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国强

近年来有关中国话题的书籍越来越引人注目。这些书不仅追溯历史，也在考问现实、展望未来，带给人们震撼和思考。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是国人关心的宏大叙事,也正在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崛起不仅要靠经济实力的增强，更离不开精神支柱和价值观的构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体制变革，使中国崛起的形象越来越清晰。同时，许多无法回避的中国特有的问题也随之呈现出来。

帝国往事的忧伤

　　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所形成的想象性关系一直处于畸形状态。西方国家企图用他们的工具和手段来撬开一个传统国家的现代化大门，这使得古老帝国不得不面对痛苦和悲伤。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三联书店2007年7月第3版）

书写了马戛尔尼使团在大清帝国的种种遭遇。文明的冲突凝结在这场被不同规则所支配的造访之中。“世上最强大的国家”与“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注定是无法对话的，两种优越感是无法调和的。令我吃惊的是，佩雷菲特将这种停滞下限设定在20世纪中期的“文化大革命”。曾于1971年访问中国的佩雷菲特发现中国“当时的国家政权与马戛尔尼的政权离奇地相似”，以至于佩雷菲特发出了“循环无穷的中国”的感慨。

美国传教士约翰·斯图亚特·汤姆森的《北洋之始》（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2月第1版）所呈现的也是一位外来者眼中的中国社会生活。北洋之始，开始了在最古老的君主专制国家建立共和政体的努力，“这意味着中国最骄傲、最独立的民族现在必须平等地对待其他民族，和他们交流。这意味着绵延四千年的历史和骄傲将随风而去，他们需要谦卑地开启一段崭新的历史。”这种谦卑是一种清醒，也是历史的一种进步。《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郑曦原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一书则展示了异域眼光审视下的晚清中国。在光绪皇帝驾崩的新闻中，《纽约时报》的口气异常平静：“在清国百姓中间，鲜有迹象表明人们对正发生的事有什么情绪化反应。”帝国之停滞性可见一斑。

张研的《1908帝国往事》（重庆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个性化著作，作者将国运与个人生活放在一起，书中既有同盟会起义、宣统皇帝继位那样的大事件，又有“奶奶嫁到水泉村”这样的私人叙事；既有秋瑾慷慨就义的悲歌，又有陈璧君初识汪精卫的逸事。通过当时的舆论报道、后来的内幕揭示和历史思考，1908年的种种事件似乎都宣告着同一个消息，那就是旧时代的终结，同时也流露出对未来中国的呼唤。《天津青年》当时发出的“奥运三问”，终于在百年之后得到圆满应答，更让人感受到1908这个年份与当下中国的某种隐秘的关联。

“大国”叙事的底气

“大国梦”是中国人的心结。“大国”作为一种记忆，记载着封建帝国的滚滚风云；“大国”作为一种前景，又必须突破历史循环的怪圈。澹台卓尔的《历史的底气——中国制造的万国来朝》（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用轻松调侃的网络语言对天下唯我独尊的“万国来朝”进行了追溯。该书认为，孔子的“华夷之辨”所体现的是一种文化优越感，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底气。朝贡体系在盛唐达到了高峰，《唐会要》所言的“四夷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的壮观场面，成为民族记忆里最辉煌的一页。澹台卓尔发现到了宋朝以后，朝贡体系便类似于充满泡沫的形象工程，荣耀中有无奈，朝拜中有敌意。直到清朝末年，“四方来仪”的神话最终被西方的坚船利炮击了个粉碎，天朝的规则被强盗逻辑所取代。澹台卓尔用“我不做大哥好多年”来形容曾经的天朝大国的失落。今天，中华民族复兴的底气不是来自对朝贡体系的迷恋，而是因为我们要在融入世界潮流中显示出雄浑的汉唐气魄来。

德国学者康拉德·赛茨《中国：一个世界强国的复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4月出版）对中国的复兴之路进行了历史扫描。在对清朝的历史进行一番透视之后，康拉德发现，从世界上最大、最进步的王朝到地球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只需要短短的数百年时间。大国的衰落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情，世界体系对于一个昔日强国的容纳无疑是苛刻的。繁华后面有憔悴。从巨龙到弱者的演变，在以竞争为基调的全球化语境中是一个复杂而耐人寻味的话题。“西方”与“中国”长期以来保持了一种想象关系，两者各自用自己的逻辑理解和描述对方，更多的时候是在自说自话中加深着误解和隔膜。康拉德的这本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位西方学者“还原历史”的努力。

