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昨）

    事实上，这些年来，中央政府一如既往地给予了香港许多支持。去年8月李克强副总理到访香港，不仅代表中央再次表达了对特区发展的信心和支持态度，也对推动正在如火如荼壮大之中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人民币直接投资、港沪深交易所合作以及粤港两地基础设施合作等产生了显著而直接的积极作用。

    而然，对于大多数中下层的普通香港民众而言，中央派发的这些经济政策“大礼包”带来的最终好处最终都落到了像李嘉诚那样的富豪口袋里，而与自己毫无关系。相反，他们自己却必须承担由于来自大陆的人员、资金不断增加而导致的资源紧张、通货膨胀和拥挤嘈杂……换言之，他们从越来越紧密的陆港一体化中收获的只有坏处。香港《明报》的一项调查显示，每三个香港人之中就有一人对“自由行”有抗拒情绪，仅有1/6的港人表示自己受惠于自由行政策，明确表示没有受惠者则占将近1/4。

    这的确触及了当下千头万绪的“香港困境”的本质，但若进一步追根溯源，我们或许必须要从中央政府对香港特区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的指导思想这一根本源头上去做检讨。

正如有识之士事后才敏感地认识到的那样，中央政府对回归后的香港的最高目标是实现所谓“港人治港”。但是，对于这个如今人们天天挂在嘴上的“港人治港”的潜台词，很多人一开始不太明白。简言之，中央政府多年来一直对香港奉行一套“精英治理”的现实主义理念，倚重的主要是香港的商界领袖。作为反过来的投桃报李，当年殖民地时代一向支持英国统治的香港大亨们几乎在一夜之间顺理成章地成了北京的盟友。

客观地说，在回归最初，这一套策略是发挥过巨大而成功的功效的。在那个人心浮动、风雨飘摇的艰难岁月，一批大资本家、大企业家毅然选择留在香港，不仅为香港留下的支撑日后稳定发展的资金、技术和就业岗位，也在社会心理层面对这个素来将商业放在首位的亚洲金融中心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记得当时流传在香港市民中的最有力的一句话是：就要回归了，李嘉诚都不走，我们怕什么？

    可以看到，基于《基本法》的几乎一切制度设计，都是建立在这一考量上的，包括上面提到的特首以及立法会选举制度。

    然而，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和阶段性的。过分倚重经济精英的政治治理结构必然导致一个结果：既香港无论在立法、行政还是司法层面，其政策和执行均天然地偏向于这些经济精英的利益。在我看来，这是过去15年来香港社会的贫富分化反而比港英当局统治时期拉得更大的制度根源。我在这里必须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绝不是说香港的“精英权贵们”在日常行使职权的过程中暗箱操作、以权谋私，甚至徇私枉法、贪污腐败，就像我们在内地熟视无睹的那样。香港是著名的法治之地，政治的公开和自由无需太多置疑，精英群体个人的道德素养也依然令人肃然起敬，新鸿基郭氏兄弟和高官许仕仁只是极少数特例。我的意思是说，由于普通的升斗小民缺乏参与政治的足够空间，从而使整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天然而微妙地有利于有钱阶层。

但眼下，香港大亨们不仅不再是中央政府管理香港的稳定支柱；相反，他们日益成为引发香港政治不稳定的负面因素。在公众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愤怒与日俱增之际，香港大亨们逐渐开始受到港人的普遍憎恨，而他们以往曾被看做是体现香港人白手起家精神的楷模而备受钦佩。越来越多的香港普通小民开始认识到并越来越不满这种日益固化的利益格局。从很大程度上说，作为特区政府中举足轻重的现任高官，唐英年在本次特首选举中的惨败，也曲折地反映了香港大多数民意对政府施政的不满。

    因此，虽然梁振英在选举中如愿胜出，但2012年7月1日他上任后将要面对的香港，是一个贫富阶层间对立情绪日益加剧、精英集团内部以及与亲北京政治阵营之间分歧不断扩大的裂痕重重的社会。而比他的两位前任更为不利的是，梁振英自身的民意支持度也很低（1996年，董建华竞选，得票率为80%，市民支持度46.7%；2007年，曾荫权竞选，得票率81.1%，市民支持度80.9%；2012年。），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当前弥漫于香港上空的不信任政治空气。

一般认为，由于不欠香港大亨人情，梁振英的政策可能更具干预色彩。梁振英4月中旬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未来香港将告别传统的“小政府、大市场”模式，转向一种更“积极”的治理模式。他说：“我们必须关注社会影响和社会成本，而不仅仅是私人利益和私人成本。”但梁振英面临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不扼杀作为香港繁荣之根基的自由市场精神的前提下，解决这些问题。梁振英说，他的政府将加大对本地工业的扶持力度，方法之一是用好6000亿港元的财政储备。他提到新加坡利用税收优惠支持本国船运业发展的例子，表示希望香港超越伦敦成为航运服务中心。

平心而论，虽然港人对政治仍存在许多不满，但回归以来香港社会的民主化程度是比当年殖民地时代进了一大步的，这从立法会直选议员比例上就看得出来；回归后的香港基本保持了港英时代良好的法治和言论自由，这从不久前被曝光的现任特首曾荫权乘坐豪华游艇、私人飞机及在深圳租用高档公寓的“丑闻”中也可以窥得一斑——这么一点点在大陆读者看来微不足道的过失（何况从技术角度看很难说违反了任何法规）竟然不仅让特首本人在公开场合当众哽咽道歉，还牵动了廉政公署专门立案调查……令大陆网民感慨的是，这样一个“老好人”曾荫权竟然要为此而带着长久的羞耻结束自己的中规中矩的一段特首生涯！

除此之外，香港迄今为止仍然拥有整个东亚地区最自由的经济制度和最优秀的专业人才，仍是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不可或缺的金融中心和自由港。总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已连续18年把“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称号授给香港；世界著名的彭博新闻社上周的评选结果也指出，香港位列荷兰、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之前，获全球最佳经商地的殊荣。

如果在接下来不算很长的5年里，梁振英能够展现出足够的胸襟、魄力和才干，带领自己的团队稳步校正香港社会长久以来形成的倾斜失衡的利益格局，重新把它带入多元和谐共生的正确轨道，那么，他将很有希望大大超越自己的两位前任，成为开启香港特别行政区一人一票普选制度的真正民主化时代的历史性人物。（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