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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30余年来,要说对中国社会产生最广泛而深远影响的政策,除了邓小平提出的改革开放以外,毫无疑问当属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历经15年不懈努力和艰苦谈判,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第143个成员,这个日子到今天已整整10周年。如果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评价,这是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史上鲜有的名副其实的“黄金十年”:从2001年到201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由11万亿元人民币增长至近40万亿元人民币,世界排名由第6位跃升到第2位;中国的进出口规模分别增长4.7倍和5.2倍,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今年更有望超越美国,晋身全球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累计利用外资超过1万亿美元,成为全世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2010年还成为世界第五大对外投资国;2009和2010连续两年,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都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

    也正是在这10年里,中国从一个经常出现商品短缺的社会一举转变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行销全球、无孔不入。回想起来,10几年前,许多中国人也许还在为家里拥有一台索尼彩电和日立空调而精打细算,如今,中国的家电已经在全球市场上将这些老牌企业逼到了边缘。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地预计,再过10年,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汽车也将同样行驶在世界的大街小巷,将“丰田”和“大众”们挤到角落里……

作为中国入世的亲身见证者,新西兰前总理、1999年到2002年间担任WTO总干事的迈克尔·穆尔先生日前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用“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伟大故事”来形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一事件。他说,“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如此多的人脱离极度贫困……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中国没有加入世贸组织,如果中国停止消费和购买,那么这个世界将变得多么危险,多么不稳定,多么不可预测。”

    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中国国内体制改革——尤其是政府职能转变——的巨大促进作用,这是一种巧借外力冲破体制藩篱的倒逼机制。历史证明,任何改革都是逼出来的,有人因此毫不夸张地评价,入世是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开放”。

    近来被披露的越来越多信息显示,当年中国的最高决策者是十分清楚WTO将中国经济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压力的,因为它即是一个建立在市场化和全球化基础之上的规则体系,其基本要求就是市场开放和自由竞争。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总理不仅顶住了国内利益主体的巨大压力,他们还有极具先见之明地试图引入WTO规则来推动对国内经济体制的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改革。

为了履行和兑现加入WTO的承诺,10年来,中国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程度显著提高。中国关税总水平由15.3%降至9.8%,中央政府共清理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2300多件,地方政府共清理地方性政策和法规19万多件。用官方话语来总结,这些法律法规的修订实际上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推进和完善。这种降低门槛和开放准入,不仅有利于外国企业,也有同样利于中国的民营部门。过去10年,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中国的民营企业的确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而它们自身也成为中国就业和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

    事实再次证明,表面上看似做出了更多让步的中国,在日后的竞争中反而收获更多。美国资深“中国通”、密歇根大学政治学教授李侃如(Ken Lieberthal,他于1998至2000年中国入世谈判最关键的时期担任克林顿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助理)一针见血地指出,“总的来看,很明显中国是赢家”。就拿中美世贸协议来说,它对中国提出了很多的要求,而除了给予中国PNTR(Permanent Normal Trading Relations,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外,对美国几乎没有提出什么要求。“但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美国在很多方面没有改进,也未能提高自身的贸易竞争力。”这就是竞争压力带来的好处,相反,保护永远只能制造弱者。

    事实上,我们甚至还可以说,加入世贸组织这一事件,极大地改变了全体中国人看待世界的视角,进而不仅拓展了国人的视野,也矫正了中国在现代世界体系里的自我定位。

    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千年历史长河中,中国人一直沉浸于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秩序中。这是一种建立在等级制之上的文明认同体系,原本应当是互利互惠的平等贸易则被包裹在不平等“朝贡”的繁文缛节之内。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里,帝国主义一波甚于一波的入侵不仅将这种自我封闭的华夏中心主义殿堂拆解成一片废墟,转而又严峻地威胁和侵蚀着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主权和自尊。这种“三千年未遇之变局”让中国人的心灵饱受创伤,使我们很难以一种正常的心态去同外部世界打交道。而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间30年的再度自我孤立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文化上的扭曲和变形,以至于凡是与外国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发生的任何冲突(甚或仅仅是意见不合),都会理所当然地被我们上升到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高度。

