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年底，最近两个月来的大多数宏观经济数据——如GDP、财政收入、CPI和PMI指数、进出口等等——都显示，中国经济正在、甚至已经企稳回升，完成年初设定的各项主要指标铁定不成问题。

更值得欣慰的细节是，不仅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停止下滑，中国经济赖以支撑的外贸出口也有稳定的迹象。因此，相对于今年上半年到年中时的极度悲观，眼下许多人的信心又开始恢复，对2013年的展望也越来越正面。我们还可以看到，经历了一年严格限购的各地房地产市场似乎重又显现出量价齐升的苗头，引得决策部门不得不再次重申“楼市调控政策不松动”的态度。

当然，也有“唱空派”认为，2012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回升是有特殊性的：一方面，外贸的回升得益于西方传统的“圣诞季行情”——在美国，圣诞促销季的销售往往要占全年的40%，这自然极大地带动了中国的出口乃至整个经济；另一方面，每年年底本身也是国内消费最旺盛的时候，这一阶段经济有所回升亦属正常。他们预计，过了元旦和春节，经济将告别短暂的景气，重新回归下降通道。届时，由于政府救市药方的枯竭，情势会更加困难和复杂。

我觉得，鉴于中国经济高度的对外依存度且短期内部可能根本扭转的现实，要正确地审视2013年的中国经济基本面，首先还是要先看清楚2013年全球经济的基本面。

【上篇】华尔街金融海啸四年后的全球经济

2012年不会印证古代雅玛人的预言，但2012年可能的确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从日本到欧洲，从中国到美国，越来越多的人终于第一次严肃地认识到，“过去的好时光”已经不复存在。

一．更大的不确定性和更加匮乏的共识

    以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向美国法院申请破产保护为标志，席卷全球的华尔街金融危机至今已过去4年多。

    4年来，各国政府开出的一系列救市药方不能说一点疗效都没有——从表面上看它们至少让世界避免了又一次经济崩溃、从而再度陷入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混乱和痛苦之中。不过，迄今为止世界经济在整体性“复苏”方面并无明显起色，相反，“二次探底”或所谓“双底衰退”的阴霾不仅始终没有彻底摆脱，而且时有加剧迹象。

更为关键的问题是：上一次爆发于金融市场的危机有政府来救，而这一次发生于政府自身的危机谁来救？谁又有能力来救？

    直到最近，政府似乎还总能像变戏法一样，从神秘的口袋里摸出无穷无尽的牌来：2008年下半年，中国政府果断地推出了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成为危机上半场的最大买单人；而到本月为止，事实上的“全球央行”美联储也已经连续推出四轮定量宽松（QE），购买债券总金额已超过2万亿美元……这些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向金融市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流动性，并帮助金融机构纾困。

    当大难临头之时，无论在历来崇尚自由放任的美国，还是在10多年来一直依赖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中国，政府突然间都变成了凯恩斯主义的坚定信徒。据说，各国政府正确总结了70年前那场大萧条的惨痛教训，并从“罗斯福新政”中吸取了成功经验。

    然而，如今再回头认真检视过去四年以来的所有努力，我们不得不遗憾地说，这不过是一场将危机从金融市场和企业转移到政府身上的“搬家”而已，造成危机的原因几乎一个都没有消除。换句话说，危机并没有解决，只不过从私人部门转到了政府部门，从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危机变成了主权债务危机而已。不仅如此，救市刺激政策所造成的副作用还使危机变得更加复杂和不可控。

    今天的世界经济，比2008年的这个时候面临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它将一路下滑、实践鲁比尼博士那张“乌鸦嘴”所预言的“完美风暴”，还是将在漫长的泥泞中艰难调整和爬行？谁也不能轻易断言。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世界经济的问题是系统性和结构性的，而华尔街金融危机只是这一复杂的系统性和结构性病理的表面症状。

二．全球经济的“黑天鹅”与“失去的N年”

在危机的另一端，所谓“尾部风险”（tail risk，即指事件正态分布曲线里的小概率极端事件）或“黑天鹅事件”（在发现黑天鹅之前，人们认为天鹅都是白色的，因此“黑天鹅”常比喻不可预测的重大稀有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依然不能忽视。事实上，由于过去两年里“黑天鹅”突然如此大规模地集中现身，以至于华尔街的交易员发明了一个可怕的新词：“黑天鹅疲劳”(black swan fatigue)。

