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金融危机四周年祭（下）

4年前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降临、并随后便在各国政府协力“救市”的政策下很快稳定下来以后，许多政客和财经官员都头头是道地宣称已从70年前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和日本过去20年来的长期低迷中汲取了足够教训——救市的成效不是证明了这一点吗？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吸取得十分有限。

1年多前，《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Brett Arends在一篇文章中历数了他认为第二次危机不可避免的十大理由：1.我们还在总结上次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2.无人被查处；3.激励措施仍存在陷阱；4.裁判“吹黑哨”；5.股市再次暴涨；6.衍生品定时炸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危险，且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7.掌权的还是老一套的人物；8.贝南克不明白他的职责；9.杠杆率高到了疯狂的地步；10.实体经济仍然萧条。

这么多的理由其实大多可以概括成以下这一条：导致目前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和经济动荡的根源一个都没有消除，有些反而在政府为应对危机而不断祭出刺激政策的“猛药”后进一步加强。就是说，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旧模式依然在运转。

    不过我在前面的文章里已经写到过，接下来全球经济出现剧烈的“二次探底”的可能性现在看来并不大。2008年的这个时候，突然爆发的危机让各国决策者措手不及，他们没什么时间就适当的应对措施展开争论，向市场注入巨量流动性的政策其实是他们的本能和直觉反应。但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它们造成了严重的后遗症和眼下仍在不断深化的更为复杂的新问题。

    所不同的是，目前的危机是缓慢发展的，这就使得政客们有时间去争辩、搪塞、并在重重妥协之下出台一个个“头痛医头、脚疼医脚”的权宜之计，但这只能把问题拖延一阵，而非真正解决问题。这一点，在两年来欧元区成员国应对主权债务危机时展露无余——迄今为止它们没有达成过一项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案，而一直是走一步看一步，只同意采取防止近期内主权债务违约所必须的最低限度的行动。

美联储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他被认为是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极具洞见地指出，近年来，每当面临在“救助一家大公司”和“承受负面经济风险”之间做选择，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几乎总会令人遗憾地选择出手干预。不干预不会获得多少赞扬，即便随后没有出现问题；但假如随后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各方就会对政策制定者的不作为大加嘲讽，国会还会做出更强烈的举动。其后果是，监管政策变得高度倾向于最大化短期纾困援助，而其代价是牺牲长期繁荣。

因此，如果我们想要不浪费眼前的这场危机，从中真正汲取一些对未来有所裨益的教训的话，这便是最大的教训：不要幻想能够用几乎无痛苦的极小的努力换来全面的稳定。4年来不断恶化的现实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拖延只可能使问题逐步（虽然不是急剧）恶化，问题不会自行消除。

    不少人正确地指出，要从旧的失衡的经济模式中走出来，危机前不可持续的增长所导致的各种不平衡必须得到修正，全球经济就需要实现“再平衡”。在我看来，这一过程至少应当包含以下几个不同层面的内容。

    首先，不论是私人部门还是公共部门，都必须经历一个“去杠杆化”的过程。各种资产泡沫必须被挤压，债务和赤字必须得到清理和偿还，不管这个过程是多么痛苦。

    在IMF追踪的1929年以来的14轮经济周期中，本轮复苏是最缓慢的，但信贷反弹却是最快的。很明显，信贷和经济周期已经脱节。这里的逻辑是危险的：各国政府为了救市而采取的低利率政策及市场上满溢的流动性已经引发了又一轮不负责任的放贷，而这恰恰是4年前华尔街金融海啸的直接原因。虽然低利率对于那些依靠存款过活的人们来说很不公平，但对借贷者（投资者）——比如政府自己——来说却大有好处。它的总体结果是导致低收入者补贴政府和高收入者，而这种模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去杠杆化”的过程还要求全球市场——特别是发达经济体——降低金融虚拟经济所占的比重，恢复实体经济的活力及盈利能力。2012年5月底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2000家欧美大型企业的资产负债表上累积了高达1.2万亿美元的现金，相当于它们总销售额的近7%。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英美两国，在正常和健康的情况下，企业部门往往是净借款者，而非净储蓄者。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企业看不到再投资的盈利前景而决定不再投资，它们无谓地将这笔钱作为营运资本储备或投入金融市场。这对市场的未来来说构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企业越少投资，失业就越增加，市场需求就越萎缩，而这反过来使企业更不敢轻易投资……

    就这个问题来看，未来发达经济体需要加大投资于人力资本、技能培训与社会安全网络，以提高生产率和工人竞争力，灵活适应经济全球化并从中受益。只有这样，才能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解决就业问题。否则就难免会有一天重演上世纪30年代的噩梦：无穷无尽的停滞、萧条、货币和贸易战争、资本管制、金融危机、主权破产和社会政治动荡。

    “再平衡”的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部分就是，“消费”、“储蓄”和“投资”三者要取得合理的平衡。而这本身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两个层次。

纵观全球，自危机爆发以来，各国政府均进一步强化了危险的消费模式，但刺激消费并不是绝对真理。事实上，美国式的挥霍无度的透支消费模式正是本轮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美国人必须厉行节约，增加储蓄；而中国人则应当扩大消费，同时所有国家都应当合理消费。为此，耶鲁大学教授、摩根斯坦利前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近年来不懈呼吁：美国政治领导人必须停止攻击人民币，而是要反省一下自己的贸易模式，为什么跟这么多国家的多边贸易都不平衡。

