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长假里我在微博上与一位远在布鲁塞尔的朋友互致问候，他是上海一家大型报业集团派驻欧洲的记者。我问他去没去达沃斯采访？他回答我说没有去，“一来成本太高，二来对我们读者也缺乏兴奋点。”

我猜他的上述想法应该代表了中国政商界人士的普遍心态——在布鲁塞尔都觉得专程去趟达沃斯划不来，身处万里之遥的北京就更免不了要这么想了。

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与往年一样，按惯例在1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三到星期天之间举行——也就是1月25日开幕，29日闭幕。不凑巧的是，这恰好在龙年春节长假期间。于是我们看到，中国方面打破了差不多自改革开放后已经持续了30年的传统，首次不派高层官员出席。中方参加今年达沃斯论坛的代表中官职最高的当数香港特首曾荫权以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后者已多次参加该论坛；中国代表团中比较知名和有影响力的还有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他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另据外媒报道，从论坛给出的名单来看，来自中国的参会者总人数也比2011年的66人略有减少。

中国自1979年正式加入世界经济论坛以来，几乎每年都派出副总理级别的官员出席。按照西方观察家的说法，近年来北京藉由达沃斯这个重要的讲坛稳步地提升着自己在全球化中的话语权。2009年1月，温家宝总理亲临达沃斯并在论坛上发表主题演讲，当时华尔街金融海啸正排山倒海地袭向全球。惊慌失措中的西方人不久便欣喜地发现，中国很快果断推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一时成为拯救全球经济的“定海神针”。而2010年出现在达沃斯的，是身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李克强副总理。

中国在今年达沃斯论坛上一反常态的“低调”，自然引来了西方媒体的巨大关注。

一般分析认为，首要的原因当然还是论坛日程表正好与春节“撞车”，因为这期间中国领导人的首要工作是赴基层访贫问苦。我相信，这也的确是中国领导人婉言谢绝来自瑞士的邀请的最好理由。另据说，北京有关方面早在去年初就曾与达沃斯组织方接洽，提议今年的论坛提前举行，以便中国高层官员能够出席。有了今年的“尴尬”教训后，达沃斯方面从善如流，日前已正式决定从明年起论坛将提前一周举办——即2013年1月23日至27日，以错开中国春节。

但亦有人指出，今年中国高层领导缺席达沃斯，反映出北京方面对国内问题的专注，尤其是在中共十八大召开的年份。按计划，十年一次的最高领导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换届选举将在这次会议上完成。确实，达沃斯论坛每年日期都不变，前些年也经常与春节相冲突，那时似乎并未影响中国政商要人的出席。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治观察家郑永年对英国《金融时报》说：“今年的政治意义尤为重大。与美国从政者一样，中国领导人的一切工作都将围绕着国内政治展开。”

还有观点称，此次达沃斯论坛上见不到中国重量级人物的身影，可以被视为中国自信心与日俱增的标志。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综合实力的显著提升以及本轮全球金融危机后加速的世界权力从西方向东方转移的趋势，就其重要性而言，世界经济论坛对中国越来越如同鸡肋，中国眼下已不需要借助它来向西方传递信息和表达善意了。这种看法显然是有道理的，明眼人感觉得出来，长期来达沃斯一直是西方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说教的布道台，而今却反过来了。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前几天在论坛上就猛烈批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偏见，“我根本不认为中国政府在与欧洲人谈判时会说，‘如果你这么做或那么做。我就买你的债务’。”拉米还说，许多西方国家总是错误地揣测，“中国在抢夺资源……在进行技术剽窃。”

可能另有一个更实在的理由：从2007年开始，世界经济论坛每年9月在中国北方举办被称为“中国版达沃斯”的夏季论坛。中国领导人如果想要向世界发出什么重要讯息，完全可以站在中国本土的讲坛上说出来，而不必在新春佳节千里迢迢跑去冰天雪地的瑞士。而且，那样或许还有助于为将要在天津举行的2013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招徕更多人气。就拿本次达沃斯论坛不言而喻的唯一焦点——欧债危机——来说吧，最新的报道称，继去年4月和8月法国总统萨科齐两度访华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即将于2月2日至3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虽说此次访华的表面由头是庆祝中德两国建交40周年，默克尔女士最想要与胡锦涛和温家宝谈的一定是欧债问题。

　　因此，达沃斯本身并不会因为中国政要的缺席就降低对拥有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关注热情。连日来，中国经济增长减速、能否实现“软着陆”、楼市泡沫、地方债务风险、民间资金荒和出口市场萎缩……等许多问题，都成为达沃斯论坛热议的话题。说到底，在全球化的今天，就像我们这里有人说的“救欧洲就是救中国自己”一样，西方人关心中国同样就是关心他们自己。

我觉得，作为全球经济一体化和自由市场理念的布道台，达沃斯只是一个象征，无论是西方还是我们自己，的确都没有必要把它看得太重。但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尤其是风云诡谲、前景黯淡的2012年，又适逢著名的“南巡讲话”20周年之时，我们有必要大声反对正在中国社会迅速滋生和膨胀的一种错误观点，它认为，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并在金融危机席卷整个世界、欧美发达国家哀鸿遍野的全球性衰退中显得一枝独秀，是因为中国坚持了许多与西方通行的市场经济体制根本不同的“中国特色”的缘故。据此，持这一观点的人士中的极端者进而否定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主张“更加自信”地以一种所谓“中国模式”去竞争和颠覆当今世界主流的政治经济秩序。

事实上，中国经济能够取得今天的成就，恰恰是参与和融入西方主导的自由市场和全球化进程中去的结果，而非相反。所以我本人近年来一再疾呼，改革开放的成果不应该成为阻挠进一步改革和开放的障碍。但如果我们从刚刚过去的30年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是一套错误的经验教训，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发生，等待我们的就将是崎岖艰辛的中国百年现代化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又一次重大挫败。

毋庸置疑，从本轮金融危机来看，现行的世界经济体制和全球治理结构确实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亟待改革和完善。但是，它所导致的诸多病症——比较典型的如贫富分化加剧、虚拟经济泡沫化、生态环境恶化等等——在中国身上同样存在，甚至比西方发达经济体更加触目惊心，这就足以证明所谓“中国模式”的虚假性。从纽约祖科蒂公园到伦敦圣保罗教堂，直至瑞士小镇达沃斯，全世界的99%们在抗议声中寻求的更为公平的经济体制，不仅不是“中国模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它的反面。如果世界上真的通行过西方左派们鞭挞不止的那种“新自由主义”的话，“中国模式”不是它的对立面，而是它的低级和劣质版本。

达沃斯本身重要性的降低是一回事，对达沃斯所象征的理念的态度转变是性质迥然不同的另一回事。

写于2012年1月29日，发表于2012年1月30日《南方都市报》专栏。链接：http://gcontent.oeeee.com/2/ae/2aec405d4b595923/Blog/f46/ae1f0f.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