虽说像新西兰地震、日本海啸、冰岛火山喷发、泰国洪水……这样的天灾几乎是不可预测的，但对于一些“人祸”，我们还是有机会从目前业已或正在发生的事态中搜寻到其未来走向的蛛丝马迹的。

    这些黑天鹅中，可能性最大的第一当属中东动荡加剧，而其中首当其冲的是以色列（极可能把美国拖进去）同伊朗开战，以及叙利亚内战的扩大，土耳其和沙特等地区大国卷入。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一年多来席卷中东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已使中东北非地区经济增长整体被拖累约2.4个百分点。但若伊朗等产油大国发生战争，则势必极大地冲击国际油价，其所造成的“第四次石油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将使难以估量的。根据历史数据，石油价格每上涨10%，全球GDP增长就会下降0.2%-0.3%。

    其次是包括中日钓鱼岛、韩日独岛以及南海诸岛问题在内的东亚领土争端的升级。前面已经提及，中日分别为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两国之间一旦爆发大规模经济战，那么对两国本身、地区及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注定是巨大的。近期的许多迹象表明，这种可能性虽尚未成必然，但它正在显著上升。而一旦东海和南海爆发战争，甚至将美国卷入，则将必然转变为中美之间的直接对抗，其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毁灭性的。届时，经济会反而隐退为次要问题。

最后是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民众因不堪忍受连年财政紧缩的痛苦而发生大规模抗议和社会动荡。希腊、西班牙等“欧猪五国”的罢工示威已是家常便饭，而去年8月的伦敦骚乱和秋天以后从华尔街点燃、并迅速延烧至整个西方的“占领运动”则是发达世界内这种民怨沸腾的先兆。这为发达国家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更大规模的骚乱乃至暴动预备了肥沃的社会土壤。

现在我们也许应当承认，欧元区危机不是一代人能够解决的，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也不是在一个景气周期内能够调整完成的，日本将继续缓慢而无望地衰退，美国则首先需要弥合看似不可能弥合的政治分裂……换言之，我们将面对一个“失去的N年”。

三．全球化、“再平衡”与“政府失灵”

4年前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降临、并随后便在各国政府协力“救市”的政策下很快稳定下来以后，许多政客和财经官员都头头是道地宣称已从70年前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和日本过去20年来的长期低迷中汲取了足够教训——救市的成效不是证明了这一点吗？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吸取得十分有限。

导致目前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动荡的根源一个都没有消除，有些反而在政府为应对危机而不断祭出刺激政策的“猛药”后进一步加强。就是说，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旧模式依然在运转。

    不少人正确地指出，要从旧的失衡的经济模式中走出来，危机前不可持续的增长所导致的各种不平衡必须得到修正，全球经济就需要实现“再平衡”。在我看来，这一过程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几个不同层面的内容。

说实在的，眼下不管是在欧洲大陆还是在美洲大陆，所有人都不再怀疑威胁的严重程度，所有人都了解推出更有力政策的紧迫性，像默克尔和卡梅伦这样的政治家们也不都是傻瓜和懦夫，然而为什么他们不能停止回避这些重大挑战，对挽救日益沉沦的经济有所作为呢？

问题的症结在于最终由谁来埋单？

4年前，当危机尚停留在私人部门（比如华尔街或冰岛、爱尔兰的银行系统内）的时候，美国和这几个欧洲国家的政府可以为拯救它们“埋单”。而4年来危机逐渐转移成一个个国家的主权危机，它仍然也需要埋单者。换言之，必须要有一些国家为另一些国家“埋单”，虽然这个“买单”的过程和形式因为经过了欧盟、欧洲央行和IMF等各种国际组织之手而变得比较复杂曲折。但这在当今民族国家世界体系内几乎是不可能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更加不可能违逆民意而迈出这一步。因此，这次危机的解决不利在更深的层面折射出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本土化之间的深刻矛盾。