单就中国而言，提高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其真正含义是要提高人民的收入。中国人储蓄意愿强，不仅不是经济之忧，反而是未来强国之道。但中国消费比重低，主要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是人民的收入在整体经济的产出分配中得到的份额太少，中国人消费不起。其次，中国需要减少投资比重，其真正含义是要提高投资的效率，这就需要通过体制改革让市场而非政府更多地主导资源配置。

    此外，“再平衡”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在推进的过程中需要精准地把握好节奏和度，这里面本身就有一系列如何“平衡”的技巧问题。例如，发生债务危机以后，美国和欧洲都不可避免地采取财政紧缩政策。然而，正如IMF最近一直强调的，长期来看紧缩是必须的，但在短期内过度紧缩的政策却并不可取。虽然我们不一定要同意凯恩斯主义，但如果私人部门的复苏尚未真正形成，公共部门又急剧削减，那么很有可能扼杀经济复苏的势头。因为紧缩意味着削减现有福利（包括养老金、医保水平、教育开支等）以及削弱政府在保障这些福利方面的作用。而如果大多数收人收入减少，他们显然会减少消费，进而使企业的利润下降……

以IMF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为代表的温和派明智地指出，发达国家短期措施的着力点应当是促进增长，紧缩应当跟随在复苏之后。实际上，赤字既是靠削减支出、也是靠增加收入来实现的。在很多情况下，后者更为有效。而增加税收的前提是经济和就业的增长，单纯而过度的紧缩政策会损害这种增长。

    综合起来看，要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新兴经济体要提高市场效率，发达经济体则要打破政治僵局。两者说到底都是政治过程，都需要靠改革来推动。某种程度上说，雷曼兄弟公司冲击之后,美国已经将经济这条大船的船头从“市场时代”拨转到“政府时代”。然而，当今世界最令人失望和担忧的，恰恰是各国政府高度缺乏的政治意愿。从G7到G20，从欧盟峰会到APEC非正式会议，再到经合组织（OECD）等各类组织会议……领导人们磋商了一轮又一轮，作出了一个又一个承诺。但具体而大胆的措施付之阙如，与其说他们是在解决问题，不如说是在妨碍问题的解决。美国财长盖特纳一针见血地批评说：欧洲和美国当下的问题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政治失灵”。

说实在的，眼下不管是在欧洲大陆还是在美洲大陆，所有人都不再怀疑威胁的严重程度，所有人都了解推出更有力政策的紧迫性，像默克尔和卡梅伦这样的政治家们也不都是傻瓜和懦夫，然而为什么他们不能停止回避这些重大挑战，对挽救日益沉沦的经济有所作为呢？

问题的症结在于最终由谁来埋单？

4年前，当危机尚停留在私人部门（比如华尔街或冰岛、爱尔兰的银行系统内）的时候，美国和这几个欧洲国家的政府可以为拯救它们“埋单”。而4年来危机逐渐转移成一个个国家的主权危机，它仍然也需要埋单者。换言之，必须要有一些国家为另一些国家“埋单”，虽然这个“买单”的过程和形式因为经过了欧盟、欧洲央行和IMF等各种国际组织之手而变得比较复杂曲折。但这在当今民族国家世界体系内几乎是不可能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更加不可能违逆民意而迈出这一步。因此，这次危机的解决不利在更深的层面折射出经济全球化与政治本土化之间的深刻矛盾。

    70年前的大萧条后来之所以能够被成功克服，除了由于当时全球化程度不高外，更主要是因为当时美国拥有全世界一半的GDP和外汇储备，这使得美国实际上承担了“全球政府”的相当一部分功能，当然它自己也从中换取了巨大好处。时至今日，疲惫不堪的美国已难以重新成为发动机，而过分期待中国则显然也不切实际。于是，今日的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增长无极”的时代。

    从政治的角度看，未来半年到一年是各国治理经济危机的关键期。4年一届的美国总统大选举和5年一次的中共党代会两周后就将举行，这两个事件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美国“财政断崖”和中国结构改革的走向。而对解决欧元危机发挥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另一个经济大国——德国明年也将要举行大选，欧洲议会选举则将在2014年6月进行。我们不能幻想这些大国的政局演变会给世界经济走出泥淖带来立竿见影的利好，但也许它们能够为沉闷而又隐隐不安的经济现状注入一些新鲜的观点。

    当下有两个相反的趋势同时出现在欧洲的政治舞台，一方面，欧盟正在谨慎地朝更加紧密的财政统一方向努力迈步，应当说这是解决上文已经分析过的国际政治经济深层矛盾的根本之道；另一方面，一些欧洲国家内部，如英国（苏格兰）、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比利时（弗莱芒地区）又出现了愈来愈强烈的分裂呼声。其实，这两种看似南辕北辙的诉求是完全有可能在欧盟这一人类历史中前无古人的超主权政治组织中得到同时包容满足的，但这将导致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瓦解，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经济。

    写于2012年10月21-22日，一部分发表于 2012年11月1日出版的《时代周报》；链接：http://time-weekly.com/story/2012-11-01/127621.html。另一部分发表于2012年11月3日《南方都市报》专栏，见报标题：欧美的经济问题不是源于市场失灵；链接：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2-11/03/content_174612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