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由于网络社交媒体带来的信息传播模式的革命性变化，尤其是领教到了它们在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扮演的活跃角色，一种古老的、每隔一段时间总会被人念及的美好信念再度响彻世界。它认为：技术进步能够自然而然地增进人类的自由，并对陈腐的专制独裁体制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使之日益难以维系。

应当说，技术进步与人类自由增进之间具有某种正相关关系的看法，是符合我们所观察到的历史经验的。然而在我看来，这两者之间究竟何为因、何为果？却并不一定如那些技术乐观派想象的那样简单。

事实上，在大约1875到1925年间的半个世纪中，欧洲（也许应当加上北美）的科学发展、技术进步以及伴随而来的物质生活水准提升可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快的——汽车、飞机、电力、电报、电话、电影等象征着“现代生活”的那些东西，差不多全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然而，如果熟悉欧洲历史的话，你会发现，笼罩在在那段时间欧洲精神世界上空的，并不是乐观开怀的进步主义意识形态，而是一种浓得化不开的忧虑和悲观情绪。同样，如果仔细回忆一下那段时间的欧洲历史，你可能还会由衷地佩服：一百年前的老知识分子们的确是想对了一些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发生在那50年里，接踵而至的将还有大萧条、二战（记住！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伤亡最惨重、最残酷的一场战争）、种族屠杀、集中营、核武器、冷战……

其实，令那个时代的欧洲知识分子最为忧虑的一个核心问题，恰恰是本文开头那个美好信念的反命题：技术进步将会增进政府专断权力对公民自由的钳制？对此，悲观派占据了支配地位。也许大家都还记得从西班牙内战的战场上撤退下来的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他曾是一位共产主义者)的传世之作《一九八四》，向我们展示的是怎样一幅可怖的极权主义世界图景，它的故事就是建立在技术进步将极大地强化对人的控制的基本假设之上。奥威尔还写过一本读者明显少得多的小说《动物庄园》，也是对即将到来的极权主义社会的“警世恒言”。

20世纪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A.von.Hayek）也对此忧心忡忡，虽然他最关心的不是技术，而是制度变迁对人类自由的毁灭性打击，但他还是在其学术名著《自由宪章》（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一书中写道：“对人类自由的最大的一些威胁，大概还在将来。很可能在不久将来的一天，当局会能够通过对我们的自来水增添上适当的药物或是通过别的某种类似的办法，来为了自己的目的，使全体居民的心情或者喜气洋洋或则垂头丧气，或者兴奋激昂或则麻痹瘫痪……”（《自由宪章》第344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人总是担心控制人脑思维和情感的技术发明能够使得极权专制得以永恒固化，甚至在我们都不自知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在好莱坞常盛不衰的热门电影题材，最新一个比较精彩的版本当数《黑客帝国》系列了。

值得庆幸的是，这些黑暗的预言大多没有成为现实。虽然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的部分地区在部分时期的确出现过专制加强的例子，但总体来看，人类政治的自由化和民主化似乎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而且，新的技术发明似乎也总是有利于增进而非限制它。

我认为，这里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不论是“为善”的还是“邪恶”的新技术、新发明，究其本质都是一种创新。而所谓创新，说到底就是与众不同，它能够发生，需要的基本土壤恰恰就是自由精神。创新可不是分配行政权力和堆积物质资源（我们熟悉的所谓“举国体制”）就能够换来的，具有创新头脑的人，可能在任何时代和任何政治制度下都有，但没有鼓励（或至少不严酷戕害）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的社会氛围，这些创新的种子就不可能萌芽、发育、成长。也就是说，作为创新本身的敌人，极权主义社会中不仅不可能产生增进自由的新技术、新发明，它甚至连发明出赖以自我维系的控制自由的技术的能力都没有，哪怕它是如此渴望这些技术。

这里有一个经典的例证，我们知道，原子弹（还有后来其他更高级的核武器）是一种足以摧毁整个人类文明的极端危险的科技发明，它的主要发明者恰恰是分别来自两个法西斯国家——纳粹德国和意大利——的奥本海默和费米。但是，他们在自己的祖国没有能够制造出原子弹，正是美国这个自由社会为他们提供了让这项发明成为现实的条件。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不管主观愿望是为恶还是为善，实际上能够取得创新突破和技术进步的人，大多生活在自由社会里。

那么，既然技术本身依然是中性的，为什么过去大半个世纪以来人类发明的新技术似乎总是有利于促进自由而非减少它呢？我认为，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的技术创新都只能发生于自由社会里，而自由社会的制度决定了那些限制公民自由的新发明既不可能受到鼓励，更不可能得到大范围的合法使用——难以想象，英国和美国的国会会批准对本国国民实施网络屏蔽和网络监视的政策法令。久而久之，发明那些限制人类自由的可恶技术的动力就会大大萎缩。

如果极权专制社会从自由社会里引进一些具有独创精神的人，许以高官厚禄和优厚的科研条件，让他们搞一些有利于强化社会控制的技术发明，或许还是能够有所成就的，至少要比它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在自己的社会里培养，出成果的可能性更大。但这仍然注定只能是一些局部的细小成就，因为现代的技术创新越来越仰赖庞大的团队合作及全社会的分工配套体系。极权社会的某些领域里不是完全不可能存在少数特立独行的具有创新精神的人，但它一定不可能具备适宜于这种大规模创新的整体性、全局性的体系环境和社会土壤，不然的话它就不是极权社会、而是自由社会了。

相反，倒是自由社会里层出不穷的打破现有限制、扩大个人自由的新工具总是能够或多或少地突破极权社会冰冷的“防火墙”，在它的内部造成冲击，极权社会毕竟不是密不透风的，自由的秘密小径无处不在。这正应了哈耶克说过的另一句话：“无疑，历史上不自由的多数人曾从少数人的自由那里获益不浅，而在今天，不自由的社会又可以向自由的社会学习并获益。”（同上书第57页）

因此，技术进步与人类自由之间的真实关系毋宁是这样的：自由制度促进了一般性的发明创造，但它同时也“屏蔽”了大多数邪恶的发明创造；而那些得到自由制度激赏的“有益”的发明创造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自由。

当然，我们说的自由和不自由都是相对的。古今中外，不仅是那些关涉人类自由的技术，实际上，一切技术进步大多发生于那些相对自由开放的时代和社会里。比如，中国中古时期几乎垄断了当时世界的所有技术发明，在生产力水平上曾长期领先西方一千多年。这正是因为，相对于中世纪的西方社会，那时的中国更加自由开放。 

写于2011年10月27-28日，发表于2011年10月30日《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链接：http://gcontent.oeeee.com/2/ae/2aec405d4b595923/Blog/044/8929b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