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一个周末，我去了一趟无锡。一来趁阴历正月过后到四月初佛诞节之间的短暂冷清拜谒一下慕名已久的灵山大佛，二来正好在早春二月的朦朦烟雨中踏访太湖胜景。

    近年来江浙一带的旅游城市里出现了不少冠名“精舍”的酒店，专为好佛的旅客服务。所谓精舍，本意是指佛教修行者的住处，相传佛祖释迦牟尼结束居无定所的云游传道以后，曾在著名的竹林精舍、鹿野苑等处所为比丘众宣讲教义。长三角的这些现代“精舍”通常与佛教名胜确有些关系，建筑和装潢也大多取古典园林风格，内有抄经、打坐、禅修等活动项目，而且一般只供应素斋。至于价格嘛，当然也不辜负它们淡雅的环境和精致的服务——比较大众化的客房一间每晚也要五六百元，高级一点的，甚至要收到三千到四千元，差不多快赶上五星级酒店的VIP套房了。

我这次就入住在大佛脚下的一家“灵山精舍”，它由几栋被曲折的回廊连接在一起的二层小楼组成，掩映在一片新栽下不久的竹园中，清新而舒适。美中不足的是整个精舍紧挨着灵山（整座山的正式名称叫马山，唐朝玄奘法师赐名的“小灵山”是其中的一座山峰）下一条车水马龙的大路，围墙外不时传进来的的喧闹声盖过了庭院里尚未凋谢的腊梅香气。

大约16年前的这个时候，我也在太湖边上的无锡。当时的住处现在记不得了，但想来不会离今日的精舍太远。那时我是文汇报的一名年轻记者，专程来采访一个关于“苏南率先实现现代化”的研讨会。就是在那个研讨会上，我第一次有幸面对面地接触到了时任江苏省社科院院长的胡福民先生，并聆听他的讲话。在我还是个小学生的时候，他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掀起了一场围绕“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并成为改革开放的序曲——“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而当时还是一名中青年哲学教师的胡福民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他本人恰好是无锡人。

16年前的那个理论研讨会提出，要用15年时间在苏南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它的课题报告中还开列了一长串定义“现代化”的指标，总有几十个之多，重要指标下还有分解指标。它们主要是经济方面的，大到人均GDP、城市化率，具体到家电普及率、每千人汽车保有量等等；其中当然也不乏教育水平、医疗设施、预期寿命等社会领域的指标。苏南提出率先现代化可能与当时一个相当重要的背景有关：著名的“苏南模式”正日益走入瓶颈，那种“村村冒烟”的乡镇企业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新时代。

那一年，雄伟的灵山大佛还没有矗立起来（但整个建设项目不久前刚获得批准并已举行过奠基礼），大众对它与日俱增的兴趣还要再过些时日才蓬勃兴起。

在此后的半年时间里，我怀着强烈的兴趣，坐着拥挤破旧的长途汽车围着太湖绕了一圈，不仅采访了苏州、无锡等太湖东岸经济发达的城市，也探访了宜兴、溧阳、吴江这些太湖西、南、北岸的小县市，还走到了行政区划上属于浙江省的湖州市、长兴县等等。当时我的关注点主要在这些地区的文化教育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我想要就传统“吴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这个主题写一组报道。众所周知，明清以降，吴地区域一直是全国经济文化的重镇。就拿无锡一城来说，历史上著名的东林书院就在这里。近现代以后，这里不仅出过钱穆、钱锺书这样的学术大家，在1949年后中共历任宣传部长中，陆定一、王忍之和丁关根三人都是无锡籍。如果加上胡福民，真不枉人们常说的：太湖之滨的这片水土特别适合滋养理论家和宣传家。

我呢，特别想比较一下吴文化与越文化在当代对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不同作用，进而对当时此消彼长的“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进行一番深入探究。很可惜，这个课题对一个二十七、八岁的记者来说委实太过宏大，注定要在后来半途而废。

那时整个苏南和浙北区域内还没有一条高速公路，至今仍记忆犹新的是，某一天的大清早，我先去采访了位于宜兴市和桥镇上的和桥中学，那是一所教育质量闻名遐迩的著名学校。中午，我赶到同样在宜兴的丁蜀镇，那是享誉世界的宜兴紫砂壶的故乡。我在那里吃了午饭并随手挑了两件茶壶，然后便辗转换车赶往下一个目的地——湖州市的南浔镇，那是一个与周庄、同里齐名的秀美富庶的江南古镇。到达时，已经过了晚饭时间。这整个一天的路程要是放在现在，开车不消两个小时。

