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冰按】据FT中文网报道，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日前表示，正打算把公司以往承担的一些社会职能交还给政府，例如探索分隔27万工人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将宿舍卖给政府等等。

以下系我在大约两周前富士康事件在媒体上达到高潮时写的一篇文章，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从郭台铭先生的表态来看，当时我的分析应当说还是中肯的。

仿佛一个接一个的黑色幽默，就在鸿海精密（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首次就一系列雇员自杀事件发表公开声明的第二天，25日凌晨，该公司又一名员工坠楼死亡。而在郭台铭陪同200多名海内外媒体记者参观富士康部厂房并在随后举行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之后几个小时，26日晚，又一名男子从富士康厂区C2宿舍楼坠下，这已是今年以来的“12连跳”了，这一连串的跳楼自杀事件共造成10死2重伤。此外网上风传，27日凌晨，又一名富士康女工的加入使之变成了“13连跳”，但消息并未得到证实。

24日，郭台铭在某个经济论坛上就公司的员工待遇问题作了简短辩护，他称，鸿海精密不是一家血汗工厂。管理一支超过80万人的生产队伍十分困难，每天都要处理许多事情，但他和公司有信心能够尽快稳定目前的形势。而在2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郭台铭专门向跳楼员工家属三鞠躬致歉，并对如果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作了许多解释和承诺。

可能的确如郭台铭所说，公司之前其实已经做了不少事情帮助员工。据报道，鸿海精密近来推出了一系列防止员工自杀的举措，这其中包括：设立自杀热线、聘请心理专家和顾问与员工交流，并成立了富士康员工关爱中心。该公司还邀请僧人在工厂做法事。遗憾的是，董事长的信心和公司亡羊补牢的努力并没有能够留住第11条和12条年轻（甚至是稚嫩）的生命。

一个多月来，随着富士康员工“连跳”数字触目惊心的快速上升，舆论对这家口碑本来就不算太好的台资企业的关注以及对“连跳”事件的讨论也急剧升温。除了批评富士康公司本身的员工关怀和管理缺失以外，有论者指出，事件与中国当下过度倚重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加工型畸形产业结构有密切关系；还有人以事件为例证，直指地方政府唯GDP论的错误和片面的发展观；此外，更有文学气质浓厚的左翼批评家声称，从事件中看到了现代大机器、流水线生产造成的人性异化、精神荒漠等等……而自诩“理性客观”的观察者则引证全球和全国的平均自杀率数据来说明，从统计学的角度看，富士康的员工自杀率并不高，甚至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当然，富士康历来应者不暇的招工盛况，就是对它“不是血汗工厂”的最有力的辩护……

上述这些分析和解释都有道理，但亦都有严重的局限。就拿所谓“全国自杀率平均水平”的问题，在我看来，只有拿中国当下18-30岁之间的健康青年的平均自杀率去同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相比较，才是科学合理的。至于大工业生产导致的异化，这个问题被无数伟大哲人控诉了起码有150年了，它确实是一种永远值得认真倾听的批判声音，提醒我们社会远不完美，需要改进的地方实在太多了，但若放到富士康“12连跳”这个具体事件上来看，恐怕并不具有多少针对性和建设性价值。

事实上，“富士康悲剧”以一种经典的方式深刻地揭示了长期以来很少为人论及的一个道理：市场经济条件与“企业办社会”的模式根本上是不相容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企业办社会”的情况在中国到处存在。相信稍微上点年纪的人至今都还记忆犹新，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许多所谓城市——如鞍山、抚顺等——其实就是一个超级工厂。反过来说，像鞍钢这样的所谓企业，其实就是一个涵盖一切的社会，从托儿所到殡仪馆一应俱全。然而，这样的“企业办社会”是以牺牲经济效率为代价的，这也就是它们最终无一例外地难以维系，需要进行一场全方位的“国企改革”的原因。

不幸的是，以珠三角为代表的中国出口加工业基地在奉行市场经济外部条件的情况下，它们的企业却仍然试图沿袭这种“企业办社会”的内部管理方式。这自然又与它们雇佣的员工的身份结构高度相关——他们绝大多数是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基本没有机会在当地安家落户，遑论融入当地社会。在改革开放的前半段，由于企业的规模普遍比较小，问题一直被掩盖着，今天终于大规模爆发。郭台铭所诉的苦一点都不假：80万人，相当于中国一个人口稠密的超级大县，甚至已经达到了人口相对较少的省份的一个地级市的规模。富士康的这么多员工们除了干活、吃饭、睡觉、赚钱外，还有任何一个正常人都离不开的社会性需求，像家人、朋友、恋人间的感情交往……

