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认为这是尖刻的讽刺，那是对我的冤枉。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似乎并不想避讳这一点，它称此次解释主要是要解决《婚姻法》与《物权法》的衔接问题。

    由于事关每一对夫妻潜在的切身权益，《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一经公开，便自然而然在全社会引发了空前的争论，而且它衍生出来的新问题至今仍在持续发酵。例如，南京市地税局就敏锐地从中嗅到了“商机”——据报道，它将对夫妇一方在另一方的婚前房产的产证上加名征收3%的契税。这事成为近日街谈巷议的热点，人们普遍担心，原本应该为“人民服务”的各地政府税务部门都像南京市地税局那样，更愿意做与人民讨价还价的生意。

    仅从夫妻两方面对家庭财产的权利的角度来审视，我认为眼下社会上激烈争辩的两种对立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有各自的逻辑缺失。这里不便赘述这些观点，但我想要强调两点：第一，对“新司法解释明显偏向于强者因而不公正”的批评，我是不能同意的。在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法律的确应当对弱者施予额外保护，但这种援助主要应当来自政府和社会，而不是强迫其他个体去实施。一个贫困人士应当得到国家和社会的恰当资助，这是善法；但假如一个穷人仅仅因为他贫穷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还（或少还）他欠另一个富人的钱，我丝毫看不出这样的法律有利于公平正义。第二，那种“只要有真情就不必在乎房产证上写不写名字”的道德呼吁，是更加不可取的。这是一种典型的“积极虚无主义”（相对于把人和社会都想象得一无是处的“消极虚无主义”）态度，它把人性幻想得比真正情况高尚得多，并借助这种幻想逃避可能出现的矛盾。按照这种逻辑，所有的事关契约的民法（比如《继承法》）都是不必要的。

    但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强烈反对这次的《婚姻法》新司法解释。说老实话，我很怀疑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们自己根本都没有搞清楚《婚姻法》追求的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

    我不是法律业内人士，但根据自己的10多年婚姻经验，我认为，作为一种规范人际关系的法律，《婚姻法》追求的最高目标显然不应当是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中的所谓“权利”和“公平”。因为说到底，在一桩基于感情结合而非金钱交易的正当婚姻中，夫妻双方的付出和收获是很难用“公平公正”来评价的，这里包含了大量不可量化的情感成分。在我看来，《婚姻法》更多地应当向社会传递某种价值导向，即鼓励适龄男女慎重结合，组成家庭，并鼓励婚姻家庭的稳定与持久。这是由于，作为社会的最小单位，婚姻家庭之稳定对社会的和谐与稳定至关重要。基于此前提，因离婚而付出适当代价是理所当然的。简言之，《婚姻法》应当促进夫妻双方更好地融为一体，而非保障和鼓励他们在婚姻内“各顾各”的权利。但显而易见的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与这种理想全然背道而驰。

    当然，随着社会财富以及人们对它重视程度的增长，家庭财产问题确实日益复杂。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提及，我们对此不能假装没看见，相信最高法也正是顺应人民群众的强烈呼吁，才会出台上述“与时俱进”的新司法解释。但问题在于，就像政策有明确的指向性一样，任何一部法律，都只能解决一个核心的社会规范问题。如果不切实际地指望用《婚姻法》来解决财产问题，那就必然导致目前这种乱象——从最近两周以来房地产市场上的不正常骚动来看，法律的变动非但没有成为引导人们更好地生活的指南，反而使人茫然无所适从，这还不包括它给原本和睦平静的婚姻中平添的不快、猜忌甚至裂痕。照此逻辑进一步推演下去，如果一对夫妻中的一个人月收入2万，而另一个人月收入只有2千，那么前者就有权利主张：一旦离婚，在分割共同财产时他（她）应该占有绝大多数。如此一来，则《婚姻法》就真的可以被《公司法》完全取代了。

    如果有些富裕者确实对未来的婚姻及配偶缺乏信心，那么他（她）完全可以到政府的公证部门去做婚前财产公证。当然，这需要他（她）支付一笔不小的额外成本，但婚姻是奠定一个人一生幸福的最重要的基石，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人生最大的一次“赌博”（只是赌注不是金钱，而是感情和幸福）。我们都知道，任何赌博都是有风险的，既然一个人既想要得到婚姻的好处，又不想冒损失财产的“风险”，那么社会让他（她）支付这点成本又何尝不是天经地义？

现如今，《婚姻法》为了帮助这些婚姻怀疑论者省下这个成本，却轻率地背离了它本应鼓励稳定而持久的婚姻的根本目的，实在不知道最高法院那些法律专业出身的饱学之士是怎么想的！

写于2011年8月25日，发表于2011年8月26日《新闻晨报》，略有删改。见报标题：婚姻法新解过于强调了经济理性；链接：http://newspaper.jfdaily.com/xwcb/html/2011-08/26/content_64324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