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金融危机四周年祭（中）

    上周末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年会非但没有就任何切实可行的下一步行动达成共识或哪怕妥协，反而将全球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冲突展露无余。各国的财经高官们把会期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了互相指责上——既是为了逃避责任，也是为了通过加大施压让其他国家率先行动。在一事无成之后，他们把皮球踢给了下一次会议，一如近年来一直做的那样。

    眼看着希腊政府到下月就将耗尽所有资金，IMF呼吁给予它更多时间来实现原先的减赤目标，法国财政部长领头的一部分欧洲领导人表态支持这样的灵活性，但又一次遭到了德国的冰冷拒绝；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国家和组织——特别是许多新兴经济体——强烈要求美国尽快采取措施，化解80天后将要再度出现的财政僵局，人们对去年夏天发生在美国国会的那场令国际金融市场心惊肉跳的艰苦谈判记忆犹新；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第三大经济体（日本）之间爆发的短时期内看来难以缓和的钓鱼岛争端，则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横亘其间，且不说年内增长预期已经一降再降的日本，这对增长率已跌至4年来最低的中国经济而言，也蕴含了难言的风险……

    上述这些争吵揭示的是当下世界经济所面临的几大确定风险，在我看来，其中，短期风险最大和最直接（俗话叫“火烧眉毛”）的是美国的“财政断崖”，最难解决和对全球经济拖累最大的是不断蔓延和加深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而长期来看影响难以预估的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放缓甚至硬着陆。

在危机的另一端，所谓“尾部风险”（tail risk，即指事件正态分布曲线里的小概率极端事件）或“黑天鹅事件”（在发现黑天鹅之前，人们认为天鹅都是白色的，因此“黑天鹅”常比喻不可预测的重大稀有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依然不能忽视。事实上，由于过去两年里“黑天鹅”突然如此大规模地集中现身，以至于华尔街的交易员发明了一个可怕的新词：“黑天鹅疲劳”(black swan fatigue)。

虽说像新西兰地震、日本海啸、冰岛火山喷发、泰国洪水……这样的天灾几乎是不可预测的，但对于一些“人祸”，我们还是有机会从目前业已或正在发生的事态中搜寻到其未来走向的蛛丝马迹的。

    这些黑天鹅中，可能性最大的第一当属中东动荡加剧，而其中首当其冲的是以色列（极可能把美国拖进去）同伊朗开战，以及叙利亚内战的扩大，土耳其和沙特等地区大国卷入。按照世界银行的估计，一年多来席卷中东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已使中东北非地区经济增长整体被拖累约2.4个百分点。但若伊朗等产油大国发生战争，则势必极大地冲击国际油价，其所造成的“第四次石油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将使难以估量的。根据历史数据，石油价格每上涨10%，全球GDP增长就会下降0.2%-0.3%。

    其次是包括中日钓鱼岛、韩日独岛以及南海诸岛问题在内的东亚领土争端的升级。前面已经提及，中日分别为全球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两国之间一旦爆发大规模经济战，那么对两国本身、地区及世界经济的负面影响注定是巨大的。近期的许多迹象表明，这种可能性虽尚未成必然，但它正在显著上升。而一旦东海和南海爆发战争，甚至将美国卷入，则将必然转变为中美之间的直接对抗，其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毁灭性的。届时，经济会反而隐退为次要问题。

    第三是大国的选举和领导人更迭。由于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美、俄、中、法四大国都面临大选或最高领导交班，2012年被媒体称为“超级大选年”。在已经完成选举的俄罗斯和法国，虽然民众的分歧和抗争尚在当局控制之中，但局势表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未来执政之路注定将是十分艰险的。 11月6日和8日，当今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中国将分别迎来总统大选和党代会换届。如果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击败现任总统奥巴马的话，那么从其竞选纲领来看，未来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将急剧转向，这其中蕴含着令人不安的信号。

最后是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民众因不堪忍受连年财政紧缩的痛苦而发生大规模抗议和社会动荡。希腊、西班牙等“欧猪五国”的罢工示威已是家常便饭，而去年8月的伦敦骚乱和秋天以后从华尔街点燃、并迅速延烧至整个西方的“占领运动”则是发达世界内这种民怨沸腾的先兆。国际劳工组织今年4月底公布的《2012年劳动世界报告》称，2012年的全球失业人数将达到2.02亿，2013年还将有500万人失去工作，从而导致全球失业率上升至6.2%。而在经合组织(OECD)中，年龄在15岁至24岁之间的年轻人今年第一季度的失业率高达19.7%。在西班牙，这个数字上升到了惊人的44%！这为发达国家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的更大规模的骚乱乃至暴动预备了肥沃的社会土壤。

    更为致命的是，疲于奔命的各国政府眼下没有足够的资金和资源去应付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英国一家名叫Chatham House的智囊机构今年年初警告说，一旦发生重大自然灾难或者恐怖袭击，脆弱的全球经济所能承受的上限只有一周时间。

但即便如此，我仍然不像那些极端悲观主义者那样，认为在未来的几年里会出现罕见的毁灭性的经济大衰退（Great Recession）及政治大动荡局面。毕竟，人类还是从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随后的二战和冷战中汲取了一些教训的。

最关键的是，当今世界与那时相比处于一个有利得多的位置——当时，大多数大的经济体都实行金本位制，如今，欧元区的经济只占世界产出的不到15%；当时，世界缺少一个全球领袖，如今，美国虽然正衰落（不幸的是，70年前那个曾拥有强大支付能力和贸易顺差的全球最大债权国，现在已变成全球最大负债国），但似乎仍然勉强承担得起这种责任；此外，今天的国际机构更强大了，发达国家普遍拥有一个更加稳健的民主政治机制、中央银行系统和社会保障体系……

    因此，更有可能的一种情况是：世界经济将步入一个长期的疲弱艰难的低增长周期，而不是一次剧烈但短暂的衰退。媒体为此发明了“大停滞”（The Great Stagnation）这个词，世界银行则将这种黯淡前景定义为“长期震荡”。欧洲央行今年夏天的一份月度研究报告中说，发达工业国家2009年以来复苏的步伐远远慢于以往任何一次经济衰退后的复苏步伐。现在看来，只要没有意外的因素出现，例如新的重大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市场开发以及地理发现，那么，世界经济的这种泥泞蹒跚的“艰难市道”将持续10年至20年。

现在我们也许应当承认，欧元区危机不是一代人能够解决的，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也不是在一个景气周期内能够调整完成的，日本将继续缓慢而无望地衰退，美国则首先需要弥合看似不可能弥合的政治分裂……换言之，我们将面对一个“失去的N年”。

2012年不会印证古代雅玛人的预言，但2012年可能的确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从日本到欧洲，从中国到美国，越来越多的人终于第一次严肃地认识到，“过去的好时光”已经不复存在。

       写于2012年10月15-16日，发表于2012年10月18日出版的《时代周报》；见报标题：全球经济的“黑天鹅”与“大停滞”；链接：http://time-weekly.com/story/2012-10-18/127344.html。