具体地看，这12个跳楼的年轻人各自有各自不同的寻短见的原因，有些甚至是十分偶然和难以理喻的。但是，假设他们生活于一个正常的社会中，那么他们那尚未成年的大脑内那些一时想不开的念头是完全有可能在包含着感情的人际交流中被扭转和打消的。问题在于，富士康可不是以前的鞍山钢铁厂和大庆油田，郭台铭董事长也不是它们的党委书记。在市场经济的外部条件下，追逐利润是企业和企业家天经地义的事。退一万步说，即便富士康今后投入再多员工关怀，就像26日郭台铭陪同200多名海内外媒体记者参观富士康部厂房并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再次作出的许多承诺那样，它也绝不可能把自己建设成又一个鞍山，当今的外部条件决定了它没有这个能力——它所能够办出来的社会，一定是一个非自然的、军营式的扭曲社会。一个正常的人际社会，就像自然界一样，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而计划经济时代的鞍钢之所以能够办成这样一种比较真实的社会，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完全是因为它可以支付昂贵的经济成本，直至彻底牺牲效率，使自己根本就不再成其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企业。

我们不妨再设想一下，假如富士康对这80万雇员不是采取集中住宿管理，而是让他们散居在当地，8小时以外的日常生活完全自我管理，情况又将如何呢？显然，这一定会给当地造成其他一系列社会问题，比如交通、卫生、治安等等，同时也一定会给当地政府的行政管理带来巨大压力。正因为这个缘故，富士康实际上是主动用企业管理的方式将本来大部分应该由政府挑起来的社会管理负担揽到了自己身上。但它之所以这么主动替政府背包袱，也是有自己的好处的——这么做的员工管理成本肯定是比开放式的管理成本要低；此外，这种军营式管理还可以最大限度地阻止员工结成“同乡会”一类的组织，这能够极大地增强他们在面对资方时的集体谈判力量。顺便提一句，出于其他许多考量，这也是当今中国任何一级政府都非常不希望看到的事情。

因此，富士康式的新型的“企业办社会”对当地政府和企业本身来说，是一件能够达至“双赢”的事，但它的代价是牺牲了员工的正常社会生活以及身心健康。

眼下，越来越多的人士呼吁政府介入“连跳”事件。维护职工权益的确是政府的不可逃避的职责，彻底调查清楚这些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原因也是公安部的义务。似乎是为了响应这种舆论的要求，近日，深圳市已派出大批警察进驻富士康，除了当地的政府官员，中央也已委派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和公安部三部委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由人保部部长尹蔚民亲自带队，赴深圳市和富士康展开调查。然而，若从我们上文剖析的“企业办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些行动很可能飞弹不能有助于根本问题的缓解，反而进一步加剧富士康本已高度扭曲的“企业社会”的危机。

归根结底，“富士康悲剧”折射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在急速转型过程中所支付的成本。而这10条年轻而美好的生命，便是这种成本的震撼人心的集中体现。他们以鲜血和泪水拷问着我们的政府、企业和社会：当我们的经济正在向“市场”大踏步迈进的同时，我们的社会在组织和管理上怎样才能及时跟得上这种变迁？市场经济不可能单兵突进，它的成功高度仰赖政治、社会、文化各领域的全面配套。

写于2010年5月25日，删节版作为5月26日《上海商报》社评发表；修改于5月26日，全文发表于2010年5月28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

附录：TF中文网的报道

富士康拟将社会职能还给中国政府

2010年06月09日 05:55 AM

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制造业模式已受到质疑。此前亚太地区最大的电子产品制造商宣布，将重新审视其运营大型厂区的制度。

富士康(Foxconn)董事长郭台铭(Terry Gou)在母公司鸿海精密(Hon Hai)在台北举行的年会上表示，富士康制造中心发生的连环自杀事件使他意识到，“（中国制造业的）结构必须改变”。富士康的客户包括苹果(Apple)、戴尔(Dell)和惠普(Hewlett-Packard)。

大约27万人在富士康自成一体的深圳工业园生活和工作。深圳是邻近香港的中国城市。

郭台铭表示，像富士康这样的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到中国大陆开创业务时，不得不从零开始，在自己的工厂周围构建社区。但是，“如今我们打算把这些社会职能交还给政府”。

富士康在上周日宣布，再度大幅上调中国各地厂区第一线工人的薪资。该集团表示，在上周宣布的30%加薪基础上，从10月1日起将执行66%的绩效关联加薪。

郭台铭说：“眼下，我们的动作快了一点，抢在其他所有人前面”，但是，当朝着较高薪资环境的调整到来时，“其速度与猛烈程度将超出你的想象。”

此举背离了港台制造商开创的中国投资模式。

与此同时，中国南方正出现更多工人不安定迹象。本田(Honda)昨日确认，为这家日本汽车制造商供货的一家工厂的工人已投入罢工。这些工人似乎受到邻近佛山市另一家本田工厂劳工行动取得成功的鼓舞。

郭台铭表示，富士康仍在探索分隔工人工作与生活环境的方式，但其中一个选择是，将宿舍卖给政府，然后根据需要为员工租赁这些宿舍。

“如果台湾的一名工人由于情绪问题自杀，他的雇主不会被追究责任，但我们在中国大陆受到责备，因为他们居住和睡在我们的宿舍里，”他表示。郭台铭称，这个负担已变得过于沉重，富士康承担不起。

在香港上市的富士康国际 (Foxconn International)董事长陈伟良(Samuel Chin)表示，与客户进行的价格谈判将在下一个季度内完成，公司将力求把“尽可能多的”增加的成本转移给客户。

译者/和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