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今年春季国内货币环境日益趋紧造成企业经营普遍困难以来，就一直有舆论大声疾呼，要求用放松货币政策的办法来“挽救”危难中的中小民营企业。

不过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我发现自己身边强烈地持上述主张的人中几乎没有一个私营企业主，更别说是小微企业主了。相反，他们多是些搞投资或写论文的。我的一位以前的同事前些年投资房产非常成功，五一节遇到我聊起经济形势来，义愤填膺地说：“再这么继续‘从紧’下去，还给不给那些小企业活路？一旦民营企业大量倒闭引起失业问题，必将动摇社会稳定！”说得我们一群朋友都很愕然：他为什么一下子变得那么忧国忧民、那么富有道德感起来了？

半年后正在温州等地上演的一幕幕乱象，似乎明白无误地印证了这种呼吁的先见之明；加之统计数据显示8、9两月的CPI出现了环比连续回落，要求放松货币政策的舆论压力于是就更加一浪高过一浪。

但我必须说，这一貌似好心的建议是一种典型的谬论，一旦听从它将贻害无穷。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想要害中小企业？那就打开货币闸门吧！

要求放松货币政策的理由是当前社会上的流动性异常紧缺，表面上看情况好象确实如此，我也同意，目前中小民营企业遇到的最大困难的确是资金紧张问题。然而，从国有银行里贷不到款，并不等于整个经济体内流动性普遍紧缺；它能够说明的仅仅是：在国有金融体系内，流动性是缺乏的。

实际上，在这个受到国家行政权力高度控制的体系之外，民间的流动性充溢得很。如果不是这样，房价为什么迟迟不见下跌？各类艺术品、收藏品的价格何以扶摇直上？“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这类现象又怎样解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眼下的中国，除了股市以外，其他几乎所有可以投资（投机）的市场的价格都在飞涨。稍微学过一点经济学的人都看得懂，这是一幅流动性过剩的经典画面，它与国有金融体系内的资金紧张状况形成了具有讽刺意味的尖锐反差。

再看媒体热衷炒作的所谓“高利贷”现象——从理论上说，高利贷其实就是资金借贷的“黑市”，而黑市通常的确是暂时的短缺造成的。不过，有报道说，温州眼下十户人家里有七、八户在做高利贷生意。虽说这很多半有夸张成分，且其“利”也未必真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高、那么黑心肠，但眼下民间借贷和“影子银行”异常活跃，却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如果一个合法的市场门口外面的黑市规模大到甚至超过了它本身，那么这种现象就不能再简单地用商品短缺来解释。它只能说明，那个合法市场里的价格根本不能正确反映商品的供求关系。相反，它门口外面的“黑市”倒更接近一个真实意义上的市场。倘使我们同意弥尔顿·弗里德曼的名言“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话，我们就应当承认，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仍然是钱太多，而不是太少！

民间融资无论在哪里都永远存在，但在一个相对自由开放的金融市场里——例如欧美国家，高利贷发生的几率是不大的，这就好比中国的家电和纺织产品很少有黑市一样。高利贷的出现正是金融过度管制引起的，它包含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金融业的高度垄断和利率的非市场化。

我周围那些做实业的人——比如小区门口的小吃摊主、轻纺市场里的小老板、家庭装修对的包工头等等——当中之所以没有一个主张政府应该重拾过去那套仿佛是屡试不爽的宽松经济政策，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化程度不足以理解这些宏观政策的含义，而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从那些高大的石狮子把门的富丽堂皇的国有银行里借到过一分钱；当然，纵使他们的想象力再丰富，也不可能指望自己能够从国家的4万亿财政刺激中分到点什么。他们所能感受到的，是物价上涨带来的巨大成本压力。而这一点，恰恰是我那些呼吁打开货币闸门的搞投资的朋友自己视而不见并且希望别人同样看不见的。他们忘记了最重要的一点：中央政府为什么要实施目前这种造成银行流动性枯竭的紧缩性的货币政策？