徐中约的《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1月第1版）一书认为近代中国历史的特征并非是一种对西方的被动反应，而是充满了改造儒家传统秩序以建立适应现代世界体系的民族国家的努力。徐中约说：“探寻一条在新的世界中体面地生存下去的道路，是推动近代中国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徐中约在刻意布置一种内在的视角，以竭力探究历史现场的真实。从晚明到清朝中期，中国丧失了现代化的机会，中国统治者对传教士带来的西方文明样本反应迟钝，吸收外来知识的欲望降低到最低限度。马戛尔尼发现了这个神秘大国的腐败、贫穷和落后，从而助长了西方冒犯中国的野心。即使没有鸦片，中西冲突也是难以抹平的，连太平天国领袖也习惯于把英国当成一个属国来对待。这种不合时宜的“大国情结”

加剧了中西之间的对抗。中国作为“大国”的失败实质上是一个陈旧时代和落后治理方式的失败。徐中约评论中日甲午战争时说：“在中国，政体基本上仍处于中世纪式的，政府与人民各行其是。战争压根儿没有影响到普通民众，这场战争几乎全是李鸿章的北洋水师与淮军在作战。”由此可见，中国的崛起注定不是少数精英的事业，只有转化成为建立现代化机制的自觉才能真正具有力量。

当下中国的问题

许志远的《中国纪事》（海南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对当下国人的观念、心态进行了批判性剖析。在市场能量充分得以释放的今天，人们却难以从精神空虚、心态浮躁、价值迷失、信仰缺失的困境中走出来。利益导向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塑造了当下中国人普遍的平庸气质。在商业化、娱乐化后面，掩藏着一颗苍白的心灵。许志远眼中的上海是封闭和倦怠的，“它承继了旧上海的投机心理、对金钱的热衷、崇洋，却失去了昔日畸形的生机勃勃。”许志远重新衡量改革的得与失，因为我们在社会变革中放弃了太多的个人尊严、道德勇气与价值原则。许志远的这份考问虽然显得空泛和高调，但是，我们实在无法绕开“宏大叙事”。“三鹿奶粉”事件、矿难等在无时无刻地提醒着我们，以“超女”为标志的娱乐化现实并不能代表中国的真实。作秀、选秀只是一种商业游戏而已，期冀它们为中国的民主、发展开辟新路是荒谬的。许志远重提李约瑟难题：曾经辉煌无比的中国为什么突然间落后了？在中国崛起成为主流话语的今天，讨论李约瑟难题可以帮助我们不再陷入历史怪圈之中。许志远反复强调的一种危险——经济快速发展、市场不断扩张、消费欲望不可遏制与新的价值准则尚未确立带来的焦虑、庸俗相伴随，缺乏意义支撑的中国将走向何方？如果我们仅仅将“新一轮思想解放”定位于经济总量和市场位次的跃升上，那么，价值错位和精神疲惫所造成的裂痕将无以复加。许志远说：“我们要坦诚地承认，我们在精神世界上的匮乏，在心理上的慌乱。只有通过诚实地面对这种匮乏与慌乱，我们才可能寻找自己的方向。”许志远的判断是对的。靠资本的积累、物质的丰富所建构的安全感毕竟是脆弱的。

萧功秦的《中国的大转型——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变革》（新星出版社2008年3月第1版）一书，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和社会治理模式进行了探讨。萧功秦将邓小平所推动的改革开放称为是“后全能主义型的新权威主义模式”，这种模式既保持了强大的组织资源和政治资源优势，又能充分利用市场经济的激活作用。这无疑是一个稳健明智的选择。告别社会动员式的治理模式，人们迫切需要设定一种相对稳固的秩序来保证权力的良性运转和利益的合理分配。如何在转型之际走出一条社会震荡程度最低的发展道路，是一个超越中国经验的问题。

