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过去一周内进出美国大使馆的事件引发了中国外交部门对美国的激烈批评，但计划中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并未因此受到影响，依然如期在北京举行。这既是中美两国相互依赖程度之深的反应，也说明了两国关系正不断趋于成熟和稳定。

    中美两国各自遇到的重大国际国内问题，使得当下的两国关系正处于多年来最微妙的关键时刻——

在国内，两国今年秋天差不多同时要经历最高领导人的换届选举。就美方而言，务求连任的奥巴马总统及其民主党内阁很希望能够端出一系列国际政治和国内经济方面的显眼“政绩”，以赢得更多选民的青睐。而这其中有许多地方都有赖于中国的支持，或至少要谋求到中国的不反对。就中方来说，至关重要的十八大召开前夕需要有一段时间稳定的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这也同样离不开美国的合作。

在国际上，目前两国都遇到了不小的挑战。就美方而言，虽然去年此时成功消灭了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头目本·拉丹，但朝核与伊核问题眼下一触即发，时刻都有失控的危险；而一年多来阿拉伯世界里发生的巨革也彻底改写了中东的政治版图，这使叙利亚战乱、巴以和谈、伊拉克撤军……等许多棘手问题一一摆上台面。要平稳妥善地处理好这些问题，几乎都少不了中国的参与，有些——如朝核问题——甚至还需要中国来唱主角。就中方来说，东海和南海上的惊涛一浪比一浪高，从钓鱼岛到黄岩岛，从西沙到南沙，日本、菲律宾、越南（有时也包括韩国）都在与我们抵牾争执。而要想将事态平息下来或至少维持在可控范围内，没有美国的配合显然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看到，中国方面似乎格外重视这次在北京举行的对话，5月3日和4日，胡锦涛主席两度会见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此外，除温家宝总理外，他们还受到了习近平副主席和李克强副总理的接见，强烈地传递出某种面向未来的意味。

    如今，几乎每一个地球人都明白，中美关系是21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事关全人类的福祉。但这一关系不仅具有人类历史上从未见先例的高度复杂性（其呈现出来的主要特性是：既非敌对，亦非盟友，在许多方面存在尖锐冲突但又相互高度依赖），也是可以分层次的。从三年来的已经成功举行四轮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来看，中美两国的决策层似乎正逐渐走上正确的道路。

    5月3日，胡锦涛主席出席对话开幕式并致辞。他不止一次提到中国与美国应该发展“新型大国关系”，他认为，两国应该打破历史上大国对抗冲突的传统逻辑，探索发展关系的新路径，并指出“这个星球有足够大的空间”容得下美中两国共同发展。

    的确，这应当被视为两国关系在长远和全局方面的战略定位。近年来，美国政府一再明确表示，美国并不想遏制中国的崛起，相反，美国认为，美国和世界能够从中国的和平崛起中获得重大好处，但美国要求中国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中国政府虽然仍然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的多极世界理念，但也明白无误地向外界传递了下述意图：中国无意颠覆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当今世界秩序。这种认同和默契，是双方在战略层面能够共存、互补——迥然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的基石。

但眼下的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世界并不知道中国的“世界图景”，即中国对“理想状态的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的看法和描述。自上世纪70年代中叶邓小平代表当时的毛泽东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三个世界”的著名论述以来，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也早就不复存在，但中国迄今从未就这一根本性的问题——其实就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一个侧面——提出过任何清晰的主张。相反，美国和西方对此有一套一以贯之的强大的价值理念，相信中国未来的世界图景一定会与之大相径庭。但双方若想要达成战略层面的谅解，就必须在这一根本问题上取得最基本的交集：即，虽然我们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截然不同，但至少在一些底线上——例如，应当以协商谈判而非战争解决分歧——能够形成共识，并且对分歧之处对方的态度亦有足够多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在未来任何变幻莫测的具体情势下始终将双边关系维持在可控的范围内。

    而在双边关系的具体的、技术的层面，胡锦涛的另一句话也是很好的概括：中美两国国情不同，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意见一致；应尊重和照顾彼此利益关切；应通过对话交流增进理解，妥善处理分歧。

    就本次对话的核心议题而言，我们注意到，就在希拉里抵京前几天，她同美国国防部长莱昂·帕内塔刚在参加完在华盛顿举行的“美菲2+2会谈”。不过，近来与中国争端不断的菲律宾却并未赢得它满心希望得到的来自美国的支持。美国重申，自己在南海争端上“没有立场”，美国只是关心这一海域的自由航行权，并要求各方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争端。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基本兑现了对中国的保证：保持中立而不选边站。作为一种善意的回应，近来在朝核、伊核及叙利亚问题上，中国也积极调整先前的立场，对美国的主张作出了一定程度的让步。

    至于5月4日温家宝总理接见希拉里和盖特纳时所说的“这次对话富有成果，可以说是丰硕的成果，有些有重大的突破……”想来更多地应该是指经贸领域内的合作。中国此前已经扩大了人民币汇率允许的日波动幅度，并承诺将继续推进汇率、金融和国有企业的各项改革。正如盖特纳所指出的，过去两年期间，人民币相对于美元已经升值13%；而美国则在中国的一再要求下允诺逐步放宽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的管制，并同意放松中国企业的赴美投资准入……

    当然，由于这些经济政策都直接关系到数亿计人的切身利益，加之美国国内大选的政治需要，未来几个月内两国之间的经济争端、甚至比现在更加严重的贸易战仍有可能不断爆发。但总体而言，随着双方在这一领域里对话渠道的进一步畅通、对对方利益了解程度的进一步提高，经贸争端上升到有可能失控的全局冲突的概率已经越来越小。

    自希拉里·克林顿去年底提出21世纪将是“美国的亚洲世纪”以来，美国的这一外交政策新议程被不断解读成不同的版本，并被当做许多亚太国家行动的依据。就正在强劲崛起中的中国而言，如果我们已经决心摈弃过去那种零和游戏，则正如胡锦涛主席所说的“这个星球有足够大的空间”，或者又如今年初习近平副主席访美前夕所言“宽广的太平洋”，足以容得下美中两国共同发展。因此，我们真正需要关切的核心问题并不是这个“亚太世纪”究竟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而是如何通过与美国以及本地区所有其它国家的合作（当然也免不了博弈），来共同塑造一个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辉煌的“亚太世纪”。

    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之间这种前无古人的“新型大国关系”的不断摸索和成熟。

    写于2012年5月4日，发表于2012年5月9日《南方都市报》专栏，略有删节。链接：http://gcontent.oeeee.com/2/ae/2aec405d4b595923/Blog/20d/ff9a7d.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