    其实,触发鸦片战争的直接动因,本身正是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大英帝国向闭关锁国的大清帝国开展平等贸易的诉求。而鸦片战争的直接产物《南京条约》,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其实也算不上多么不平等——对中国提出的门户开放要求,战胜者英国自己也同样必须遵守。只是因为这是西方强加于中国的,所以一份今天看来基本上就是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而且涉及面极其有限)的“不平等条约”给我们的民族心理带来了无尽的伤痛。

    而加入WTO,是我们真正自愿和自主地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行动。它表明中国愿意进入一个建立在普适规则之上的全球贸易体系,这不仅意味着无人能凌驾于这些规则之上,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同意为接受这些这些规则而限制和让渡某些主权。这是重大和永久性的转变,对于一个昔日的“中央帝国”,现代的第三世界“反帝反封建”先锋,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大步。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中国人第一次能够心平气和地同外部世界讨价还价,把对方当作一个合作者或竞争者,而非侵略者或敌人,哪怕争得面红耳赤也不必牵涉民族情感。贸易使中国人头一回深刻地领悟到,有些时候,即便并非基于利他性的道义热忱,而是基于自利性的动机考量,世界上还是有许多事情是能够“双赢”的。

    因此,加入WTO更像一次新知识和新观念的启蒙和普及,尽管也许是被动的——它在短时期内增进了我们全民族的开放意识。我并且坚信,即便到了在现阶段,贸易仍然是改变中国的最大动力。遗憾的是,当代中国大多数最热心的改革鼓动家仍然既不懂、亦不屑于懂经济和贸易。

    这里或许有必要提醒的是,2001年的入世,并非中国在近代以来试图主动融入现代世界的首次尝试。事实上,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GATT)于1947年成立的时候,中国是原始缔约国之一。因此,当上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申请重新加入时,提出的要求是“恢复”自己的GATT缔约国地位(当时称“复关”)。这其中几十年的曲折,颇有一点“第二次握手”的味道,说起来真是令人感叹造化弄人。

然而,站在第二个10年的门槛上,我们或许不得不说,中国下一步对外开放面对的形势一点也不比10前入世的那一刻宽松多少,从某种意义上看甚至更为严峻。挑战同时来自国内和国际两条战线——

在国内,正如许多有识之士指出的,入世10年来中国市场化和法治化进程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阶段。前5年中国确实遵照世贸协定与承诺,有力并有序推动了国内市场化进程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但到2005年以后,这种步伐明显放缓,在服务开放、知识产权保护等很多领域没有太大的新进展。与此同时,国内深层的结构性问题却日益突出,各级政府对市场的蛮横干预、以及滥用行政权力刻意扭曲竞争关系以保护国有企业的现象有增无减。有人甚至说,中国“真正入世”仅有5年。

按照有些学者的看法,无处不在的“政府之手”的危害性还在于,它把规则变成了潜规则,把有规律的东西变成了没有规律。这导致现在部分外资企业也学会了“入乡随俗”(近年来外企在中国通过行贿等不法手段牟取不义利润的新闻时有曝光),变得投机取巧,这种对尚在襁褓中的中国市场经济根基的伤害远甚于影响单个产业的发展。

就在中国庆祝加入WTO10周年之际,中国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多来自贸易伙伴和投资者的批评,他们表示,这一进程已陷入停滞。11月30日,美国驻世贸组织代表彭克(Michael Punke)在日内瓦称:“中国越来越倾向国家资本主义,未继续本着加入世贸组织的初衷,向经济改革的目标继续迈进。”他说,这种情况令人担忧,美国呼吁中国政府重新考虑其发展道路。庞克批评说,“与中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都与中国的行业政策有关,这些政策扭曲贸易规则,保护中国国企和国内产业。”而在最近欧盟商会针对欧洲在华企业的一项调查中,只有25%的受访者表示,认为中国政府正履行WTO规定的承诺。

