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这不仅是因为他的长寿——就像另一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一样，更是因为他所预言的计划经济和国家干预之破产在他晚年得以一一应验；此外，他还亲眼目睹了自己穷毕生之力反对的苏联极权主义制度的终结。

    在中国思想界，很少有当代西方学者拥有哈耶克这样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力，这也许正是由于中国不久前刚刚走过一段计划经济惨痛历史的缘故，我们比他的那些西方读者更有切身体会。记得在他去世后差不多整整十年时间里，主流学术界几乎是言必称哈耶克及其《通往奴役之路》。

    昨天是这位20世纪最杰出之一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思想家逝世20周年纪念日，作为一名哈耶克的坚定门徒，我想要大声呼吁，在当下这样的特殊语境下，我们特别需要重读哈耶克，重温他的那些教诲。

    可以不夸张地说，我差不多读过国内已经有汉译本的哈耶克的所有著作，包括专著和论文集，其中有些经典——如《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宪章》等——甚至不止细读过一遍。就我个人的粗浅理解，哈耶克对20世纪人类思想的最大贡献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在学术实践中，他是最坚定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他根据思想传承将自己称为“老辉格党人”。20世纪20年代，西方遭遇史无前例的大萧条；与此同时，新兴的苏维埃计划经济体制却展现出强劲的生命力。作为一种替代物，被认为“资本主义大救星”的凯恩斯主义开始在西方社会大行其道，并成为英国工党推行的福利社会和美国“罗斯福新政”的官方哲学。在那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哈耶克几乎是单枪匹马而又百折不挠地挑战这股强大的社会思潮。30年代他与凯恩斯主义者之间爆发的那场“社会主义大论战”，是以凯恩斯一方大获全胜而告终的。

但哈耶克并没有对自己坚信的自由市场经济产生丝毫动摇，此后，他一直寻找各种机会与“社会主义者”展开论战（他一度很希望在自己心目中“社会主义的发源地和故乡”——法国巴黎摆下擂台迎接辩论）。直至70年代，强调政府干预经济和国家包办的福利制度所导致的一系列严重后果——其中最典型是传统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的“滞胀”以及政治上的官僚主义和低下效率——日益触目惊心地在整个西方发达社会蔓延开来，人们才终于重新发现哈耶克。1974年和1976年，他与弗里德曼两位死硬的自由主义分子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的理论（还要加上著名的“供应学派”）也成为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总统联手开创的日后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30余年的所谓“新自由主义革命”的圣经。至此，我们似乎可以盖棺定论：是哈耶克笑到了最后。

包括1992年和2006年相继谢世的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在内，谁都不曾料到，“撒切尔-里根革命”造就的30年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岁月”在一场从华尔街出发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面前竟如此不堪一击，瞬间被冲刷得支离破碎。三年多来，我们看到，从金融机构到政府主权债务、再到实体经济，从美国到欧洲、再到新兴经济体……持续的危机一浪紧接着一浪，至今仍未有见底企稳的明确迹象。于是，许多人再度看空资本主义的未来，在他们看来，这是一次新的大萧条，它明白无误地印证了“新自由主义”的彻底破产。在中国，这种论调又被有意无意地与所谓“中国模式”纠缠在一起，从而使问题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面相。

我在这里不想费力辨析“新自由主义”这个自诞生之时起就一直模糊不清的带有明显贬义的概念（事实上，这是西方左翼学者给它的对手贴的标签，自由市场论者自己从未自称过“新自由主义这”），虽然这项工作实际上是非常有必要的。我更想要提出一个疑问：本轮金融危机真的宣判了自由市场的死刑和资本主义的终结吗？我想我们至少可以这么说：自由市场经济也许的确不是最好的，它存在诸多“失灵”，但人类迄今尚未找到能够取代它的更好的经济制度，其中包括皇帝新衣般的“中国模式”。

自从天才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发明了一套据说是“成功拯救了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学学说以后，凯恩斯主义就一直是世界上所有政府难以拒绝的巨大诱惑。尤其是每当危机降临，它总是很容易成为政府驾轻就熟的不二法门。除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表面上看似能够在短期内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这解释了它为什么在宪政民主制度下的西方国家政府那里比在非民主国家政府那里常常更容易受到青睐的根源——之外，我个人觉得，这里面更为深层和根本的原因恐怕在于，这种以财政扩张——必然意味着不是大肆举债就是干脆直接印钞票——为核心的政策导向有助于让政府获得更多和更广泛干预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合法借口，从而为政府的自我膨胀和自我强化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上述这些，是政府作为一个“理性人”的天然倾向。

