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篇）

    显然，如果唐英年想从自己出人意料的失利中总结出一些什么教训来的话，他得归咎于香港的言论自由——事实上，正是香港媒体的不断揭丑，硬生生地把本来前景一片光明的他拉下了马。

去年9月19日，《明报》以头版报道唐英年的前政务助理袁莎妮担任香港总商会新总裁没有按惯例公开招聘，惹来一片婚外情质疑。迫于媒体的追问，唐英年稍后公开承认自己的私生活“有缺失”。今年2月中旬，就在唐英年正式递交参选特首提名表格前夕，多家媒体报道了他家地下室2000多平方英尺“违章建筑”一事。据说，里面有一个大酒窖、多功能影院，甚至还有一个日式浴池，其面积比土地匮乏的香港90%的公寓都要大。更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唐英年对上等葡萄酒的喜好和他的大批藏酒是出了名的，他在担任财政司司长期间取消了香港的葡萄酒税。

    频繁曝光的丑闻不仅使唐英年原本就一直落后于梁振英的民意支持度进一步一落千丈，更使2012年的香港特首选举在体制未变的情况下第一次出现了白热化竞争，它的情节发展意外地脱离了平淡无奇的常规脚本。

一个最突出的变化是：民意开始真正在只有1200个人有投票权的间接选举中发挥重要作用，就连远在北京的中央政府也备受压力，不得不密切关注香港的民意。这是因为，如果最后的胜选者是一个公众普遍不喜欢的人（例如其支持率低于20%），必将使下届特区政府的工作面临民众拒绝合作的巨大困难。有人因此指出，作为现有制度下最后一届特首选举，2012年的“不一样过程”，将成为五年后香港特首普选的预演。根据此前通过的法律，全国人大已赋予香港特别行政区从2017年开始通过普选产生特首的权利。但由于至今尚未就此诞生过任何一份清晰的路线图，它遭到了不少香港市民的怀疑。

    实际上，早在2011年7月中旬，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已明确指出：“香港已进入新的选举阶段。”他提出了参选特首必备的三项主要条件：第一要爱国爱港；第二要有高的管治能力；第三要有比较高的社会认受度。“管治能力与民意基础”被提升到与“爱国爱港”同等重要的高度。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亦在今年人代会闭幕式的记者会上说：“香港一定能够选出一个为多数港人所拥护的特首。”这凸显出中央对特首民意基础的重视。

另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变化是：亲北京的所谓“建制派”不再是铁板一块，很可能因为本次选举中唐英年与梁振英之间不留余地的相互抹黑而分裂。

事实上，由于竞争激烈、且两位候选人均不拥有压倒性优势，以往西方民主国家政客选举时屡见不鲜的那种“抹黑文化”也首次但明白无误地出现在今年的香港特首选战中。唐英年一方的丑闻缠身自不待言，梁振英一方则遭遇的诚信危机其实也一点不小。香港《东周刊》报道，梁振英于2001年担任“西九概念规划比赛”的评审时，与其中一家参赛公司有关连，被官员发现，认为有利益冲突之嫌，梁振英被暂停最后的评审工作，但仍挂名担任“评审”。梁振英则回应，自己在事件中没有牵涉利益，但并未交代是否被暂停评审工作。

就在即将上任的前夕，梁振英眼下又面临着立法会议员对其诚信的强烈质疑。最近，他家豪宅被人也发现含有违章建筑。测量师出身的梁振英说，他对自己的房子存在违章建筑毫不知情，他坚称，多年前自己买下这所房子时违章建筑就已经存在了。但不管怎样，这与他此前（尤其是竞选时）一直称自己的房子中没有任何违章建筑的说法不符。梁振英不得不对自己所称的“疏忽大意”一再道歉，并下令拆除家中的违章建筑。

在3月16日的候选人电视辩论中，梁振英被唐英年指控坚持硬推《基本法》23条立法。唐英年更指斥，梁振英当时在政府一次高层会议上，曾说过香港终有一次须出动防暴队和催泪弹来对付示威者，梁振英当场否认。唐英年还指责梁振英曾提出缩短香港商业电台牌照年期，涉嫌干涉言论自由。到选战末期，唐英年甚至利用他刚刚注册的新浪微博攻击竞选对手“政纲前后不一”……这种面向大陆的公开的竞选造势着实让内地的微博用户兴奋了一回。

唐梁两人相继被曝出多宗丑闻后，全社会为之震惊。香港的政治观察家指出，这么多年来，香港精英阶层从未出现过这种诋毁个人的政治竞争，它破坏了香港政治的“潜规则”。香港民建联人士坦言“亲眼见证了这次建制阵营撕裂的程度”。有人分析指出，梁振英当选后，支持唐英年的一方也许会对下一届特区政府采取不合作态度，如此则建制派内部斗争会加剧，可能影响未来特区政府的管治效率。由于此次铺天盖地的黑材料，“新政府需要较长的时间建立威信”。而不同利益团体也需要时间，妥协重组成为一个新的利益联盟。

    麦格理研究公司(Macquarie Research)6月初发表的一份报告说，梁振英的当选不只是警卫换班，它对香港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权力转换有着深刻的影响，香港将会迎来剧烈的权力结构调整。（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