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日，美国前财长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在博鳌论坛上指出，中国国企改革事关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成败。破除国企垄断，降低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中国面临的五大挑战之一。保尔森认为，在过去几年中，国家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大，但创新、竞争、中小企业、私营部门这是很重要的。中国必须让企业家精神充分发挥，中小企业成为经济中最活跃、最强劲的部门。

    同一天，仿佛是作为对保尔森的回应，国资委副主任邵宁也在海南博鳌称，目前中国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方向是公众化、市场化。邵宁解释说，现在中央企业60％以上的净资产都已经进入上市公司。“就是通过资本市场把现在的国有企业改造成为上市公司，让它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这就是公众化的方向。”他希望外界抱着清醒、建设性的态度，客观、冷静地研究中国国企的改革方式。

    这毫无疑问再一次激起人们关于中国国有企业乃至所谓“国进民退”的争论，过去几年来，垄断国企——尤其是央企——已成为引发社会公众不满的众矢之的。但在另一方面，有关国企改革的呼声又总是受到意识形态原教旨主义者的激烈批判。事实上，类似的争端一个多月前刚发生过一次。

    一份由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编制的《2030年的中国》研究报告于2月26日发布，它称中国当前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急需进行深层次改革。报告敦促北京方面缩减庞大的国企规模，使之在运营模式上更接近商业公司。不过，后来的形势演变证明，比世行向中国推销的这张药方本身更吸引人眼球和更耐人寻味的是一位自称是“中国民间独立学者”的人对这张药方的夸张激烈的反应。2月28日上午10点，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北京的新闻发布会上遭到一名身穿西装、自称为中国独立学者杜建国的抗议和“搅局”。

    当天的新闻发布会刚开始，佐利克感谢的话刚落，杜建国快步走到主席台前，手拿稿子振臂高呼“世界银行的报告就是对中国的一剂毒药！中国的国有企业也不能私有化！”抗议者向新闻媒体散发的材料显然受到了“占领华尔街”口号的启发。材料上说，对私营企业减税会破坏中国经济，是企图假借深化改革的名义让少数中国人和华尔街来掠夺中国人民，造成中国社会两极分化。

    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新闻，杜建国该人后经查为价值中国网编辑。事实上，实际上有类似反对意见的远不只是民间人士。世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刚完成上述《2030年的中国》报告时，由于对国企垄断笔墨过多，国资委曾给予逐条反驳。部分质疑世行报告的人士认为，美国的银行是私有的，但是也发生了金融危机，中国如果按照美国的办法，加快民营行业进入垄断行业领域的步伐，也会发生金融危机。而且国有企业的对于经济的贡献很大，并且绝大多数领域对于民营企业不存在壁垒。“有些国有企业占据优势，那纯粹是国有企业表现优异。而不是不允许私营企业进入。”

    “杜建国事件”作为一段插曲，反应的是中国国内相当一部分声音。他们认为世行报告对中国的建议中传递出一股相当浓厚的“华盛顿共识”的味道，但自从2008年年华尔街金融危机以后，“华盛顿共识”早就已经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概念，取而代之的应当是所谓“北京共识”。不管杜建国这个人是否像网络上猜测的那样是国务院某个心怀不满的部委雇来搅局的，但他的抗议的确拥有一定的民意基础。一些顽固派历来对世界银行持怀疑态度，他们甚至鼓噪和威胁，世界银行喜欢干预发展中国家内部事务、向它们兜售思想，这可能会破坏中国的政党政治。

　　不过，从近年来政府高官频繁地驳斥社会上“国进民退”的说法、并不断为国企进行自我辩解的态度来看，他们显然都把“国进民退”当成了一种批评、一件坏事，而不是一项值得表扬的政绩。否则，他们完全可以公开地表态认为这是国有经济控制力增强的表现，就像那位杜建国深信不疑的那样，这在政治上也没什么不正确。由此可以间接判断：至少在中央政府层面，主观上从来就不希望出现“国进民退”的局面，当然也就不会作出有意识的政策安排。

    这么说来，假如市场上确实有所谓“国进民退”的话，我们又似乎应当向国有企业致敬，因为这表明了它们竞争力的迅速和大幅提升。实际上，国资委前任主任李荣融就是这种典型观点的宣扬者。他曾经颇为委屈地对媒体说：“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国企搞不好的时候你们骂，现在我们国企搞好了你们还是骂呢？”数据显示，中央企业国有资产从2003年的约2万亿元，增加到了2010年的5.5万亿元，翻了一倍多。即使是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2009年，国企也出现了集体性崛起和爆发式增长……

