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底，内蒙古包头市有一个叫的金利斌的人自焚而死。他不是一个遭遇强拆的弱势老百姓，相反，他曾经是个亿万富翁，自焚是为了逃债。调查人员后来发现，金利斌的企业年营业额数十亿元，他欠银行的钱也不算多，不过1.5亿元。但是，他欠地下钱庄和亲友的钱却高达12.3亿元！

类似的情形更频繁地发生在历来经济繁荣的长三角和珠三角，仅在中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温州市一地——

清明节后，坐落在温州工业园区机场大道的江南皮革，老板黄鹤携妻儿一去不复返，扔下拖欠104家供应商的1.63亿欠款，以及涉及10多家银行的债务；

4月下旬，温州知名餐饮连锁企业波特曼因老板严某突然“失踪”而停业，他在离开温州前给当地政府留下一封信，称自己遇上经济危机，希望政府出面协助；

5月下旬，乐清老牌的电缆业巨头三旗集团爆发财务危机，公司因欠银行1.23亿元贷款被起诉

    ……

    由于俗称的“三荒、两高、一低”（用工荒、钱荒、电荒，高成本、高税负，低利润），近来中国的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正遭遇比2008年华尔街金融危机爆发之时更为严峻的生存危机。在上月举行的“2011陆家嘴论坛”上，浙江中小企业协会一位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出言令四座皆惊：如果紧缩政策不改变，今年下半年至明年春节前后，预料有40%的中小企业会停工或者半停工，甚至倒闭。

从一些媒体的调查来看，至少到目前为止，断言中国民企将出现大面积破产潮，似乎有些危言耸听。6月7日的《人民日报》专门发表报道称，今年浙江省倒闭的企业并没有显着增加。报导援引浙江省工商局提供数据显示，事实上，今年以来浙江企业的绝对数量不减反增。不过，不过，巨大的危机显然是存在的。包括《人民日报》的这篇报道在内，最近一段时间以来，越来越多的媒体都已经关注到民营中小企业面临的新一轮困境。

这种困境的最直接原因当然是融资难，也就是所谓“钱荒”。中国实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至今已有9个月，央行自去年以来先后11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大型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已达创纪录的21%；而利率上升和信贷限制剥夺了很多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使得它们不得不转投地下借贷市场。这又推动民间借贷的利率也水涨船，据说，温州有些地方地下借贷的年化利率甚至已达到100-120%。这与某大型商业银行的信息结论一致，该行信贷部人士说，自去年四季度政策不断收紧，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贷款业务就很难获得批准，就批准额度而言，现在和去年同期相比已下降逾50%。而根据温州的一项企业抽样调查，认为当前资金吃紧的企业占到42.9%。

雪上加霜的是今年提前到来的“电荒”。为了对付几乎每年夏天用电高峰时都要出现的电力紧张，珠三角的加工业厂商们普遍配置了后备发电机，确保在电力供应暂停时工厂仍能继续生产。谁都没想到，今年它们需要那么早就派上用场，而且持续那么久。路透社6月2日的一篇报道说，目前东莞的市电每度约0.9元人民币，但厂商自备的燃油发电机的发电成本却超过每度2元人民币！业界因此预期，未来数年珠三角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中小企厂商经不起考验而要收缩业务甚至结业。

此外，“民工荒”所导致的薪资成本上涨又从另一方面对民营企业形成了巨大压力。按照广东和浙江的一些中小企业主的说法，过去3年来，他们给工人加薪的幅度基本上每年都要达到20%左右。《21世纪经济报道》6月4日的一篇调查报道说，温州一家企业，2011年的人力成本支出比2008年猛增了60%多！

当然，还有通货膨胀造成的厂房（店铺、办公楼）租金原材料价格的普遍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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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一切，导致的是当下中国民营中小企业普遍的经营困境。温州官方的多项调查显示，2011年前三个月，温州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35家主要出口导向型企业利润同比下降约30%，亏损面占1/4多。有些企业的利润，更是在短短几个月内骤降90%！

成本高企使得企业主们不得不以停工来“止血”，“现在企业的困难远远大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2008年是没有订单，没有还可以去找，现在是有订单也不敢接，越大宗越不敢接，越接亏得越多。”温州一位企业家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这张财经报纸由此指出，“现在中国民营企业的困难远大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以温州为例，虽然目前尚未出现大面积的企业倒闭潮，但广大企业生存状况正陷入多年来的最低谷。

