过一次比一次彻底和激烈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我们几乎打碎了传统社会里的一切被认定阻碍现代和的精神价值和社会组织，却始终未能在社会上层建立起一套现代的政治制度。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有人喊出“我是一颗螺丝钉”的响亮口号时，国家凭借着全权政治、计划经济和单一意识形态的三位一体，已经成功地消灭了社会，将自己打造成一台严丝合缝的机器，而每个人则是这台机器上的没有丝毫自由选择权的固定零件……

我在这里权且不从价值的层面去判断这种国家结构的好坏，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像这样由一台机器般层层严密组织的政府与无数一盘散沙式的孤立个人构成的共同体，一旦面对大重大的变故和灾难，政府暂时失效的情况下，社会是根本没有任何能力展开自发的协同与合作的——人与人之间的唯一纽带只有政府及其统辖下的“单位”，每个人都既不了解也无法信任他人，因而惟有凭借本能行事。

更令人扼腕的是，在一波又一波荡涤一切的革命中，固有的伦理道德分崩离析，但新的为社会接受和信仰的价值体系又始终没有真正确立起来。于是，我们就不仅成为失去社会依托的的孤独的原子单体，在精神上更是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我相信，这就是对中日两国100多年来各自走过的不同现代化道路进行比较所能得到的经验和教训。当然，我还想要指出的一点是，日本的“改良”和中国的“革命”（姑且这么粗略地说吧）绝非中日两国的现代化先驱们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选择和规划出来的。真实的情况可能正好相反，日本的第一代现代知识精英们在颠覆传统、全盘引进西方“先进”制度、文化方面的激情和勇气一点也不逊于时间上比他们晚一辈的中国同仁。他们甚至还提出过让日本人与欧洲人通婚以“改良人种”的极端方案。只是由于许多错综复杂的客观历史原因，他们的努力大多幸运地成为了空想；而在下一个历史阶段截然不同的国际国内形势背景下，他们的中国学徒却悲剧性地在中国成功地实践了这种理想。至今回想起来，仍然令人感慨历史的阴错阳差。时至今日，那个曾经以东亚为“劣等”、立志要与“未开化”的中华文化彻底决绝的日本，却反而成了将中国古代文化保存得比中国自己更好得多的社会！

    那么，今天我们再来讨论这些意义又何在？历史不能假设，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苛责中国第一批觉醒的现代先知。然而，走过了这段历史以后回头再审视，我们应该能够得到这样的结论：传统不完全是现代的障碍，更不是现代的对立面；现代恰恰是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传统乡绅、氏族的确是维护保守的儒家意识形态和大一统皇权统治的重要纽带，但只要政治运转的制度（也就是游戏规则）改变了，类似这些建构和维系传统社会的大多数精神和器物资源又何尝不可以转化成建设现代民主宪政社会的宝贵财富呢？又何必非得把它们砸个稀巴烂而后快呢？事实上，离开了这些重要的资源，现代社会就只能是图纸上的空中楼阁。

    但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最大的困境在于，我们面对的已是一片废墟和瓦砾——它们正是我们亲手造成的。在这样的不利态势下，我们下一步建设现代制度和现代社会的资源又在哪里呢？我觉得，就像烈火和暴雨停歇后瓦砾堆里会重新生长出希望的种子一样，当国家的掌控逐渐放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由合作展开，社会的力量也会重新积累和成长。当然，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更需要人们有意识的努力，尤其是智慧和耐心。但这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再也经受不起新的破坏了——我们几乎已经毁掉了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的整个精神故乡以及维系这个世界的所有纽带，我们唯一赢得的就是身上的锁链。

随着各种非政府社会组织的兴起、特别是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中国的政府和媒体近来也越来越多地谈论起加强“社会管理”的问题。但我认为，必须从一开始就明确的是：所谓“社会管理”，其基本立足点和价值指向究竟应该是什么？如果把“社会管理”等同于“管制”，其目标就是将各种改革开放以来好不容易自发生长出来的社会资源无一漏网地再度收编进国家这台超级机器中，然后根据特定的政治需要（对另一些人来说，是所谓现代政治的蓝图）进行设计和规划，那么，我们将注定再走一遍过去一个多世纪里走过的失败老路。

    写于2011年3月29-4月1日，改定于2011年4月5日，发表于2011年4月11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观察家”版。链接：http://www.eeo.com.cn/observer/gcj/2011/04/12/198580.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