我实在不想用一种阴谋论的逻辑来揣度这些呼吁背后蕴涵的真实动机，我只想指出，他们也许的确出于挽救民营企业的好心，但他们的药方实在是太天真了！

在中国，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一再上演的真实情况是：每当遇到经济上的危机，首先遭殃的必然是民营企业，而每当以这样的借口实施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刺激，首先被养得更肥的却一定是从来就不缺钱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行政垄断企业。上半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国有企业整体融资成本(贷款利率)比民营企业要低225个基点，而这一优势并不是因为国有企业资金利用效率或者盈利水平明显高于民企所致，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背后政府信用的支撑。如此循环往复的结果是，“国进民退”的态势在过去15年里得到日益强化。

我可以有把握地预测，如果再搞一轮宽松货币财政的话，中小民营企业的市场销售也许会有很大的改善（事实上它们现在的主要困境也并不是缺乏市场），但它们照样贷不到款。不过由此埋下的下一轮更加凶猛的通货膨胀以及随之而来不得不进行的下一轮力度更大力度的紧缩却是无可避免的，除非我们眼看着经济走向崩溃。届时，受到更大损害的自然首先又是中小民营企业。当然，可以预料的是，这又将成为那些搞投资的人要求再度打开货币闸门、放出更多流动性的理由……因此，在中国现行的金融体制之下，通过宽松的财经政策来给中小民营企业解危，就好比借给富人一笔钱，本息却都要让穷人来还，而且这么做的目的据说是为了缩小贫富差距！

那么，正确的药方在哪里呢？其实我在前文中已经指出了“温州危机”（姑且以这个说法来指称中国民营企业的资金困境）的根源——中国金融业的高度垄断和利率的非市场化。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因而也只能通过结构性的手段——即改革——来解决，货币和财政这类宏观经济政策最多只能带来一些表面上的暂时改善而已，而它们的副作用和后遗症甚至要比疾病本身更加有害。

在10月中旬已向浙江省上报的“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中，尽管也有一些行政干预和国有垄断的政府习惯思维，但这个方案总体上还是相当值得称道的。例如，它提出要整合规范民间资本，着力将温州打造成全国“民间资本集散中心”；具体方法就是选择在民间融资活跃的县（市）开展规范民间融资试点，探索民间融资阳光化途径；而当下要做的第一件事则是试点“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也就是使民间借贷在政府那里备案，以便借贷双方的权利得到法律保障。

看得出来，这一方案的指导思想是在尊重民间金融的前提上将它纳入法治框架内，对其进行规管，而不是中国目前大多数政府决策者习以为常的那种做法——先对民间自发的处于灰色地带的经济活动一概“不准”，然后搞一套政府行政垄断体系，试图以此来满足社会的各种需求。这种使政府更广更深地介入微观经济活动的做法在短期内或许能为政府带来显著的经济收益，甚至也因为政府全方位调动其他社会资源的能力而使该领域自身在短期内得以超常发展，然而，长远来看，它却破坏了市场的竞争秩序，并扼杀了自发的社会创新。值得欣慰的是，温州毕竟是中国私营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最快和最完善的地方，这种微观经济基础很可能反过来推动了当地政府自身的转型与进步。

事实上，要求禁止民间金融的最有力理由无非是它缺乏法律保障而有可能酿成社会冲突，也就是我们自小便被反复教导的“万恶”的高利贷导致的家破人亡悲剧。但中国人民银行日前所作的一项调研结果却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在全国约3.38万亿民间借贷中，82.5%是能够偿还的，16.6%有偿还可能的，确认不能按期偿还的只有0.9%，它甚至都低于目前中国商业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

最后容我来作一点总结，如何才能挽救温州，也就是挽救中国的民营经济？唯一正确可行的途径是放开民营金融，并放开贷款利率的市场化浮动。只有同为中小民营企业的乡（村）镇银行、私人贷款公司、同业合作社……才最能够对中小民营企业的市场需求感同身受，从而以最低的成本为它们提供最迫切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社会储户的钱应当以更高的利息借给那些更需要它、同时也更有效率的民营企业，而不是让那些背后由政府撑腰的国有大企业无偿（或以极其低廉的成本）占用。

写于2011年10月22-23日，发表于2011年10月24日《青年时报》。链接：http://www.qnsb.com/fzepaper/site1/qnsb/html/2011-10/24/content_33709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