但凯恩斯主义的现实效能从未得到过证实。20世纪70年代以后，无论是经济实践还是经济学理论研究都已经证明，就算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在短期内能够取得效果，它对经济运行造成的长期损害也很可能远远大于短期收益（假设存在短期收益的话）。说得更极端一点，凯恩斯主义就像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止痛剂，充其量只能收到暂时缓解危机症状的表面功效。而我们都很清楚，止痛剂大多有很强的副作用，而且用多了效果会迅速衰减。更大的危害还在于，止痛剂是很容易用上瘾的。因此，最近30年来，西方主流经济学即便不能说对凯恩斯主义作了一次彻底清算，也已基本上扬弃了它。

    当然，理论学术与现实政策永远不是一回事情。为了应对排山倒海而来的金融危机，3年多来，各国政府几乎全部在第一时间重新拾起那套凯恩斯主义的药方。但事实再次证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最明显的例子），它即使没有把问题搞得更糟，起码也没有解决或减轻任何问题。而在中国，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政府就一直是凯恩斯主义最忠实的信徒。2008年类难兄弟破产以后，我们更是创记录地推出4万亿刺激计划。过去10 多年里每年两位数以上的GDP增长率仿佛就是这种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屡试不爽的明证。然而，真正对当今中国经济社会有深入观察和研究的人，无不清楚这种“成效”背后越来越难以承受的代价。要不然，为什么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平衡增长会成为近年来国内外有识之士的强烈共识呢？而且，在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的制度语境下，中国奉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还带来了额外的后遗症，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行政垄断性的国有经济对民间经济活动空间的挤压和蚕食。因为中国不仅有比所有西方国家更加庞大和昂贵的公共部门，还有与之剪不断、理还乱的无所不在的国有企业——政府对经济的“输血”总是眷顾国有经济而几无可能惠及民营企业，如此循环往复，则前者愈大而后者愈小。依我之见，这就是改革开放后半段国家政治大局并未改变但经济上却出现明显的“国退民进”这种逆转现象的源头。

    相对于坚持捍卫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哈耶克更为深邃和富有独创性的理论贡献是他提出的所谓“自生自发秩序”。当然，这又与前者密不可分。哈耶克极具洞见地指出，世界上的存在物之中并非只有“自然的”和“人为的”，如古希腊哲学的二分法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有一类人类存在，它们的确是“人为的”，但却绝非人们“有意识设计和制造出来的”，而是人们在长期的交换、交往过程中“无意识地自发演化扩展”的结果，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人类的语言——并不是什么人“发明”了语言，而是人们在交流过程中形成并逐渐创造并丰富了语言。

在哈耶克看来，与“人类心智有意识设计的秩序”——“组织”（如公司、社团）相比，“社会”正是这种“自生自发秩序”，两者具有截然不同的本质区别。社会是一个开放的合作体系，而组织则是一个基于某一特定目标的封闭的共同体；社会是一个自身无目的的交换与合作平台，而组织则犹如个人，在不同阶段有其不同的清晰目标。正因如此，组织是会失败的（如因定位错误、执行不利而破产倒闭的企业）、并时时刻刻处在动态的优胜劣汰中，但社会却很少会“破产关张”——那就是某一个文明的整体毁灭了。因此，一家公司或工会未来应该发展成什么样，那是公司的董事会和工会的理事会可以描绘的；但一个地区（行业）的未来应该和将要发展成什么样子？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由千百万在该地区（行业）中生活、竞争着的个人和组织在自由探索中去发现和塑造。政府所应该做的，是通过制度的设计、改进和有效操作，确保人们的自由交易和创新不受外在强制力随意干扰，保护人们能够享受自己努力的成果——简言之，确保社会这个合作平台能够有效运转。

由于篇幅关系，我在这里无法对哈耶克提出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自生自发秩序”概念作更多的展开阐述，我非常想要用这个理论来提醒中国的各级决策者，在我们这个对“计划”、“规划”——现在最时髦的说法是“顶层设计”——历来情有独钟的拥有强大计划经济思维传统的社会里，无所不在的大政府用它的强有力“规划”抑制、破坏乃至扼杀一个“自生自发秩序”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但它却不可能制造出一个这样的开放秩序来，尽管它经常自以为什么都能做到。把一个地方当成一家公司来经营、当成一个军营来管理，其最终结果与我们宣称要追求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是从根本上背道而驰的。

写于2012年3月23日，发表于2012年3月24日《南方都市报》专栏。见报标题：重读哈耶克，重温他的那些教诲；链接：http://gcontent.oeeee.com/2/ae/2aec405d4b595923/Blog/7c8/cede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