任何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明白，上述状况长此以往，将酿成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民营中小型企业提供了当前中国80%的就业岗位和60%的工业产值，不说别的，假如它们中真有哪怕1/5破产倒闭，那就将造成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失业，这对社会稳定会构成多大威胁。另外，就算它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具有超级顽强的生存能力，但在眼下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并蓬勃壮大的地下信贷也会对中国的金融稳定构成显著的压力。国内有媒体报道称，中国巨大的地下贷款池的总规模可能已达数万亿元人民币，这是一股游离于金融监管当局监测之外的庞大的流动性，将在很大程度上使国家的货币政策大打折扣。更重要的是，一旦它出现大规模的违约（由于基本处于无监管的黑市状态，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同样终将影响到社会稳定。

    问题是，现在怎么办？

       面对民营中小企业贷款难的呼声，监管层也希望通过用一些“人工降雨”的办法来缓解小企业贷款资金短缺的“旱情”。我们看到，银监会于6月初正式发布《关于支持商业银行进一步改进小企业金融服务的通知》(下称《通知》)，希望通过差别化的监管和激励政策支持商业银行加大对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通知》从准入条件和监管标准放宽等方面进行激励，支持符合条件银行发放专项金融债，并提升了小企业贷款不良率容忍度。其实，管理层一向鼓励商业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银监会去年还专门规定商业银行小企业贷款应“两个不低于”（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速、增量不低于上年），但根本性的问题在于，现行的一整套考核体系，使得商业银行对向小企业放贷不可能积极起来。

也有人不无洞见地指出，危机和压力不全是坏事，这是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大戏的一部分。对于民营企业自身来说，维持了20年的廉价劳动力时代已接近尾声，低成本时代也已基本结束；产业技术的变化要求有更高的投入，这需要中国民企更重视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人民日报》5月底亦刊发评论指出，民营企业亟须五大创新，分别是体制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经营创新和风险防范创新。

    我个人认为，因应当前民营中小企业面对的严峻形势，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客观的评估。其次，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还要正确地分清楚其中的阶段性因素和系统性因素。阶段性的因素（如通货膨胀造成的成本上涨）可以用具有针对性的具体办法（如临时性的减税、甚至补贴）来缓解；而系统性的问题则需要根本的制度改革来解决。

    根据我本人的观察，当前难以轻易察觉的另一种新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民营中小企业的暂时困局而试图对中央政府施加压力，要求调整去年下半年以来逐渐收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在他们看来，为了缓解中小企业的危机，保证经济增长，从而降低社会不稳定的潜在风险，必须重新拾起过去那套屡试不爽的宽松的经济政策。

    我不想用一种阴谋论的逻辑来揣度这些呼吁背后蕴涵的真实动机，我只想指出，他们也许的确出于挽救民营企业的好心，但他们的药方实在是太天真了！

在中国，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一再上演的真实情况是：每当遇到经济上的危机，首先遭殃的必然是民营企业，而每当以这样的借口实施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刺激，首先被养得更肥的却一定是从来就不缺钱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行政垄断企业。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国有企业整体融资成本(贷款利率)比民营企业要低225个基点，而这一优势并不是因为国有企业资金利用效率或者盈利水平明显高于民企所致，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背后政府信用的支撑。如此循环往复的结果是，“国进民退”的态势在过去15年里得到日益强化。

我想请这些好心人动脑子想一想，假使再搞一个“4万亿”，其中又会有民营企业多少份？我可以有把握地预测，那样的话，它们的市场销售也许会有很大的改善（事实上它们现在并不缺市场），但它们照样贷不到款！只是，上一个“4万亿”产生的副作用，却是货真价实的。说到底，要不是它造成的严重通货膨胀，中国的民营中小企业何至于会遇到眼下这场困境？因此，通过宽松的财经政策来给民营企业解危，就好比借给富人一笔钱，本息却都要让穷人来还，而且这么做的目的据说是为了缩小贫富差距！

       多年来，政府鼓励和促进民营企业的意见条文出了一个又一个，最近一次鼓励民间投资的“新36条”出台也已一年有余，但民营企业的现实处境却反而越来越差。就拿这些文件中规定的中小企优惠政策来说，媒体的调查显示：这些优惠几乎都耗费在了办理成本中。如果再加上那些无所不在的灰色的隐性成本，那就更加得不偿失。因此眼下许多人关心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人士的共识是：那些鼓励政策，多一个不如有效落实一个。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经济现在需要的是根本性的制度变革。要挽救岌岌可危的民营中小企业，真正需要做的是改革中国的依附于行政权力的国有企业，以及为国有经济服务的扭曲的金融体制。

    写于2011年6月12日，发表于2011年6月13日《青年时报》，略有删节。见报标题：民营中小企业的难关，国有垄断企业的机会；链接：http://www.qnsb.com/fzepaper/site1/qnsb/html/2011-06/13/content_323737.htm。经重新改写删编后发表于2011年6月18日《南方都市报》专栏。见报标题：放松货币政策无法缓解中小民企危局；链接：http://gcontent.oeeee.com/2/ae/2aec405d4b595923/Blog/a5a/fda9e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