袁岳的《调查中国生活真相》（航空工业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一书，运用中国本土最大的调查机构零点调查的调查结果，对当下中国人职场、消费、人际关系、财经等方面，进行了调查分析，但这些调查大多止于社会表层，缺乏触及心灵的解剖。陈季冰的《下一站：中国》（文汇出版社2008年8月出版）一书，将个人的日常生活、人生际遇和价值判断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结合在一起考量，当下的“中国问题”被纳入了个人的生活世界，显得格外亲切生动。

“侦探”历史有时很有趣

叶骏

历史，究竟是一个人的历史，是一群人的历史，还是整整一个星球人的历史呢？《彼德伯格———你不知道的当今世界最大的阴谋》一书，给我们揭秘了一个既奇特又强悍的组织———彼德伯格俱乐部。这个组织的历史显示，人类的历史充满蹊跷和玄机———人类常常因为某个人或组织，就被置于向左走，还是向右走的重大分岔口。比如，美国的洛克菲勒集团都在相当长的时段里，强势地左右着一个国家甚至一个时代的命运轨迹。

在彼德伯格诞生以来的55年间，基辛格、查尔斯王子、克林顿、拉姆斯菲尔德、欧盟贸易委员、西班牙国王和英国首相、BP老板布洛文尼、美国参议院议员爱德华、比尔·盖茨……如此重量级的欧美政界与商界的顶级大腕共同“策划”着金融危机、美国大选、关税壁垒、伊拉克战争、国际警察力量建设等事关重大的全球性议题，甚至控制着联合国的议程，将“精英政治”的威力发挥到了极致。这个在“暗处”操纵全世界的“西方精英秘密俱乐部”试图通过向国际组织授权，以内部颠覆的方式，彻底摧毁所有国家身份，建立一整套世界价值标准。并且，这个“超国家”的游说团体，触角几乎伸到了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它才是联合国背后垂帘听政的“世界政府”。

秦始皇的父亲是谁？他的皇后为什么不为人所知？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身上充满了蹊跷的迷局。被称为“历史学界福尔摩斯”的李开元教授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在东京大学获博士学位后，供职于日本就实大学。在其新作《秦始皇的秘密》一书中，他像一名历史侦探，通读史料后，将所有证据进行“合理地联系”，形成了一个相关的证据链，由此重建案发过程。书中李开元以法律鉴定、医学鉴定以及寻找第三条证据等严密的推理来破解迷局，他提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胡适先生，可以称为“侦探局”的老局长。不过，他认为，历史推理并没有在中国大胆地延续下去，李开元对此颇为自负地说：“可以肯定，我是以此方式写作、并推导出新结论的第一人”。

当代史家，凡说到北洋，多以反动军阀视之。究其原委，在于1928年民国统一之后，国民党取得政权，北洋旧人大多噤声。《北洋集团崛起研究(1895～1911)》一书以翔实的史料为依据，揭示了北洋集团崛起的过程和在清末改革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对兴起时期的北洋集团给予了正面的评价。该书对“历史老想把他绕过去”的大人物袁世凯的事迹与功过有诸多介绍，其中不少是平时易为人所忽略的。

文汇出版社前不久推出了以讨论中国时政为主题的专著《下一站：中国》。作者陈季冰是一名资深报人，多年来一直关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并在某种意义上参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因为拥有第一手的材料和经验，作者谈起一些经济现象时，不仅显得得心应手，而且颇有自己的思考和心得，如他认为，从奥运会开始的三年，将会是中国经济进入收获期的“黄金三年”，之后的30年则会进入一个漫长的“考验期”。与那些单纯谈论经济问题的书不同，这本书虽然围绕经济问题展开，但并未止于经济，而是由经济问题上升到“中国问题”，进而转入了对中国的政治及思想文化等更深层面的思考，这也是作者写作该书的重点所在。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为中国重新崛起的精神准备”寻找可能及方向，这使本书拥有了一种强烈的纵深感。

《从周边看中国》是一本论文集。2007年末，由葛兆光教授主持的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联合日本关西大学文化交涉学教育研究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了一场“从周边看中国”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聚集了数十名来自中国、日本、韩国、美国、越南、澳大利亚等地的知名学者，通过对中国周边各文化区域所留存的有关中国资料的研究，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来探讨传统中国在周边国家心目中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