    70年前的大萧条后来之所以能够被成功克服，除了由于当时全球化程度不高外，更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拥有全世界一半的GDP和外汇储备，这使得美国实际上承担了“全球政府”的相当一部分功能，当然它自己也从中换取了巨大好处。时至今日，疲惫不堪的美国已难以重新成为发动机，而过分期待中国则显然也不切实际。于是，今日的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增长无极”的时代。

【下篇】中国经济蕴含的变局

在温家宝总理眼里，2011年是“最困难的一年”的话，2012年则是“最复杂同时又充满希望的一年”。那么，经历了换届以后的2013年将会呈现怎样一种扑朔迷离的变局呢？

四．中国高增长时代的终结

    早在去年末、今年初，国际上围绕2012年中国经济是否会“硬着陆”就曾出现过激烈的争论。由于担心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及由此可能对原本就十分脆弱的中国银行业造成的巨大危机，加之目前已超过10万亿元而且还在日益膨胀的地方政府债务，许多人——其中包括著名的评级机构惠誉——将中国的“硬着陆”视为比欧洲债务危机更值得忧虑的2012年全球经济头号潜在风险。

从IMF、世界银行这些国际组织到几乎所有的投行研究部门都纷纷下调了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并一再发出投资预警。的确，4年前雷曼兄弟倒闭后全球经济陷入低迷和恐慌时，中国推出了人民币4万亿元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在千钧一发之际稳定了全球经济。作为GDP占全球近10%份额的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来自中国的需求对澳大利亚、加拿大和巴西这些原材料供应国的繁荣，对德国和日本这些高端制造业出口国的就业，对跨国公司的业务……都起到一柱擎天的支撑作用。但到了今年，中国似乎再也无力将全球经济从“二次探底”的阴霾中拯救出来。

    在3月份召开的全国人大上，中国政府放弃了已经延续7年的“保八”惯例，主动将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调低到7.5%。官方将这一显眼的下降解释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谋求更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而根据绝大多数专家学者和分析机构的看法，7.5%的目标只是一个底线，他们普遍预计今年的真实GDP增长仍将超过8%。

    但即便如此，正如另一家著名评级机构穆迪所指出的，下调后的在经济增长目标反映了“中国经济新的现实”——中国经济高增长时代的大幕已经降下，我们也许从此将步入一个“中速发展阶段”。

    现在回头来看，过去一年来的经济减速的幅度很可能比预料中的还要大。数据显示，前三季度GDP同比增速继续下滑，创下了近三年的新低。不仅工业增长和财政收入出现预期中的急剧下降，更令人吃惊和担忧的是：中国经济赖以维系的生命线——进出口，尤其是对欧洲的出口——呈现“断崖式下跌”。而那些能够预示未来走势的先行指数，如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发电量、银行信贷投放总量等，虽然几个月来冷热交替，但震荡下行的总趋势却是显而易见的。

五．今后不再可能出台大规模输血政策

    温家宝总理今年2月份的时候说，预调、微调经济政策从第一季度就要开始，这是中国政府对经济放缓担忧加剧的第一个信号。而在6月中旬于武汉召开的六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上，温家宝进一步指出，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据说他还明确提到，尽管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为7.5%，但仍要保8%的实际增长率，并要求立即采取措施确保经济尽快触底回升。

    过去几个月里，央行已经多次下调存准率，向市场释放了1万多亿元流动性。6月7日，它更是出人意料地宣布3年多来首次降息。

    但显然，仅有这些“稳健的货币政策”是远远不够的，财政上的刺激或许也是必须的。值得稍感安慰的是，相对于处境焦头烂额的欧洲与美国，中国政府为避免经济硬着陆手中所握有的弹药要充沛得多。首先，中国的总体财政状况良好，政府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相当健康，去年全国税再创新高，超过10万亿元人民币，这使政府在必要时可以有足够的真金白银加大支出，如果未来能够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的分红比例的话，政府收入方面可以挖掘的潜力还很巨大；其次，中国有足够的资金为可能发生信贷危机的银行纾困，其中可动用的包括3.2万亿美元的巨额外汇储备；第三，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年多来的抗通胀调控见取得了显著成效，CPI指数重回下行通道，甚至还扭转了24个月以来的负利率状况，这为货币政策更大胆的调整预留更大的回旋余地。此外，目前中国工业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依然不低，就业形势乐观，这些均表明经济的微观基础并没有出现太严重的恶化。