来自海外的批评尽管刺耳,目的自然也不是为了中国的发展进步,但这并不是它不值得认真倾听的理由。说到底,这种胶着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国内日益扩大的意见分歧及势力强大的利益集团所形成的政治压力。

    而在外部,2008年爆发于华尔街并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使发达经济体深陷严重的债务危机和政治动荡。以目前能够获得的信息来看,未来十年世界经济恐怕将呈现一种高通胀、高失业与低增长并存的惨淡景象——外部需求将明显萎缩,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更频繁的贸易摩擦。而且显而易见的是,此类贸易摩擦将越来越严重地发生在产业结构同中国相似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与我们之间。考虑到我们已经论及的中国国内经济体制的某些方面与WTO原则的不符,在最初几年,其他成员国或许还能容忍,但是随着中国贸易额的增加,在下一个10年里我们将遭遇越来越多和越来越苛刻的反对声音。此外,失衡的世界经济还面临着一个再平衡的艰难过程……这些都有可能需要中国来“埋单”。

    有鉴于此,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12月11日举行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高层论坛”上再次表明了新形势下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他一连用了六个“进一步”,承诺中国将继续扩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营造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以及推动共同发展……

    过去10年里中国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我们的对外开放,正如胡锦涛所说的,“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不断进步,才能破解发展进程中的难题。”然而,正是这种成就,却很可能转化为我们未来进一步拥抱世界的阻力,而非动力。这是因为,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增长早就了一大批利益集团,在改革和开放的初期,他们是改革开放的拥护者,并且也从改革开放中获得了收益;但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有可能对他们既已获得的收益造成竞争和挑战,这时他们便转而试图动用手中掌握的资源去游说和贿赂政府,运用行政力量去阻挠改革开放的推进。而在另一个更大的层面上,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国际地位的显著提高,民众的民族自豪感也急速膨胀和弥漫,这种仓促降临的尚不成熟的自信心与国际上与日俱增的“中国威胁论”相互冲撞作用,便极容易在国内激发起一种孤立和敌视的对外态度。这一令人忧虑的危险变化,已经隐隐约约地反映在近期一部分中国官员在一些重要外交场合的鲁莽言行中。

    下一个十年能否再续辉煌,最关键的是要千方百计地挖掘“入世”的“体制改革红利”。说到底,这要求政府管住自己的手,退出一切民间力量可以自发解决的微观市场领域。这是一件极为不易之事,必定会触及许多重大的既得利益。

但更为困难是中国人的国民心态问题。按照目前的经济增长趋势,在从现在到2021年的未来10年里,中国将很有希望一举超越雄霸一个世纪之久的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位置。这一天来得实在有些太快,快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对于仅仅在半个世纪之前还是一穷二白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理而言,确实需要经历一个重要的调适过程。在很多时候,突如其来的富贵并不是件绝对的好事。

    但不管前途多么艰难,相比于200年前以天朝上国自居而拒绝世界的我们的祖辈,今天的中国人所具有的视野、胸襟和外部世界的知识毕竟不可同日而语。在全球化的今天,一种文化传统的重建和复兴只能基于一个对外来文化充分开放的语境之中。而惟有这种建立在可靠外部认识之上的自我认同的重建真正完成之时,中国才能算真正完成了几代仁人志士孜孜以求的所谓“现代化”。就此意义而言,WTO是一剂不可多得的催化剂。

写于2011年12月12日,部分发表于2011年12月14日《中国青年报》。见报标题:加入WTO,改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态度;链接:http://zqb.cyol.com/html/2011-12/14/nw.D110000zgqnb_20111214_1-06.htm。全文发表于《瞭望中国》杂志总第154期;链接:http://www.outlookchina.net/template/news_page.asp?id=4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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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

陈季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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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2月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曾任上海经济报副总编辑、东方早报副主编,现就职于上海商报社。著有从近现代历史出发探讨“中国崛起”问题的通俗学术著作《下一站:中国》。本博客内所有文章(除特别注明外)版权均为陈季冰所有,欢迎浏览,如欲转载,请事先与本人取得联系。 chjb@vip.sina.com。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号:冰川思想库,ID:bingchuansx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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