    当然，国资委这个部门的局部利益很可能蒙住了李主任的眼睛，使他未能客观地审视一下，国有企业的这些骄人业绩究竟是凭借什么而实现的？它们又将对整个经济运行和市场秩序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记得2010年3月中旬，在“央企地王”一发不可收的情况下，国资委下令，要求除了主业为房地产的16家央企，余下还有78家非房地产主业的央企有序退出房地产市场。然而，如果央企真的像许多政策宣传里说的那样，是与民企、外企等没什么不同的市场竞争主体的话，它们为什么不能涉足房地产市场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天然地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国家法律对此也予以充分保护。如果央企判断房地产市场是当前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最佳目标领域（事实上它们正是这么判断的）的话，国资委又有什么理由责令它们退出？须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包括央企在内的所有国有企业的第一要务，也是作为政府主管部门的国资委的首要职责。现在，国资委让央企撤出一个利润最为丰厚的市场，岂不是与自己的职责相违背的吗？至于所谓主业与非主业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应该是行政命令指定的，而应该是央企这个市场主体的面对市场的自我选择，否则就不存在所谓自由竞争。况且每一个央企的庞大身躯下，都有大量产权多元化的子公司、孙公司，其中包括许多上市公司，国资委的命令很可能与股东利益相冲突。

    于是又有人说，国有企业——尤其是央企——不是普通企业，它们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它们不应该“与民争利”，更不应该在市场有可能陷入非理性的时候火上浇油。注意，这里的“与民争利”已经不再仅仅指政府与老百姓“争利”，而是同时包含了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假如我们认同这类“国企特殊论”的话，那么央企确实不应该参与已经让老百姓怨声载道的楼市，当然也就更不应该为过街老鼠似的“地王”抬轿子。然而，一旦这种逻辑成立，则实际上国有企业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换句话说，它们必须要退出的就不仅仅是楼市，而是所有的竞争性市场；它们应当介入的，是将盈利视为天经地义的“普通企业”没有动力参与的社会公共品领域；它们实际上就成了所谓“服务型政府”在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时的执行机构，就像西方国家里的少数国有企业——如英国的BBC——那样。但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国有企业扮演的绝不是这种角色。

    敏感的人应当已经能够看到，所有这一团相互矛盾的混乱逻辑最终都把我们带到下列这一组相互关联的问题上：理论上，国有企业的性质究竟应该是什么（它为什么要存在）？现实中，国有企业又扮演了何种角色（它都做了些什么）？国有企业与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市场经济究竟是否相容？……

    经过了改革开放30多年的摸索实践，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或许并不在于“大锅饭”和“低效率”这些它们时常表现出来的表面病征。事实上，即便在西方国家，私有产权的企业只要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特别是那些股票上市的公众公司，其所有者与经营者就必然是分离的。按照这种逻辑，只要国有企业内部建立起有效的经理人激励机制，外部又有运转良好的经理人市场（这些构成了所谓“现代企业制度”），它在理论上完全可能与产权清晰的私人公司同样有效率。这就是本文开头国资委副主任邵宁先生传播的论调。

    事实上，国有企业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与政府行政权力的关系。过去的许多经验告诉我们，国有企业经常利用与政府的特殊关系，通过后者出台的倾向性、保护性和行政垄断性政策取得竞争的优势，从而挤压民间的经济活动空间。换句话说，国有企业往往是通过不公平的方式（裁判明显偏袒甚至吹黑哨）赢得所谓的“市场竞争”的。而正是因为国有企业的大量存在，才使得政府无法成为一个公正的裁判。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悖论：即便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主观上并没有“国进民退”的意图，甚至还非常希望并连续出台各种政策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但客观上它实际上每天都在意无意地做着促使“国进民退”的事情。更为严重的是，现实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不公平竞争一定会阻碍真正的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甚而为国家迈向法治社会的转型制造重重障碍。

    因此，眼下已经到了必须要从根本回答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属性与定位问题的时候。否则，不仅国有企业本身难以避免李荣融主任为之委屈的那种左右为难、进退失据的窘境，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也终究难以继续推进下去。

    写于2012年4月3日，发表于2012年4月5日《时代周报》，有删节。见报标题：必须从根本上厘清国企定位；链接：http://time-weekly.com/story/2012-04-05/12332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