    眼下人们最担心的便是政府因为担心经济过分减速而重新走上过去15年来那条仿佛是屡试不爽的过度依赖投资和注入流动性来拉动经济的老路，因为这无疑将使原本就“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温家宝语）更加失衡。事实上，中国经济严重依赖投资和出口、国内需求长期不振、重复投资导致产能过剩、资源能源使用效率低下、生态环境恶化……这些都是中国经济备受诟病的短板。此外，简单的刺激举措短期里可能会取得一些GDP数字上的效果，但必将造成新一轮更严重的通胀——上一轮4万亿的后遗症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至今还没有消除呢。而且长期来看，这类强心针似的刺激政策一定是效用递减而后遗症递增。

    有一点是肯定的：2013年中国决策者不太可能再出台任何大规模输血政策。

六．2013年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

    主张“动手术”的改革派人为，中国只有刻不容缓地进行各项结构性改革，才是真正的保增长良方。在谢国忠这样相对偏激的改革派看来，软着陆不一定是好事，硬着陆也不一定是坏事。事实上，如果中国现在发生硬着陆，很可能将推动中国进行痛苦的改革，此后经济将会保持长期繁荣。现在正是结构调整，清理低效率企业的最佳时机，因此他们坚决反对政府再次救市。

今年以来政府显然也有限度地听取了他们的意见，4月以后，中国再次改革汇率机制，扩大了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区间；稍后又批准了温州金融实验区和深圳前海金融创新改革；此外，国务院陆续出台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铁路、能源、电信、电力等传统上被国有企业行政垄断的领域；已经在上海等地试点了将近一年的增值税改革正在全国范围内推开……

    这些改革举措的成效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我本人也是输血的坚决反对者和改革的坚定支持者，但有一句话这里恐怕不得不说，这些改革呼吁者们所指出的中国经济中的所有结构性问题大概都是正确的，然而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并非今年才突然出现的。因此，对于中国经济来说，结构性的改革或许永远都是需要和迫切的，但它并非改善宏观经济现状的有针对性的良策。

    说到底，宏观问题与结构问题必须正确区分，虽然它们经常纠缠在一起。现在看来，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仍然是必须，尤其是财政政策。但新的财政拉动应该坚决摈弃过去那套凯恩斯主义的公共投资方案，而应该着眼于以下两方面——

首先是结构性减税；其中既包括前述的消费补贴，亦应将下调进口关税考虑在内。同样是有可能扩大财政赤字的刺激政策，减税和消费补贴充分发挥了市场的自发选择机制，因而有助于企业和产业的优胜劣汰和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而政府集中投资则以人为决策代替市场选择，往往保护了落后产能，对喊了多少年的“调结构”有害无益。不过，到目前为止已经出台的减税在总量和涉及领域个方面都过于有限，有分析甚至认为，今年减税的总量甚至还比不上新增加的税费！我认为，在扩大减税及补贴覆盖范围方面，除了节能环保之外，与加快城市化进程有关的各项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都是大有作为的。

    其次，政府还应该及时推进供给端的改革政策，在稳定传统消费热点的同时，尽快培育有潜力的新消费亮点，包括金融服务、旅游、休闲、医疗服务等。当然，这项任务不仅需要财政政策的支持，也有赖于在法律、行政等个方面改善消费环境、方便行业准入、完善市场监管。

    将要从温家宝手里接过主管经济的接力棒的李克强副总理近来强调得最多的便是城镇化，在他看来，这是确保中国经济未来得以继续保持高增长的最有力因素。的确，迄今为止中国的城镇化水平还很低，在这方面潜力巨大，而城镇化牵涉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能够带动许多产业的发展。但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而且只有在市场本身力量的基础上因势利导，才能对拉动经济产生正面的效果。此外，这也是一项耗时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期限的工程，如果我们能够在2013年里地看出一些比较清晰的端倪，那已相当不错了。

    写于2012年12月21-22日，发表于2013年1月上旬出版的第192期《瞭望中国》杂志，有删节。链接：http://www.outlookchina.net/template/news_page.asp?id=6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