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更有效地应对近来人民群众日益关注和不满的食品安全问题，5月23日，上海宣布成立“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同时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食品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用市长韩正的话来说，必须采取最严厉的准入、监管、执法、处罚、问责措施，确保上海成为全国食品最安全的城市之一，让全市人民放心。

    上海市食品安全委员的必要性，根据刚刚被任命为主任的分管副市长沈晓明的解释，是为了杜绝食品安全监管中以往存在的多环节、跨部门问题引起的职责不清和推诿扯皮。就像沈晓明说的，过去按照职能分工，质监、工商、食药监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各把一头，分管生产、流通和餐饮环节，而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则由设在食品药品监管局的食品安全联席会议办公室协调处理，但因为同级别，协调起来总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沈晓明说，新成立的食品安全委员会就是要解决边际和空白。此外，上海市食品安全委员会还被授予了一定的裁决权。

    至于《实施意见》，则规定了一系列“最严厉”措施，其中包括：将食品安全列入政府绩效考核内容、依法严惩食品安全领域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建立“黑名单制度”及有奖举报制度等等……

    上述这一整套的做法，全面地沿袭了中国历来处理社会管理问题时似乎已被证明屡试不爽的模式。但在我看来，与其说它的现实有效性有多么强，还不如说人们对这类问题的习惯性思维是多么不容易改变。

    据我个人的长期观察，按照流行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思维中的普遍看法，某个领域内如果发生了什么秩序问题，也就是出现了很大的混乱，那么就应当——首先，制定更加严格完善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堵住管理上的漏洞；同时，赋予政府的相关管理部门以更大、更全面的权力，责成它依据前述“严格完善”的规章制度来加强管理……这套思路可以非常形象地总结为以下两句话：发更多“红头文件”，刻更多（更大）“橡皮图章”。

    这样的思维模式是如此地根深蒂固，以至于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它仿佛像“杀人偿命、钱债还钱”的道理那样天经地义。但我必须十分遗憾地指出，它基本上是站不住脚的，它不仅完全无视社会现实中的真实情况，还严重遮蔽了一个很可能更加接近真相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对食品安全这类社会秩序问题，“红头文件”和“橡皮图章”非但不是解决之道，反而恰恰是造成它们的原因。

    以我这样的脑子，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照理说，一个地方的食品安全出了很大的问题，瞥开那些不法奸商不说（自有法律会去找上他们），显然说明管理该地方食品安全的相关政府部门是失职的，他们辜负了党和人民托付给他们的重任。既然如此，就应该从他们手里收回红头文件和橡皮图章，把它们交给更称职的人。然而，这个人人都明白的简单道理经过几个转弯，不知怎么就变成了——要给那些没有管好食品安全的人授予更多的红头文件和更大的橡皮图章了！

    当然，就像上海案例呈现出的某种逻辑，据说，食药监局因为“级别”太低、难以“协调”所以管不好食品安全问题的。就事论事地看，这或许是很有道理的——如今你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的任何一个政府部门，都会听到这样的无奈叹息。不过，我却想提醒读者作一个横向比较——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中国政府的权力难道还小吗？究竟政府的权力要扩张和覆盖到何种地步，它才自认为足以管理好社会？

    至于所谓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往大里说当然是对的，法治社会的基本前提就是要有法可依。但是，有一些人生阅历和生活经验的人都不会不明白，任何事情，哪怕是一件再简单的事，都存在着复杂性、多变性和模糊地带，都不是可以事先白纸黑字写得一清二楚的。就拿餐饮业的最新变化来说，眼下上海要求火锅店公布自制锅底成分配方。我觉得，对一些拥有良好口碑和品牌的老店，这等于是强制它公开自己的商业机密。兴许在中国，大部分火锅店还不至于会那么看重这个，但是，假如问题发生在饮料市场，政府难道强制可口可乐公司公布它的配方？

    一句话，再“完善”和“严格”的行业规定，都有覆盖不到的地方；而且，过分“完善”和“严格”的规定，将会因为不合情不合理而难以执行，最终免不了成为一纸空文的命运，就像我们国家许许多多被视若无睹的法律法规一样。

    根据“政治压倒一切”的中国国情，可以预期，上海的解决方案短期内无疑会取得一定的成效，但长期来看却注定是与其宣称要实现的目的背道而驰的。在这里，我必须声明一点，我并非特别地反对上海试图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上述一系列努力。我只是想要指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一种错误的社会管理思维，它远不仅表现在食品安全这一个问题上。这种思维的最大害处在于，它无一例外地导向政府权力的进一步强化。然而事实上，这些年来，从“三聚氰胺”到“瘦肉精”，从媒体事后揭露的来看，哪一件骇人听闻的食品安全危机不与政府各种各样的保护伞有关？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前文里说，“红头文件”和“橡皮图章”是造成食品安全的原因而非解决它的答案。历史经验一再证明，政府权力膨胀对自由市场秩序的损害——例如地方保护主义和歧视性准入限制等在中国司空见惯的现象——总是比它允诺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危害性也更大。我想象不出任何理由能够证明，现在搞一个更大的权力机构，就会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相反，对它的外部监督将变得更为困难和更加不可能，倒是千真万确。

那么，正确的方向在哪里呢？我认为，那就是很好地顺势借用社会和市场的自发力量。就食品安全而言，可能没有比消费者更对它牵肠挂肚了。因此，只要鼓励各类由消费者自发组成的维权团体介入食品安全监督，同时放松并鼓励媒体对食品安全问题的报道和讨论，其效果会比派发再多的橡皮图章和红头文件都要好得多。不仅食品安全，其他许多经济和民生问题也遵循相同的道理。

关于引入市场自发力量解决监督问题，我愿意用一个例子来结束本文：作为不掌握任何行政权力的单纯的一家企业，国美电器远比手握橡皮图章的质监局更热心地替我们消费者监督检查家电产品的质量。而且，它永远都不会像那些橡皮图章那样接受贿赂。何也？是因为它的老板黄光裕是个善心的大好人？是因为有许多质监局的干部向对待自己的事情那样尽心尽力地替我们“监管”着国美？要是那样的话，恐怕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黄光裕们和郑少东们吃官司坐牢了。真正的原因是：国美的对门有一家虎视眈眈地盯着它的叫做“苏宁”的电器大卖场。

写于2011年5月24日，定稿于2011年5月25日，发表2011年5月26日《南方都市报》专栏，有删节。见报标题：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靠“红头文件”和“橡皮图章”吗？；链接：http://gcontent.oeeee.com/2/ae/2aec405d4b595923/Blog/c0f/23867d.html?t=1306586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