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篇）

    若仅从宏观全貌来看，回归15年后的香港仍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经济中心城市。就拿刚刚过去的2011年来说，特区经济增长率达到5%，官方认可的人均GDP也早已超过30000美元，此外，特区政府还连年实现巨额财政盈余……看起来，香港经济正在迅速走出国际金融危机阴影，实现复苏。国际知名的评级机构惠誉4月2日在新发布的报告中称，香港和新加坡抵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证明了其高等级信用评级的合理性。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拥有“AA”和“AAA”评级的地区中，香港的实际GDP增幅是最高的，失业率是最低的。

香港证监会原主席沈联涛写道：“在一个欧洲深陷危机、全球经济衰退的年份，有哪一个经济体能够本来预测2011财年会出现85亿港元赤字，而实际上却实现了667亿港元的盈余？除了新加坡，又有哪一个政府能宣称财政和外汇储备达到了GDP的35%，相当于22个月的政府开支？更有哪个经济体能够声称政府净债务占GDP的比率不倒2%？这就是香港。欧洲的财政部长们正在为解决本国的债务危机而挣扎，而香港现在还能实施一系列减免税政策。尽管大派红包，香港下一年度财政赤字估计不过34亿港元。”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片大好”的形势下，只要谈及香港的经济前途，许多普通市民和知识分子却都流露出迷茫甚至焦虑。原因就在于近年来显著拉大的贫富差距，这使得大多数港人的实际收入并没有随经济增长一同增长。相反，随着两极化加剧，社会上的相对贫穷者不减反增。

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香港贫富差距是所有发达经济体中最大的。特首曾荫权在2010年底发布的施政报告中承认，香港社会的贫富分化更加严重，大约有18%的港人处于贫困线以下。香港政府统计处6月中旬表示，香港目前的贫富差距水平已经超过了新加坡、英国和澳大利亚，甚至超过了其他因贫富差距大而闻名的城市，如华盛顿和纽约。2011年，香港的基尼系数上升到了0.537，而2001年和2006年的水平分别为0.525和0.533。国际著名的非政府组织乐施会（Oxfam）称，香港700万人口中约有十分之一的家庭仍生活在贫困中。它将这种情况归咎於即将卸任的特首曾荫权，认为他没有向弱势群体提供更大的支持。

表现最突出、最直接和最压得绝大多数工薪族港人——尤其是年轻人——喘不过气来的，是扶摇直上的房价。可以说，在楼市问题上，特区政府所承受的压力一点也不比饱受相同困扰的内地政府轻多少。就连特首曾荫权都曾坦言，香港的房地产价格确实“相当可怕”。研究机构Demographia的数据显示，如今，香港房价中值是香港人年收入中值的12.6倍。相比之下，英国的这一比例为5.1，美国为3.0。

去年夏天以来，特区政府试图通过征收资本利得税来抑制楼价（2010年11月，香港政府宣布对在短时间内转售住房者征收15%的特别印花税），并多次探讨重启“公屋”建设计划。金管局也首次针对“收入来源非香港”的借贷人作出限制，要求比香港本地人多付一成首付。此外，特区政府两年来还通过一系列税收方面的优惠——其中包括去年引人瞩目的人均派现金6000港币——来试图减轻弱势群体的沉重负担，但这些举措的成效眼下尚有待观察。

3月29日，就在梁振英击败唐英年当选下一任香港特首之后的第四天，执掌香港最大房地产公司新鸿基集团的郭炳联和郭炳江兄弟在一项腐败调查中遭到拘捕，而2005年至2007年曾在曾荫权任内担任香港政务司司长的许仕仁也因同一案件被捕。

按市值计算，打造了香港天际线的新鸿基地产不仅是亚洲最大的房地产公司，在中国内地——尤其是上海——也投资了许多项目。因此郭氏兄弟和许仕仁是强大而神秘的香港廉政公署自1974年2月成立以来的38年历史中逮捕的地位最为显赫的大亨，这一事件在香港政经界引发了一场空前的地震，令人颇有一种山雨欲来的不祥之感。

虽然郭氏兄弟和许仕仁案件仍在调查中，但作为与权力关系最为亲近的行业，地产行业畸形发展的秘密却在这一事件中被泄露。

在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和地区，来自地产行业的富豪非常少，而这个方面，香港却颇似大陆，这显示了政治权力对于香港的经济结构的同化。很多人认为，高房价是制度的产物，这种制度就是香港政府严格控制土地供应以推高房价和卖房收入，图利那些追求租金回报率的房地产精英。税率很低的香港曾长期被看作是资本家无拘无束的游乐场，但这座曾被经济学泰斗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称为自由经济灯塔的城市，现在却饱受“地产霸权”的困扰。在香港，几位地方大佬通过一些大企业集团控制着主要的地产开发项目、超市和药店等等，在当地经济中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任何人要闯入当地市场都会遇到极大阻力。

面对这样的现象，人们只能得出如下结论，回归以来历任特首及其领导的特区政府不愿对老富豪们下手，也不愿从根本上解决房屋供应不足或市场缺乏竞争的问题。去年，据估计市场上70%的商品房都是由两个最大的地产开发商开发的，一个正是是郭氏兄弟控股的新鸿基地产，另一个则是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香港的土地制度需要彻底改革，但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从中获益的房地产大亨，牢牢把持了香港有欠民主的政治体制。作为他们维持稳定的回报，北京方面与这个半殖民地把戏的守卫者们达成了某种同盟，这让香港民众几乎别无选择。

而在另一方面，近年来从本地经济增长中赚得盆满钵满的商界精英也不乏迷茫。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出去，香港未来的经济定位有迷失之虞。这是由于商务成本持续高企——香港去年的写字楼租金已是全球最贵、本地职场高技术劳动力不足、英语教育和国际化水平下降等诸多因素，加之面临国内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东南亚的新加坡等地日趋激烈的竞争，已使香港经济日益“空洞化”，除了对金融和地产及其配套服务业的不可理喻的依赖，香港几乎已经没有其他实业的立足之地。香港凭借着商业模式和技术方面的创新所赚取的巨额财富，越来越多地由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地区——来创造。但这其中，本地普通居民是分不到一杯羹的。

这进一步是的很多香港人深情地回顾过往的那段殖民地的“港英时光”，因为人们感觉那时比现在更有公平和人情可言。

我自己有许多亲戚、同学和朋友在香港生活工作，其中不乏出生在或“九七”之前就已移居香港者。近来他们谈及香港时，一个共同的感叹便是：眼下香港中下阶层的年轻人中弥漫着对社会的巨大的不信任何莫名的不满。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对政府和精英人士的任何具有建设性的主张，例如著名的“广深港高铁计划”，他们一概用反对来发泄情绪。“香港社会似乎再也不复有过去那种多元与和谐并存的良性气象。”（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