15年一弹指间，我不知道苏南算不算已实现了胡福民心目中的“现代化”。但显而易见的变化是，这片土地上今天高速公路四通八达，跨国企业星罗棋布，人均GDP翻了两翻可能都不止……当然，当时已经相当不轻的太湖污染也恶化到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前些年屡屡发生蓝藻爆发令无锡市民家中自来水发臭的公共危机事件。而在原本山清水秀的浙江长兴，我妻子的一家亲戚告诉我们，他们家乡连续两年没有一个高中毕业生通过征兵体检，当地的电池厂和水泥厂因为违法排污曾多次与村民发生冲突。那个偏僻的小山村我们几年前刚去过，它坐落在一片狭窄的山洼里，山坡上长满了成片的竹林，一条山涧自山顶泻下，以前曾是全村人的水源。现在，村民们都用上了自来水和罐装液化气，据说村子里不久前还开了一家网吧……而在另一方面，村子里现在信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有人已经开始筹划要盖一个教堂。

的确，GDP膨胀起来的人们把越来越多的GDP花了佛祖和上帝身上。站在重建的千年古刹——祥符寺山门前举头仰望像山峰般巍峨耸立的灵山大佛（一座88米高的青铜像），你会深切感受到财富迅速累积的人们内心涌动的新的渴望；如果再参观一下大佛脚边修建得如梦境般精美绝伦的灵山梵宫，你更会禁不住感叹人们对待财富的崭新态度——那是一个集会议、演艺、展览于一身的综合性佛教宫殿，占地并不很大，但据说耗资16亿元。至于整个灵山大佛景区，其总投资达到了26亿元，差不多相当于总长近300公里的沪宁高速公路造价的一半（路程上也就是无锡到上海的距离）！

今天的苏南各地，政府及其下属的媒体也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正在宣传淡化GDP、强调民生，并大谈所谓“幸福政治”。相信不久后就会有人搞出一整套衡量“幸福度”的面面俱到的指标来，就像当年吴福民他们搞的现代化指标一样。很可能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在做这件事了。

然而，幸福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那个星期六（也就是阴历二月初一）清早，天还没有大亮的时候，我渺小而孤零零地在大佛脚下，心里默默向它求教的正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山门外特许经营的“请香处”里那位售卖香烛的安徽打工青年是否会与我有同样的困惑？也许是因为没什么香客的缘故，他把店里的音响开得很响，让自己很陶醉地被周杰伦《牛仔很忙》的旋律所围绕。这一瞬间，他心目中的幸福在哪里？

第二天傍晚回上海，我特地从宜兴、长兴、湖州这一路绕回来，而不是走更直接的沪宁高速，为的大概就是找回一点十多年前采访路上的记忆。这是一个典型的当今江南的春日，雨雾夹杂着灰霾，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周身沾满了有腐蚀性的肮脏的泥浆……这些，都是16年、甚至更早以前人们执着自信地追求当时心目中的“幸福”而留给今天的代价。可以断言的是，这样的成本未来我们还将不断支付，哪怕是以追求“幸福政治”的名义，最多也不过是换一种其他形式而已。

这或许就是人性的永恒弱点，没有亲身体验过很多东西，人永远都不会懂得什么才是自己最终想要的。你很难通过宣传教育让一个一周都吃不上一餐鱼肉的人真心相信，保护好太湖的生态环境是比顿顿吃上肉更加重要和美好的事情。

释迦牟尼出家前是一位王子，娶过妻生过子，尽享过人间的富贵和荣华，也见闻过人世的苦难与病痛，大概正因为这么多丰富的人生经历触发了天资卓绝的他毅然走上探寻真谛之路并最终彻悟。如今，他高高地站在太湖之滨的山峰上，庄严而慈悲地俯视着脚下这片中国最富庶的土地和为了生计奔忙其上的芸芸众生。2500年来他曾造福过无数人，现在和未来的中国人能不能继续得到他的眷顾，最终将取决于我们自己对世事人情的洞悉和悟性。

写于2011年3月7-8日，改定于2011年4月26日，发表于2011年5月13日FT中文网。见网标题：大佛脚下思考“幸福”；链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38579?pag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